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太湖流域众多的市镇，其形成和壮大都离不开方便、有利的水运条件，而最重要、最有利的水运条件莫过于江南运河。这里有一个鲜明的实例可以证明：元末位于杭州东北方的长安镇和临平镇，以前因有江南运河先后通过，两镇人口集聚、商业繁荣兴旺。元末，江南运河改道经塘栖镇通达杭州。原先颇为繁荣、热闹的长安与临平两镇，因失去运河而很快一落千丈。相反，塘栖原是一个偏僻冷落的小村，因突然间有江南运河的哺育，经过没有多长时间的发展、壮大，就一跃而成为巨镇。这一例子，充分说明运河对于市镇的形成与发展是多么的重要。因此在太湖流域地区，位于江南运河沿途的市镇数量最多，密度最大，其中南浔、盛泽、乌镇、塘栖都是有名的巨镇（见图19-7）。现就这四个巨镇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分述如下。
图19-7 四巨镇地理位置分布示意图[142]
（一）南浔镇
该镇位于太湖南岸、荻塘运河与浔溪的交会处。荻塘运河横贯太湖南侧，为江南运河的重要支线，呈西东流向，而浔溪为当地的一条小河，自南向北流经荻塘运河注入太湖。
据文献史料记载，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在南浔镇的祗园寺附近发现古墓一座，砌筑该墓的墓砖上刻有“建兴三年七月廿八日作”字样。另一墓砖上刻有“中散大夫冯令兴”字样[143]。查“建兴”为西晋末年愍帝司马邺的年号，建兴三年即315年。说明南浔最迟在西晋时期已经形成聚落，这位中散大夫冯令兴，可能就是南浔人，当然那时尚无南浔之名。东晋永和年间吴兴太守殷康开通荻塘运河[144]，西起吴兴郡的乌程县（今浙江省湖州市），沿太湖南岸东行，经南浔至平望（今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平望镇），与今江南运河的前身（当时已有运河存在，但不知名称）接通。自荻塘运河开通后，南浔聚落的水运条件大为改善，历经南朝、隋、唐、五代的发展，聚落不断扩大，人口也逐渐增多。至北宋初期的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年），始有浔溪村之名出现。南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立石的《接待忏院公据碑》有如下记载：“泽乡南林一境，系平江（注：即苏州）、嘉兴诸州商旅所聚，水陆要冲之地”[145]。可知当时浔溪村已改称为南林村，因水陆交通运输方便而成为苏州、嘉兴之间商旅往来的停憩场所。南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李心传所撰的《南林报国寺记》云：“南林一聚落耳，而耕桑之富甲于浙右，土润而物丰，民信而俗阜，行商坐贾所萃”[146]。可知，当时南林虽为一村落，但栽桑育蚕已成为村民的一种副业，行商坐贾都到该村收购蚕丝，致使该村富甲于浙右。这是南浔栽桑育蚕的最早记载。至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年），由于南林村人事日繁，尤其是蚕丝业生产渐趋发达，南宋朝廷出于征收捐税的需要，遂将南林村升格为南浔镇，并设置了南浔镇知丞的职官。
元末，张士诚割据太湖流域地区时，曾在南浔镇外围修建城墙，周长一千零六十六丈（约合3.5千米），高三丈[147]（约合10米）。明初，拆除城墙，设立东南西北四栅，东西栅之间长三里，南北栅之间长七里，周长近二十里[148]。荻塘运河在自西向东横穿全镇时，派分出一条汊河，镇区正好位于运河的河心岛上，浔溪自南向北纵贯全镇，与荻塘运河形成两处交会，从而形成了南北长、东西短的长方形镇区格局。主要街道分布在运河两侧和南北市河（即浔溪）的两侧，其中位于北市河东侧、跨越运河的通津桥（俗称大桥）周围地区，为全镇的商业中心，这里纵横交错着多条商店毗连、行人如织的商业街道，如大街、宝善街（爆场街）、寿星街等，还有丝行集中的丝行棣、米行集中的米廊下和建材集中的西木行（道光以后，米市移至西木行，而米廊下则多瓷器店）等。南浔镇自明朝嘉靖至清末民初的400年间为鼎盛时期，早在明朝万历年间，经济已很繁荣，“阛阓鳞次，烟火万家，舟船辐辏”[149]。因此，在万历年间中进士，在天启年间曾任内阁首辅的南浔人朱国祯说：“浔虽为镇，一都会也”[150]。清朝道光年间的学者范来庚也说，南浔镇久盛不衰的市况，“非他邑所可仿佛”[151]。直到清末，南浔镇仍然保持着一派繁荣昌盛的局面，杜俞《吴船日记》说：“南浔市井最盛……浙省巨富多在此镇，故地方尤为繁剧”[152]。鼎盛时期的南浔镇，烟火万家，如以一家四至五人计算，则全镇人口四万至五万之多。
