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运河制度的废止及发展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朝代，它为漫长的中国漕运发展史谱写了最后的、也是最具有历史意义的篇章，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将历来官办的海路漕运改为商办，促进了中国近代海运事业的兴起与发展。自元朝开创海路漕运后，元、明两朝的海路漕运均由政府包办。清朝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开放海禁以来，民间商船来往于上海、天津之间，十分频繁。但所载运的均为民间货物，漕粮始终不允染指。及至道光四年（1824年），黄河涨水泛滥，高家堰决口，自高邮、宝应至清江浦运河淤浅，漕运艰难。于是海运之议复起，诏魏元煜、颜检、张师诚等各就辖境情况筹措，诸臣惮于更张，遂以难行入奏。这时适有孙玉庭向朝廷告急，因漕船四十帮渡黄艰滞须盘坝，接连请帑至一百二十万金，未几因水势短绌，难以挽运，复请截留漕米一百万石。上命琦善往查，回复称情况属实。时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乘机建言：

河道既阻，重运中停，河漕不能兼顾，惟有暂停河运以治河，雇募海船以利运，虽一时之权宜，实目前之急务。盖滞漕全行盘坝驳运，则民力劳而帑费不省；暂雇海船分运，则民力逸而生气益舒。国家承平日久，航东吴至辽海者，往来无异内地，今以商运决海运则风飓不足疑，盗贼不足虑，霉湿侵耗不足患；以商运代官运，则舟不待造，丁不待募，价不待筹……借黄既病，盘坝亦病，不变通将何策之从？臣以为无如海运便。^[195]

当时因河运受阻，京师粮食供不应求，频频告急。加上户部尚书英和所提出的建议，十分中肯合理。朝廷才不得不改弦易辙，勉强同意试行海路漕运。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在上海和天津分别设立海运总局与分局，广招各地商船参与。首次参与海运漕粮的商船（一种大型帆船）约有一千五百余艘，每艘船装粮五百至二千石不等，共装载漕粮一百六十多万石，自上海出发，经十余天航行，即安全抵达天津。朝廷付给商船的运费共计一百四十多万银两，成本核算后远比官办河运或海运低廉。这次由民间商船承运漕粮取得圆满成功，为后来朝廷决定全面实行由商船海运漕粮铺平了道路。

到了同治十一年（1872年），当时中国已处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初始阶段，洋务派首脑李鸿章组建招商局于上海，它是中国第一家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航运企业。因考虑到“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196]，故招商局的体制定为官督商办，以承运朝廷漕粮、兼揽客、货运为营业方针。该局成立伊始，即向英、德等国外商购“伊敦”轮（载重量一万石）、“永清”轮（载重量一万八千石）、“福星”轮（载重量一万七千石）、“利运”轮（载重量一万七千石）四艘海轮。同治十二年（1873年）春，“永清”“福星”两轮分别载漕粮九千石和一万余石，从上海驶往天津进行试航，获得成功。

由于招商局轮船承运漕粮从上海至天津，往返一次仅需旬日，每石运费仅五角六分银两，而其运量之大，速度之快，为当时其他运输方式所望尘莫及。因此不久，招商局获得漕运专利权，投入漕运的轮船数量也不断增加，江、浙、皖、赣、鄂、湘地方六省的漕运任务均由招商局承包。先将各自漕粮通过长江水运汇集于上海，再从上海海运至天津。至19世纪80年代，随着招商局运输能力的不断增强，民间商船队伍的日益壮大，一向官办的海路漕运业务，终于为商办航运机构所完全取代。

二是，漕运为各个封建朝代的经济支柱，所谓“国家大计，莫过于漕”^[197]是也。但漕运发展到清朝末年，已经到了弊端累累、积重难返的地步。这充分反映在下列三个方面。

