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扬雄之早年赋论

两汉文学以辞赋为主潮，所以也颇多论赋之语；尤其以扬雄所言，最足代表汉代赋论的两方面。大抵汉人论赋不外两点：一是站在文学的立场言者，一是站在儒学的方面言者；而扬雄一生之赋论却兼有这两方面。盖扬雄之论赋，随其一生兴趣之转移而有早年、晚年的分别。《法言·吾子》篇云：“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可知他早年是好作辞赋，至晚年则兴趣一转，始由文而倾向于学，遂以为壮夫不为了。因他这种兴趣之转移，所以他对于文学批评的见解，也有早年、晚年的分别。

其在早年对于辞赋犹有兴趣的时候，论赋亦偏于文学的立场。桓谭《新论·道赋》篇引扬雄语云：“能读千赋，则善赋。”《西京杂记》亦引此语。又《西京杂记》中另有一节云：

司马长卿赋，时人皆称典而丽，虽诗人之作不能加也。扬子云曰：“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耶？”子云学相如而弗逮，故雅服焉。⁽¹⁾

这些话与《法言》所载论赋之语绝不相同，当是他早年的见解。《西京杂记》一书，其本身虽不甚可靠，有的谓晋葛洪所撰，有的谓梁吴均所撰，不能信为刘歆之著；⁽²⁾但如上述这些言语亦见于桓谭《新论》，则谓为扬雄所言，或亦未必无据。这些话的重要，即在应用“神”的观念到文学批评上，即在很能说明作赋的工夫之甘苦。这实是值得注意的事。盖其所谓“读千首赋乃能作赋”云者，即是火候到时莫知其然而然的境界，是指学力言者。⁽³⁾其所谓“神化所至”云云，即是庄子所谓“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的意思，是偏重在天分言者。学力犹可勉强，天分则不可勉强了。所以对于司马相如天分之高，当然要十分倾倒，而觉得似乎不是从人间来了。至于《法言·君子》篇之论相如，称为“文丽用寡”，则又另用道德的观念来批评。此是扬雄晚年的见解，固宜其有不满的论调矣。

因此问题，再想到《西京杂记》所载司马相如答盛览问赋之语，谓：

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www.xing528.com)

此数语虽不能遽信为相如所言，然其以文之形式为迹，而以文之精微归之于赋家之心，或是扬雄以前所已经拈出的问题。所以扬雄继之再提出一个“神”字。扬雄称相如赋非自人间来，即谓这个不可得而传的赋家之心，出于天才，非尽人所可企及耳。旧时文学批评上的用字，总以愈抽象的愈能阐发文艺上的神秘性，所以“心”字犹落迹象，“神”字便较为微玄。盖心是赋家之所禀，神是赋家之所诣。一指才性，所以所谓“包括宇宙，总览人物”者，是绝对不可得而传；一则兼指工夫，所以似乎犹有可以用力的地方。扬雄言：“能读千赋则善赋。”这即是艺术上的神秘，所谓“巧者不过习者之门”。司马相如所言的是不可得而传的心，扬雄则进一步推究到不可得而传的法。《法言·问神》篇云：“或问神？曰：心。”又云：“昔者仲尼潜心于文王矣，达之；颜渊亦潜心于仲尼矣，未达一间耳。神在所潜而已矣！”李轨《注》云：“神道不远，潜心则是。”心与神的关系，以此数语阐说得最清楚。潜心则自能渐渐达到神化的境界了。换句说来，即是渐渐可使这个不可得而传的赋家之心，也能以下力之久而得之于内了。所以这是一个莫知其所以然并且是不可得而传的方法。

盖在扬雄以前，武帝宣帝并皆提倡辞赋。观《汉书·王褒传》谓：

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辨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奕远矣。

则知扬雄早年未能免俗，沉浸在辞赋中间，正亦不足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