晋初文学首推二陆;即就文学批评言,二陆亦较为重要。陆云《与兄平原书》凡数十通,大率讨论文事;不过以其过涉琐碎,无关弘旨,故不赘述。今仅就陆机《文赋》言之。其《文赋自序》虽谓“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似乎于文学之精微处未曾论及;但是他毕竟是“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者,毕竟是“每自属文,尤见其情”者,所以无论如何颇能道出作文之利害所由。刘勰《文心雕龙》之论《文赋》,虽谓其“巧而碎乱”,似有贬辞。但其碎乱之故,由于为赋体所限,似不应以是为病;至其精微之处,则固不得不以“巧”许之。(6)
陆机自谓“普辞条与文律,良余膺之所服”。所以论文亦颇讲及一些粗迹。如在积极方面,主张:
一、选辞 其目的要使“选义按部,考辞就班,抱暑者咸叩,怀响者毕弹”。使不注重选辞,则其弊为“或辞害而理比,或言顺而义妨”。
二、谋篇 其方法:“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或本隐以之显,或求易而得难。”否则不能谋篇,其弊成为“或仰逼于先条,或俯侵于后章”了。
三、择体 其标准是:“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
四、定旨 其规律是:“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
其在消极方面则主张:
一、勿模袭 陆机虽近于古典派,但不过沿袭以前文人的技巧使之益进而已,他决不如明代前后七子之句剽字窃以为古者。所以他又说:“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衍义,亦虽爱而必捐。”明白这一点则知六朝文人虽多属于古典文学,而一二足以代表的名家,却都是善于新变者。此又陆机所谓“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也。
二、去疵累 有时得了一二佳句,固然足使累句增光,即他所谓“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剪,亦蒙荣于集翠”者是。但是疵累过多有时也总不免“混妍蚩而成体,累良质而为瑕”了。
这些都是所谓辞条文律。他再进一步论及为文之难,不易到恰好的地步:重质而轻辞,则虽应而不和;重辞而遗情,则虽和而不悲;任情而无检,则虽悲而不雅;约情而止礼,则既雅而不艳。此则成为批评上的问题,不仅是修辞上的问题了。所以他又说:
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或览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后精;譬犹舞者赴节以投,歌者应弦而遣声。是盖轮扁所不得言,故亦非华说之所能精。
粗迹可以言而不可以泥。所以不可以泥之故,即由于要“因宜适变”。这个“因宜适变”,便是所谓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即作者亦不自知的,所以不可以言传了。但此虽非华说之所能精,而陆机却颇能道出为文之甘苦,颇能攫住文学的要领。
第一项是天才,文学的天才,不是众人所同具,即有此天才的人其等量又不可以相齐。固然衡量作者的天才不必如什么八斗或几斗的量法,但是创作之必赖于天才是无可疑的。他说:
彼琼敷与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龠之罔穷,与天地乎并育。虽纷蔼于此世,嗟不盈于予掬。患挈瓶之屡空,病昌言之难属。故踸踔于短垣,放庸音以足曲。
司马相如之论赋心,谓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曹丕之论文气,谓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些都是说明才性之有特长,所以这犹不是陆机《文赋》的长处。
第二项是情感,这也是一般人所共知。《诗序》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班固所谓“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不过他再申说一些“感于物而动”的道理而已。他说:
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
这些都是说明即景生情的实感。
第三项是想像。文学重要的生命有二,一是实感,一是想像力,要能从想像力中活跃出实感来,才尽文学家的能事。《文赋》中间描写想像力的方面却颇有精彩。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瞳矇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沉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上天下地,往古来今,都在想像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如此才见得想像力的丰富瑰伟。
第四项是感兴,不论何种艺术,待到他组成作品的时候,他所经历的过程,总不能越过感兴一个阶级,而于文学为尤甚。所谓感兴即是感情的一种兴奋状态。感兴浓到不能自禁的时候便须发挥其天才,宣泄其情感,而运用其想像以成为作品。文人作文,诗人作诗,都在能擒住这一种感兴而已。此意亦发自陆机,其所论亦颇精到。他说:
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