首先，各级官府和地方恶势力，在征收漕粮时互相勾结，进行层层加码，残酷盘剥，使广大农民陷于劳作终日而温饱无着的悲惨境地。例如，江南“昆山额定每亩一斗七八升，今则收六斗”^[198]。严重违反朝廷规定的漕粮征收标准，每亩多征收的漕米数，竟高达三倍。又如，按朝廷规定，全国每年正额漕粮共计四百万石，其中江南各省为三百二十四万余石。但是，实际上“江南岁出一千四百万石，四百万石米归朝廷，而一千万石常供官（吏）、旗（丁）及诸色蠹恶之口腹”^[199]。明为朝廷征收漕粮，而朝廷实际仅得到所征漕粮的一个零头数。整数的漕粮，却被那些贪官污吏和下面当差的，在暗地里瓜分了。再如，在征收漕粮中，那些狐假虎威的弁丁们，常常百般欺凌农民，使农民苦水难吐，控诉无门。“比年以来，东南办漕之民，苦于运弁、旗丁，肌髓巳尽，控告无门……民视弁丁如同虎狼，被迫典妻卖子、拆屋鬻衣，以饱骄军之腹。稍不遂意，甚至纠众凌官”^[200]。在这种暗无天日的情况下，各地农民被迫铤而走险，抗粮、毁仓、聚众闹事，甚至揭竿起义等行动屡有发生。清朝统治者面对着火山即将喷发般的形势，不得不对漕粮征收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其次，咸丰年间太平天国战火烧遍半个中国，长江流域一带为太平军占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根本无法进行漕运，只能以银代粮，改征税银。

再次，南粮北运，路途遥远，不仅需要经常维护运河以及沿途闸坝、粮仓等设施的畅通与完好，而且还需要提供大量的漕船和人力、物力，漕运费用开支巨大，途中粮食损耗又多。据统计，一石漕粮从江南运至北京，平均运费约需三四斗，另加进仓、出仓和运输途中等各种损耗约二斗五升至三斗。因此，江南农民交纳一石粮食，到达北京时实际上只剩三四斗了。

鉴于上面所列举的几方面原因，清朝政府被迫于咸丰三年（1853年）宣布：除浙江全省和江苏省江南地区，继续按定额征收漕粮并通过海运方式运至天津外，其余各省漕粮一律按每石折合现银一两三钱的比例，向朝廷改纳税银，称为折色。

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后，对于漕运制度是否要恢复的问题，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以朝廷守旧部臣为一方，认为漕运制度是几千年来的传统制度，战争已经结束，理应全面恢复；而且北方粮食供应有赖漕运来解决，漕运决不可废。而以地方督抚为另一方，意见正好与此相左。先是直隶总督李鸿章、湖南巡抚王文韶等，认为经过多年战争，各地实行折色多年已成习惯，若再恢复征收漕粮实有困难，何况漕运的基本设施诸如运河、闸坝、粮仓、船只等均遭严重毁坏，要全面修复这些设施需要巨大的费用，实难筹措。嗣后是湖广总督张之洞、顺天府尹胡燏棻等一再上疏，奏请朝廷下决心彻底废止漕运制度，以税银代替漕粮。他们认为：其一，漕运制度是滋生贪污、肥私的温床，已经达到积重难返的程度，不废止漕运不足以革除弊端陋习；其二，国家财政困难，废止漕运每年可以节省巨额运费支出；其三，目前市场上商品粮充足，北方粮食需求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商品粮解决，不必劳民伤财地搞漕运。

由于主张废止漕运的一派，理由充足而且符合当时实际情况，因此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朝政府宣布各省漕粮全部实行折色政策。至此，自古以来延续了数千年历史的漕运活动完全终止。所谓折色，实际上是实物岁赋货币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近代中国开始发展后的必然产物。清朝政府最终宣布将由来已久的漕粮岁赋改为货币税收，虽属迫于时势的被动行为，但在客观上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进步。漫长的中国漕运史，至此终于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注释】

[1]顺治元年（1644年）初设河道总督时，官署驻济宁，康熙十六年（1677年）移驻清江浦（今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

[2]《清史稿》卷二百七十九《靳辅传》。

[3]《清史稿》卷二百七十九《靳辅传》。

[4]《清史稿》卷二百七十九《靳辅传》。

[5]清·靳辅《治河方略》卷五《奏疏·河道敝坏已极疏》。

[6]清·靳辅《治河方略》卷五《奏疏·河道敝坏已极疏》。

[7]清·靳辅《治河方略》卷五《奏疏·河道敝坏已极疏》。

[8]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七月，在靳辅的推荐下，康熙皇帝对陈潢委任佥事道官衔。