南浔镇以蚕丝业起家，所产蚕丝称为湖丝，湖丝中以镇西南七里的辑里村所产蚕丝最佳，称为辑里丝。因该地水质特佳，桑叶养分好，蚕宝宝吃了这种桑叶后吐出的丝，粗细均匀而有韧性，加上南浔农民的缫丝技术高明，所产之丝洁白有光泽，故为湖丝中之上品，早在明朝时就已驰名遐迩。明朝南浔人朱国祯在所著《涌幢小品》中说：“湖丝唯辑里者尤佳，较常价每两必多一分（银），苏人入手即织，用作帽缎，紫光可鉴”[153]。入清后，南浔的蚕丝业更为发达，四乡农民均以蚕桑为正业，故遍地是桑，家家育蚕，庄稼反而被忽视。因为蚕丝的经济效益远远高于种田生产粮食，当地农民除了种植少量的粮食作物，以解决交纳国家漕米定额和自家的口粮外，全力投入栽桑、育蚕、缫丝、织绸等生产任务，因此南浔所产蚕丝不仅质量好，而且数量多。与此相适应，南浔镇上的丝行、绸庄也特别多。每当新丝上市时，各丝行收购农民的蚕丝后，即加价转售给各地来此采购蚕丝的客商，生意十分红火。当时南浔镇的丝市盛况，文献上有如下论述：
缫丝莫精于南浔人，盖由来久矣。每当新丝告成，商贸辐辏，而苏杭两织造局皆至此收购焉。旧以辑里丝为佳，今则处处皆佳。小满后，新丝市最盛，列肆喧阗，衢路拥塞。其丝行，有招接广东商人及运往上海与夷商交易者，曰广行，亦曰客行；专买乡丝者，曰乡丝行；买丝造经者曰经行；别有小行买之以饷大行者，曰划庄；更有招丝代售，稍抽微利者，曰小额头，俗曰白拉主人。镇民大半衣食于此。[154]
在上海开埠以前，南浔所产的优质辑里丝，主要是内销给设在南京、苏州、杭州三地的清朝内府织造局，间或有部分外销，也大多卖给粤商设在南浔镇上的广行。但是在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通商，这为南浔辑里丝的出口外销，开辟了一条新的、数量巨大的途径。由于辑里丝深受外国商人的青睐，从此成为我国的大宗出口物资。例如，咸丰七年（1857年），有个英国人专程到南浔调查辑里丝，在报告中说：“我想今后在南浔成交的生丝贸易，数量上应该比湖州府成交还大”[155]。当时南浔镇上一些大丝行、大绸庄，纷纷在上海设立申行、申庄，专门与外国洋行做丝、绸的出口贸易。当时湖丝的出口，通常是在南浔集中后运往上海，其程序大致是：南浔丝商在收购各地农村的大量生丝后，对质量参差不齐的生丝先进行检验、加工、整理、分级，再进行过称、打包、贴商标等。然后装船沿着荻塘运河扬帆东行，经平望、芦墟、淀山湖而进入黄浦江上游，顺流而下。由于一路都是顺水行舟，朝发夕至，当天就可到达上海码头。
自太平天国战乱结束后的清末同光年间至民国三十年（1941年）前后的半个多世纪，南浔镇因丝市的勃发兴起，由一个普通的蚕丝业市镇，迅速发展成为富甲江南的中国最大蚕丝出口中心。并由此促进了全镇经济繁荣、商店鳞次栉比、人口激增。尤其在每年初夏新丝上市之际，赶集卖丝的农民、来自各地的丝商以及走街串巷的小贩，都拥挤在几条商业街道上，熙熙攘攘，街道为之堵塞。在饭店吃饭或茶馆喝茶的人们，交谈内容都是丝价行情、买进卖出等情况。当时整个南浔镇，完全沐浴在生丝交易的热闹氛围中。
繁荣旺盛的南浔丝市，使一向以养蚕缫丝为副业的农家，深感卖丝获利远胜于耕田种地，于是发生了心态上的变化：“农家独钟蚕桑事，再也无心种菽粮。”[156]而当时南浔丝商，几乎垄断了我国生丝出口贸易，贸易量大得惊人，有记载说：“一日贸易数万金”[157]。从而形成了“蚕丝贸易为南浔商人所专营，各地的财富几乎尽集于南浔”[158]的局面。随之南浔镇上也出现了以经营蚕丝而发财致富的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狗。财产在百万以上的称为“象”，当时有刘、张、庞、顾四家，故称四象。财产在五十万至一百万之间的称为“牛”，当时有梅、邢、周、邱、张、金、陈、蒋八家，故称八牛。财产在三十万至五十万之间的称为“狗”，当时有七十二家，故称七十二狗。总之，晚清时期南浔镇上大户人家特别多，全镇的经济实力十分雄厚，大大超过了湖州府城。