感兴方浓不能遏止其发露,感兴不来不能勉强去酝酿。这一节形容感兴的起灭,确是所谓“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才能深知此中之甘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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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威蕤以遝,唯豪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
这是说感兴来的时候,酝酿成熟,故能提起锐笔,一呵而就;此所以“或率意而寡尤”。
“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揽营魂以探赜,顿精爽于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这是说感兴不来或感兴已去的时候,即使欲勉强作文而时机未熟,不免徒劳无功,此所以“或竭情而多悔”。
这些都是他较精微的方面,而想像与感兴尤为他独到的见解。(7)
至其在文学批评史上承前启后的关系则为:(1)文体的辨析,(2)骈偶的主张,(3)音律的问题,兹分言之于下:
自曹丕论文,创为四科之论,而桓范《世要论》亦有《序作》、《赞象》、《铭诔》诸篇说明各体之旨。(8)如《序作》篇云:
夫著作书论者,乃欲阐弘大道,述明圣教,推演事理,尽极情类,记是贬非,以为法式,当时可行,后世可修。……而世俗之人不解作体,而务泛溢之言,不存有益之义,非也。故作者不尚其辞丽而贵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恶其伤义也。故夫小辩破道,狂简之徒,斐然成文,皆圣人之所疾矣。
《赞象》篇云:
夫赞象之作,所以昭述勋德,思咏政惠,此盖诗颂之末流矣。……若言不足纪,事不足述,虚而为盈,亡而为有,此圣人之所疾,庶几之所耻也。
《铭诔》篇云:
夫渝世富贵,乘时要世,爵以赂至,官以贿成,……此乃绳墨之所加,流放之所弃;而门生故吏,合集财货,刊石纪功,称述勋德,高邈伊、周,下陵管、晏,远追豹、产,近逾黄、邵,势重者称美,财富者文丽。后人相踵,称以为义。外若赞善,内为己发。上下相效,竞以为荣。其流之弊,乃至于此。欺曜当时,疑误后世,罪莫大焉。
综其所言,亦大抵曹丕“书论宜理,铭诔尚实”之义。至陆机《文赋》遂益说明体裁之性质。其言云:
诗缘情而绮靡。——李善《文选注》(以下简称“李”):“诗以言志,故曰缘情;绮靡,精妙之言。”王闿运《论诗文体法》(以下简称“王”):“诗,承也,持也。承人心性而持之,以风上化下,使感于无形,动于自然。故贵以词掩意,托物寄兴,使吾志曲隐而自达,闻者激昂而欲赴。……非可快意骋词自仗其偏颇,以供世人之喜怒也。
赋体物而浏亮。——李云:“赋以陈事,故曰体物。浏亮,清明之称。”王云:“赋者诗之一体,即今谜也。……庄论不如隐言,故荀卿、宋玉赋因作矣。汉代大盛,则有相如、平子之流以讽其君。太冲、安仁发摅学识,用兼诗书,其文烂焉。要本隐以之显,故托体于物而贵清明也。”
碑披文以相质。——李云:“碑以叙德,故文质相半。”王云:“碑始于庙,碑文则始墓道。以文述事,而不可以事为主。相质者,饰质也。”
诔缠绵而凄怆。——李云:“诔以陈哀,故缠绵凄惨。”
铭博约而温润。——李云:“博约谓事博文约也。铭以题勒示后,故博约温润。”王云:“铭记一类也,言欲博,典欲约。”
箴顿挫而清壮。——李云:“箴以讥刺得失,故顿挫清壮。”王云:“箴当耸听,故当顿挫。”
颂优游以彬蔚。——李云:“颂以褒述功美,以辞为主,故优游彬蔚。”王云:“后世之颂,皆应制赞人之文,故贵优游不可谓誉。——以上皆有韵之文。诗之末流,皆主华饰。”
论精微而朗畅。——李云:“论以评议臧否,以当为宗,故精微朗畅。”王云:“是非不决,论以明之,故必探其精微,使朗然而晓。”
奏平彻而闲雅。——李云:“奏以陈情叙事,故平彻闲雅。”王云:“奏施君上,故必气平理彻。”
说炜烨而谲诳。——李云:“说以感动为先,故炜烨谲诳。”王云:“说当回人之意,改已成之事,谲诳之使反于正,非尚诈也。——以上皆无韵之文,单行直叙。”
此亦重在各种体制与风格之关系。与曹丕《典论·论文》所云相同,而与后世刘勰、司空图诸人之论风格者相异。盖他们只重在说明某种文体之标准的风格,以为文体辨析之准则,所以不免偏于古典的倾向也。
至其骈偶的主张也与其作风有关。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评潘、陆语称为“缛旨星稠,繁文绮合”。所以他的论文主张亦偏主妍丽。他说:“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这种主张,实开元嘉文学的风气,颜延年、谢灵运等的作风都自此出。(9)
此外他所提出者犹有音律的问题。司马相如之论赋迹,虽云“一经一纬,一宫一商”,似乎已经明白音律的重要。迨至陆机始渐发挥斯义。他说:“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似乎后世所谓“韵”、“和”的问题,陆机已启其端。不过此时于音韵方面的辨析还不精,所以他的所谓音律是指自然的音调而言。他说:“块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纬。”又云:“或寄辞于瘁音,徒靡言而弗华。”又云:“故踸踔于短垣,放庸音以足曲。”其评论文字都重在音节。则知沈约所谓“潘、陆、颜、谢,去之弥远”者,不过指人工的音律言耳。所以这种主张也未尝不是永明文学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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