[9]《清史列传》卷八《靳辅传》，中华书局，1987年。

[10]《清史列传》卷八《靳辅传》，中华书局，1987年。

[11]《清史列传》卷八《靳辅传》，中华书局，1987年。

[12]《清史列传》卷八《靳辅传》，中华书局，1987年。

[13]《清史列传》卷八《靳辅传》，中华书局，1987年。

[14]《清史列传》卷八《靳辅传》，中华书局，1987年。

[15]清·靳辅《治河奏绩书》卷四《皂河》条，载台湾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五百七十九册，第七百二十七页。

[16]清·靳辅《治河奏绩书》卷四《皂河》条，载台湾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五百七十九册，第七百二十七页。

[17]这条旧河道，文献记载未留其名，但从所在的地理位置及其长度来看，疑是明末天启年间朱国盛所开的通济新河。

[18]清·靳辅《治河奏绩书》卷四《皂河》条，载台湾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五百七十九册，第七百二十七页。

[19]清·靳辅《治河奏绩书》卷四《中河》条，载台湾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五百七十九册，第七百二十四页。

[20]清·乾隆十三年刻本《淮安府志》卷六《河防·运河》。

[21]清·康熙朝中有两个于成龙，不仅同姓同名，而且都曾任直隶巡抚，极易混淆。其一，于成龙字北溟，号于山，山西永宁人。康熙年间曾任福建按察使、直隶巡抚、两江总督等要职，是清初有名的清官。本书本章所提及的则是另一个于成龙，字振甲，号如山。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任安徽按察使。其时，靳辅为河道总督，奉命治理黄、淮、运三河。康熙帝鉴于当时治河任务繁重，临时任命于成龙督理运河治理事宜。但当时于、靳两人为了是否疏浚黄河海口问题而意见相左，并发生争执，由是结怨。于成龙夹带私怨，伙同朝中其他官员，猛烈攻击靳辅治河的方针和措施，其中包括对开凿中运河的非议和否定，从而造成后来发生靳辅遭罢官、陈潢受冤而死等一系列悲剧。

[22]民国·武同举《淮系年表全编》第四册《全淮水道编·里运河口至旧黄河海口》。

[23]参考《中国水利史稿》（下册）第148页插图绘制。

[24]清·靳辅《治河奏绩书》卷四《中河》条，载台湾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五百七十九册，第七百二十五页。

[25]《清史列传》卷八《靳辅传》，中华书局，1987年。

[26]《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七《河渠志二·运河》。

[27]《清史列传》卷八《靳辅传》，中华书局，1987年。

[28]《清史列传》卷八《靳辅传》，中华书局，1987年。

[29]《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七《河渠志二·运河》。

[30]《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六《河渠志·黄河》。

[31]《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六《河渠志·黄河》。

[32]《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六《河渠志·黄河》。

[33]《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六《河渠志·黄河》。

[34]《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七《河渠志·运河》。

[35]《行水金鉴》卷四十七《河水》分别引李之芳《宫保尚书梅麓朱公墓志铭节略》、《邳州志》、《扬州府志》。

[36]《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六《河渠志·黄河》。

[37]《行水金鉴》卷四十七《河水》分别引李之芳《宫保尚书梅麓朱公墓志铭节略》、《邳州志》、《扬州府志》。

[38]《行水金鉴》卷四十七《河水》分别引李之芳《宫保尚书梅麓朱公墓志铭节略》、《邳州志》、《扬州府志》。

[39]《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六《河渠志·黄河》。

[40]《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六《河渠志·黄河》。

[41]《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六《河渠志·黄河》。

[42]《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七《河渠志·运河》。

[43]《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六《河渠志·黄河》。

[44]《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六《河渠志·黄河》。

[45]《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六《河渠志·黄河》。

[46]《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七《河渠志·运河》。

[47]《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六《河渠志·黄河》。

[48]清·同治《徐州府志》、光绪《睢宁县志》、光绪《六合县志》、嘉庆《东台县志》、光绪《丰县县志》、道光《泰州志》、嘉庆《如皋县志》等。

[49]康熙《清河县志》，转引自任重《康熙治理黄、淮、运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一文，载《中国农史》杂志1997年第1期。

[50]靳辅《河道敝坏已极疏》说：“查今日河患之所以日深者，皆因顺治十六年至康熙六、七年间，所冲决之归仁堤、古沟、翟家坝、王家营、二铺口、邢家口等处决口，不即堵塞之所致也……黄、淮两河俱从决口分泄，不复并力刷沙，以致流缓沙停，海口积垫日渐淤高，从此由远至近，由外至内，河沙无日不停，河底无日不垫。海口淤，而云梯关亦淤；云梯关淤，而清江浦、清口并淤矣。”（载：靳辅《治河方略》卷五《奏疏》。）