南浔不仅是个丝绸之镇、财富之镇，而且也是崇文重教之镇。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朝南浔出了37位进士，其中明朝15人，清朝22人，足证南浔镇上的居民读书成风，文化教育的氛围十分浓厚。
南浔镇依靠着蚕桑和丝绸特产，自明朝后期至清末民初的400年间，经济一直处于久盛不衰的状态。但是到了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由于日本和意大利蚕丝业的崛起，以及国际市场上人造丝的发明和盛行，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的沦陷期间，蓄意对南浔的蚕桑和丝绸事业进行全面破坏，致使南浔自南宋以来的700年间，一直保持着不断发展的蚕桑丝绸事业，从此一蹶不振。
（二）盛泽镇
该镇位于江苏吴江县城东南六十里，有市河与江南运河相通，水运交通十分便利。以丝绸业发达、为明清时期的丝绸物产集散中心而著称于世。这里，在春秋时期曾为吴、越两国多次交兵地区，至三国时期尚未得到开发，名为青草滩。元末明初，才形成“居民仅五六十家”[159]的村落。由于村小人少，以致“屠日不能毕一豕”[160]。就是说，每逢屠宰日杀了一头猪在全村卖不完。自明朝洪熙、宣德年间（1425～1435年）起，村民学习织绸技艺，经过约100年时间的发展，至嘉靖年间，村民增至百余家，普遍以织绸为业，并出现了丝绸买卖市场，“始称市”[161]。
清初，盛泽市的丝织业得到蓬勃发展，居民不断增加，丝绸市场进一步繁荣，因此于顺治四年（1647年）由市升格为镇。盛泽由村升格为市，再由市升格为镇，共经历了约300年时间。在康熙年间，盛泽镇已发展成为“商贾辐辏，居民万有余家”[162]的大镇。及至乾隆年间，盛泽镇的丝绸业更得到进一步发展，经济也进一步繁荣，人口快速增长。乾隆年间成书的《吴江县志》记载说：
迄今居民百倍于昔，绫绸之聚亦且十倍，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盖其繁阜喧盛，实为邑中诸镇第一。[163]
成书于同时期的《盛湖志》也有相似的记载：
今则万家烟火，百倍于昔，其热闹与郡城（注：指苏州）阊门埒。[164]
可见，乾隆时期的盛泽镇已经十分繁荣、热闹，有如苏州阊门外一带的商业区。由于盛泽镇经济繁荣，人口众多，地位日益重要。因此清朝政府自乾隆五年（1740年）起，开始在镇上设置行政官署，派出吴江县的一名县丞长驻在盛泽进行管理。
现在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盛泽镇的发展为什么能如此快速，并超越周围其他丝绸业市镇而达到后来居上？显而易见，是由于丝绸业迅猛发展和大量移民的结果。盛泽镇丝绸业的发展道路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
其一，在盛泽镇周围分布着许多同样以经营丝绸业为主的市镇，如嘉兴府的王江泾镇、濮院镇、湖州府的双林镇等，经营丝绸业的历史都比盛泽镇要早。但这些市镇的四乡农民大多是自育蚕、自缫丝、自织绸，然后在镇上出售换钱，一部分用以生活开支，一部分用以来年买蚕种和桑叶，进行再生产，因而积累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差。盛泽镇则不同，四乡农民不栽桑，不育蚕，不缫丝，专事织绸。织绸所需蚕丝原料，全部从邻近的震泽镇、南浔镇、乌镇、石门镇等市场上购入。织成的绸匹，售予镇上的绸庄，镇上绸庄林立，贸易量非常大，绸庄将收购的绸匹，运销各地及国外。由于盛泽镇及其四乡居民专业织绸，不仅生产周期短，年产量多，而且质量好，品种多，因而收益比自己育蚕、缫丝、织绸要丰厚得多；并且由于所产丝绸品优质佳，使盛泽镇形成久盛不衰的市场环境，一跃而成为丝绸市场的集散中心，享誉国内外。
其二，盛泽镇丝绸业的发展道路，虽然早期也是从家庭生产方式开始的，但为时不长，较早地就采取社会生产方式，即一些有财力的人，在镇上开设机织工厂，雇工生产，并聘请外来技师进行指导、把关。当时镇上的机织工厂需要大量雇工，于是居民及四乡农民纷纷学习织绸技艺，虽童稚少年也不例外，以期受雇于织绸工厂。乾隆《吴江县志》对此情况如有下记载：
