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的成因及防治方法

1．特殊时期的特殊问题

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的集中出现，是与我国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的。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的转型期，各种利益交织，社会矛盾复杂，社会不稳定问题触点增多，解决难度也越来越大，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群体性事件，面对基层维稳的压力，公职人员普遍感到不堪重压。

2．职业特殊性给公务员带来的特殊问题

公务员作为国家行政管理的主体，从仪表谈吐到处理问题的方式，都是群众和媒体关注的焦点。社会大众对公务员的要求是一种期望，也是一种社会压力。因此，公务员象征权力的职业特点也决定了公务员承载着不同于其他群体的心理矛盾，如权力公正性与从业者个体私性的矛盾、重大公共责任与有限个人能力的矛盾、理性制度与个性发展的矛盾等，这些都是给公务员群体带来较大心理隐患的原因。

3．职业竞争带来的心理压力

公务员在我国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职业，其热门程度连续10年居于各行业首位。

首先，激烈的公务员人口竞争，使得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同志“虽胜尤惊”。随着公务员考试录用晋升制度的改革，大批精英进入政府部门，公务员的群体竞争越发激烈。据统计，中国2010年有103万人参加考试，录取比例为63．6∶1，达到1993年《公务员法》颁布、公开招考以来的最高比值。

其次，公务员工作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和社会监督。按照《公务员法》等相关规定，公务员管理逐渐引入聘用制，这一方面有利于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另一方面也给公务员带来较大的心理压力，对职位的担心、个人成就的焦虑容易使公务员陷入心理困境。此外，近年来公务员的薪资待遇以及言论行为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和监督，一些“仇官”心理在社会上存在，公务员必须有较强的心理才能应对这种职业压力和社会压力。

此外，现存体制中的漏洞、缺陷，使公务员在工作上受到严重困扰。尤其是基层干部，经常要面临多种不同类型、不同专业的工作和评比检查。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作为有风险，乱作为也有风险，变通的法子就是不作为，少惹麻烦。出了问题也是上级面前不敢说，同事面前不能说，亲朋面前不愿说，心理压力无法适时释放和派遣，日积月累导致心理严重失衡或身体健康出现问题。

4．对新型政府和角色不适应问题

政府从管理型政府变为服务型政府，以前政府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现在要求公务员深入群众，主动积极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还要接受群众监督，尤其是现在人们文化素质提高了，民主意识增强了，利益诉求也日趋多样化，群众不再盲从。这的确不是轻易能转变过来的，可能会产生旧方法不适应新对象、旧知识不适应新环境等情况。(www.xing528.com)

面对旋转多变的社会和不断更新的知识体系，一些领导干部存在比较严重的“本能恐慌”和“能力危机”。在原则面前失去警觉，在问题面前手足无措，在优势面前错失良机，这样的领导干部经常感觉如履薄冰，压力如影随形。心里“常恨人心不如水”，害怕“等闲平地起风波”，尤其是适应环境能力较差、角色转变较慢的干部，容易在适应期内手忙脚乱，心理紧张。

5．行政问责、网络监督加压

在专家们看来，公务员心理危机的产生于行政问责和网络监督对行政能力提出的考验也有很大关系。随着中国民主进程的加快，问责制度、群众信访、维稳工作都给公务员提出了新的挑战。

新闻媒体的发达，网络监督的兴起，使得公务员不得不面临公众的审视，承受着公众质询带来的压力，近几年关于公务员因为一言不慎而丢掉乌纱帽的报导屡见不鲜。有些公务员从事本职工作擅长，面对公众则显得能力相对薄弱，感觉力不从心，压力重重，当然原来便有的“懒官”“庸官”现在更不好当了。可以说，行政问责的硬约束和虚拟网络的软监督对公务员产生了非常大的约束和压力。

6．传统人际关系和来自家庭的压力

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人际关系的国家，甚至在一些部门和领域，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超过了自己的学识和工作能力，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是每个公务员都很头疼的问题，好多公务员受困于工作环境中复杂而微妙的人际关系。例如有些领导存在家长作风，和同事、不同部门之间存在讳言忌语的现象，特别是涉及利益分配、分工合作、职位升迁时，无形之中又会产生相互之间的隔阂感和不信任。经常想说的不能说，想做的不能做，不想说的必须说，不想做的必须做，因缺乏独立的人格而产生莫大的心理压力。

7．缺少心理疏导的渠道导致压力的积聚

公务员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承担着重大的公共责任，其心理健康问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加之特殊的工作形式和工作环境，导致公务员的心理问题宣泄和疏导的途径相当缺乏。往往是公务员有了心理问题却不知道宣泄、不敢宣泄，甚至不能宣泄，久而久之聚积在心中，导致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最终心力交瘁。当人们要求公务员提供良好的公众服务，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当公众作为被服务者得到了应有的权益和愉悦心情时，往往这些权益和愉悦都是以服务提供者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心理健康的损耗作为代价的。

同时，在对公务员的社会认识和评价上也存在缺失和误区。在中国，社会成员重社会本位轻个人本位的观念根深蒂固，在对领导干部的要求和评价上，我们往往偏重他们的社会属性，偏重他们的言行是否符合社会道德的要求，是否符合国家、民族和集体的利益。在这样的社会氛围和舆论压力下，公务员很难同时顾及完成本职工作和保持身心健康两个问题。事实上，作为一个具有多种社会角色的人，他们的内心世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不少领导干部在认识上也存在误区，仿佛谈心理健康问题有失身份，故意掩饰自己的心理压力；有的领导对心理健康的理解比较模糊，存在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医学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导致把心理问题视为精神问题，贴上有病的标签，从而对心理工作敬而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