[51]《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六《河渠志·黄河》。

[52]靳辅《治河方略》卷五《奏疏·河道敝坏已极疏》。

[53]清·王士祯《蚕尾集》卷四《光禄大夫、总督河道、提督军务、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谥文襄靳公墓志铭》。

[54]《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六《河渠志·黄河》。

[55]这里所列出的河宽、河深等资料，均见靳辅《治河方略·经理河工第一疏》。

[56]清·靳辅《治河方略》卷一《治纪上·开辟河口》。

[57]同上书卷六《奏疏·经理河工第一疏》。

[58]清·靳辅《治河方略》卷进六《奏疏·经理河工第一疏》。

[59]清·靳辅《治河方略》卷进六《奏疏·经理河工第一疏》。

[60]《清史稿》卷二百七十九《靳辅传》。

[61]《清史稿》卷二百七十九《靳辅传》。

[62]《清史稿》卷二百七十九《靳辅传》。

[63]《清史稿》卷二百七十九《靳辅传》。

[64]所谓拦门沙，是指位于黄、淮入海口海域的两片大沙滩。据张含英所著《明清治河概论》第八章第一节“河口三角洲的情况”介绍：在入海口“南首有滩约宽四五百丈，名为南关。北首有滩宽约七八百丈，名为北关。自南关至北关约宽一千五六百丈，即黄河水的出海口门。水底有暗滩与南、北滩相连，即所称拦门沙也。涨潮时，南北关没入水中，潮退后始露出水面。其中间千余丈宽之横滩，系河水由此滔滔外注，水深四、五、六尺不等。”很明显，拦门沙系由黄河泥沙冲入海中后沉积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逐渐形成陆地，到那时海岸线又将东移至新的位置。

[65]《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六《河渠志·黄河》。

[66]《清史稿》卷二百七十九《张鹏翮传》。

[67]《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六《河渠志·黄河》。

[68]《明史》卷八十四《河渠志·黄河下》。

[69]《明史》卷八十四《河渠志·黄河下》。

[70]清·靳辅《治河方略》卷六《奏疏·经理河工第二疏（挑后清口）》。

[71]清·靳辅《治河奏绩书》卷四《挑浚引河》。

[72]《行水金鉴》卷七十。

[73]参考邹逸麟先生《淮河下游南北运口变迁和城镇兴衰》一文图3绘制，载《历史地理》第六辑。

[74]《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六《河渠志·黄河》。

[75]《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八《河渠志·淮河》。

[76]郭起元《介石堂水鉴》卷二《洪泽湖论》。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二百二十五册，齐鲁书社出版，1996年。

[77]陈登始筑高家堰，不见史籍记载，颇疑此传说系后世附会。高家堰之名，潘季驯《河防一览》中反复提及，但最早见于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总河副都御史曾钧上治河方略云：“宜暂闭新口，建置闸座，且增筑高家堰长堤”等语（见《明史》卷八十三《河渠志·黄河上》）。据此，高家堰之名至嘉靖后期始流传。

[78]清·靳辅《治河奏绩书》卷四《治纪·高堰》，载台湾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五百七十九册，第七百二十一页。

[79]参考姚汉源先生《中国水利史纲要》第494页插图绘制。

[80]清·靳辅《治河奏绩书》卷四《高堰》。

[81]清·靳辅《治河奏绩书》卷四《治纪·高堰》。

[82]清·靳辅《治河奏绩书》卷四《治纪·高堰》。

[83]滚水坝与减水坝都起溢洪作用，故潘季驯在《河防一览》卷四《守修事宜》中说：“滚水坝即减水坝也。”但滚水坝的坝面较高，除汛期用以溢洪外，平时可使河、湖保持一定的高水位。减水坝的坝面低，汛期用以溢洪，平时当水位超过坝面时就会泄水，故不能使河或湖保持高水位。这是两者不同之处。

[84]清·郭起元《介石堂水鉴》卷二《高家堰石工论》，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二百二十五册。

[85]所列出的各滚水坝长度，均见清·潘鍚恩等修《续行水金鉴》卷六十四《淮水》部分。

[86]清·靳辅《治河奏绩书》卷四《南运口》。

[87]清·靳辅《治河奏绩书》卷四《南运口》。

[88]《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七《河渠志·运河》。

[89]《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七《河渠志·运河》。

[90]清·靳辅《治河奏绩书》卷四《永安省》。

[91]这里所列出的东、西堤及永安河长度数据，均据靳辅《治河奏绩书》卷四《永安河》条记载。

[92]靳辅《治河奏绩书》卷四《永安河》条。

[93]参考《中国水利史稿》下册第170页“清朝·淮扬运河”插图绘成。(www.xing528.com)

[94]《清史稿》卷三百十《高斌传》。

[95]《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七《河渠志·运河》。

[96]《清史稿》卷三百十《高斌传》。

[97]《清史稿》卷三百十《高斌传》。

[98]《明史》卷八十四《河渠志·黄河下》。

[99]《明史》卷八十四《河渠志·黄河下》。

[100]《明史》卷八十四《河渠志·黄河下》。

[101]《明史》卷八十四《河渠志·黄河下》。

[102]《明史》卷八十四《河渠志·黄河下》。

[103]《明史》卷八十四《河渠志·黄河下》。

[104]《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六《河渠志一·黄河》。

[105]《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七《河渠志二·运河》。

[106]《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七《河渠志二·运河》。

[107]《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八《河渠志三·淮河》。

[108]《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八《河渠志三·淮河》。

[109]《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八《河渠志三·淮河》。

[110]《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八《河渠志三·淮河》。

[111]参考《淮河水利简史》第254页插图加以简化绘成。

[112]参考胡焕庸先生著《两淮水利》一书（正中书局，民国三十六年出版）第45页插图3绘制。

[113]韩愈《送陆歙州诗序》，载《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九《书序》。

[114]邱濬《大学衍义补》卷二十四《经制之义下》。按“江南”一词，就广义而言，指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但唐朝的韩愈和明朝的邱濬所说的“江南”，是指长江三角洲地区并包括宣州、歙州等皖南地区。“什九”即十分之九。

[115]南宋·范成大《吴郡志》卷五十《杂志》。

[116]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吴县志》卷五十二《风俗上》引乾隆《吴县志》。

[117]清·张履祥《补农书》校释，下卷补《农书》后，农业出版社，1983年。

[118]清·乾隆《湖州府志》卷三十七《蚕桑》引谢肇淛《西吴枚乘》。

[119]明·天启《海盐图经》卷四《方域·饲蚕》引朱国桢《涌幢小品》。

[120]乾隆四十年（1775年），两江总督高晋向朝廷上奏《请海疆禾棉兼种疏》，这是疏中的两句话。该疏载《清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七《户政十二》。

[121]唐甄《教蚕》，载《清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七《户政十二》。

[122]《雍正朱批谕旨》卷二百十一下，载台湾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四百二十四册，第七百七十页。

[123]《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十四《乾隆十三年五月乙酉上谕》。

[124]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二册《清朝中叶苏州的米粮贸易》一文。

[125]乾隆、道光、同治年间出版的《苏州府志》均称枫桥为市，直到民国时期出版的《吴县志》才称枫桥为镇。

[126]蔡世远《与浙江黄抚军请开米禁书》，载《清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四。

[127]《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零三《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壬辰江苏巡抚庄有恭奏》。

[128]明·嘉靖《吴江县志》卷一《疆域》。

[129]清·光绪《平望志》卷一《沿革》。

[130]清·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131]参见清·光绪《平望志》卷十二《生业》及光绪《平望续志》。

[132]明·嘉靖《浙江通志》卷十四《建置志》。

[133]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第五章第一节《蚕桑农村繁荣之由来》，上海文瑞印书馆，1938年。

[134]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乌青镇志》卷二十一《工商·桑叶业》。

[135]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零二《物产》。

[136]清·光绪《桐乡县志》卷一《疆域上》。

[137]清·光绪《桐乡县志》卷一《疆域上》。

[138]清·光绪《桐乡县志》卷七《食货志下·物产》。

[139]民国《双林镇志》卷十七《商业》。

[140]清·同治《南浔镇志》卷二十四《物产》引施国祁《吉贝居暇唱自序》。记载中的西贾与东贾，都是指南浔的商人，因南浔在松江府以西，故称西贾；又因在安吉、孝丰以东，故又称东贾。

[141]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乌青镇志》卷五《形势》。

[142]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江苏与浙江地图并按四巨镇的地理位置进行标示。

[143]《南浔镇志·大事记》，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1995年。

[144]参见本书第九章第五节《横贯于杭嘉湖平原的荻塘运河》。

[145]清·同治《南浔镇志》卷二十五《碑刻一》。

[146]清·同治《南浔镇志》卷二十五《碑刻一》。

[147]清·同治《南浔镇志》卷二十七《碑记三公南浔重修城记》。

[148]清·乾隆《乌程县志》卷十一《乡镇·南浔》。

[149]清·同治《南浔镇志》卷一《疆域》引潘尔夔《浔溪文献》。

[150]清·同治《南浔镇志》卷六《古迹》引朱国祯《修东塘记》。

[151]清·道光《南浔镇志》卷首，范来庚叙。

[152]民国《南浔志》卷一《疆域》引杜俞《吴船日记》。

[153]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二《农蚕》。

[154]清·同治《南浔镇志》卷二十四《物产》。

[155]《南浔镇志·大事记》，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年。

[156]民国《南浔志》卷三十一《农桑二》引温丰《竹枝词·南浔丝市行》。

[157]民国《南浔志》卷三十一《农桑二》引温丰《竹枝词·南浔丝市行》。

[158]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第五章第二节《南浔富室之崛起》。

[159]清·同治《盛湖志》卷一《沿革》。

[160]明·卜梦熊《盛川题景记》，载乾隆三十五年续补刻本《盛湖志》卷首。

[161]明·嘉靖《吴江县志》卷一《疆域》。

[162]清·康熙《吴江县志》卷一《市镇》。

[163]清·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164]清·乾隆《盛湖志》卷二《沿革》。

[165]清·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十八《生业》。

[166]清·乾隆《吴江县志》卷五《物产》。

[167]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乌青镇志》卷五《形势》。

[168]清·乾隆《乌程县志》卷十一《乡镇》。

[169]清·乾隆《乌青镇志》卷二《形势》。

[170]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乌青镇志》卷五《形势》；亦见于乾隆《乌青镇志》卷二《形势》。

[171]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乌青镇志》卷五《形势》；亦见于乾隆《乌青镇志》卷二《形势》。

[172]《宋会要辑稿》第一百三十册《食货十八之三十·嘉定十七年三月十四日臣僚奏》。

[173]清·张园真《乌青文献》卷一《建置》。

[174]桐乡、石门一带旱地多，桑树遍野，桑叶产量大。

[175]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乌青镇志》卷五《形势》。

[176]清·光绪《塘栖志》卷三《桥梁》。

[177]清·乾隆《塘栖志略》卷下《风俗》。

[178]清·光绪《塘栖志》卷十八《事纪·纪风俗》。

[179]清·光绪《塘栖志》卷十八《事纪·纪风俗》、十八《事纪·塘堤》。

[180]清·光绪《塘栖志》卷一《图说》引俞璈伯《塘栖行诗序》。

[181]清·乾隆《杭州府志》卷五《市镇》。

[182]清·光绪《塘栖志》卷十八《事纪·物产》。

[183]清·光绪《塘栖志》卷十八《事纪·物产》。

[184]清·光绪《塘栖志》卷十八《事纪·物产》。

[185]清·光绪《塘栖志》卷十八《事纪·塘堤》。

[186]清·光绪《塘栖志》卷四《街巷》。

[187]《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二《食货志三·漕运》。

[188]《清史稿》卷一百十六《职官志三·河道总督》。

[189]《清史稿》卷一百十六《职官志三·河道总督》。

[190]清·任源祥《漕运议》，载《清经世文编》卷四十六，《户政·漕运上》。

[191]《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七《河渠志二·运河》。

[192]参见本章第二节《清口的综合治理》。

[193]参见本章第一节《靳辅开中运河》。

[194]《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二《食货志三·漕运》。

[195]《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二《食货志三·漕运》。

[196]见《招商局史》（近代部分）第157页，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

[197]清·王命岳《漕弊疏》，载《清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六《户政·漕运上》。

[198]清·陆世仪《漕兑揭》，载《清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六《户政·漕运上》。

[199]清·陆世仪《漕兑揭》，载《清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六《户政·漕运上》。

[200]清·王命岳《漕弊疏》，载《清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六《户政·漕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