绫绸之业，宋元以前唯郡人（注：指苏州人）为之，至明洪（熙）、宣（德）间，邑民（注：指吴江县盛泽居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化）、弘（治）以后，土人（注：指盛泽当地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盛泽、黄家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逐绫绸之利。有（财）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童稚挽花，女工不事纺绩，日夕治丝（织）。[165]
这一段记载，清楚地表明盛泽镇在明仁宗洪熙、宣宗宣德年间（1425～1435年），曾聘用苏州技工至盛泽织绸并传艺，居民则积极地从中学习织绸。至明宪宗成化、孝宗弘治年间（1465～1505年），当地居民已完全掌握了织绸技艺并且有所创新。随即出现了“有（财）力者雇人织挽”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开设机织工厂，雇工进行生产，反映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率先在盛泽丝织业中萌芽。由于社会生产方式可以集中人力进行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可以互相切磋，不断改进织绸技术，其生产效率明显高于家庭生产方式。不仅产量大，花色品种多，而且质量佳，当时盛泽所生产的丝绸，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均超过了周围的市镇，因此十分畅销。
当时在盛泽镇上开设机织工厂者，大多是一些既有财力又具经营头脑的工商业主，他们将获得的大量利润不断进行投资，实现扩大再生产。这种机织工厂，发展到明末清初时，不仅已经在盛泽镇及其四乡遍地开花，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当时的情况是：有财力者纷纷开设机织工厂或整理工厂，而无财力的居民和广大农民，则普遍成为机织工厂或整理工厂的生产雇工。正是由于生产方式的先进，使盛泽镇的丝绸业得以飞速发展，形成后来居上的局面。
其三，随着盛泽镇丝绸业的飞速发展，大量外来移民纷纷来到盛泽镇上安家立业。在这些移民中，有从事织绸和整理（如染、练、踹等工序）的雇佣劳动者；有从事买卖织绸原料蚕丝和成品绸的大小商贾；有从事开设各类商店的一般商贩；有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知识人士；还有众多的从事交通运输、客栈货栈、钱庄当铺、酒楼茶馆、餐饮小吃等各种服务行业的人员。这些从四面八方来到盛泽镇上落户的移民，自明朝中期至清末民初的400多年间，从未间断过，以致盛泽镇区一直在不断扩大，居民人数一直在持续增长，其发展速度之快，周围市镇望尘莫及。早在乾隆年间，盛泽已是一个万商云集、经济繁荣、居民众多的巨镇。如史志说：“凡邑中所产，皆聚于盛泽镇，天下衣被多赖之。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来买者，摩肩联袂，如一都会矣。”[166]及至清朝后期，太平天国的战火烧到江、浙及太湖流域一带，当地城镇无不毁损于战火，唯盛泽镇仅受轻微破坏，甚至比以前更加繁荣。这是因为周围一些丝绸业市镇遭受战火破坏后，当地的丝绸业主纷纷携资至盛泽镇开业，从而促进了盛泽丝绸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清末民初时期的盛泽镇，经济繁荣，人口兴旺，达到鼎盛时期。
综上所述，盛泽镇以丝绸业起家，由于采用了先进的社会生产方式，其丝绸业自明朝中叶至清末民初，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可谓是久盛不衰。但是，到了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由于国际上出现了价廉而又美观的人造丝织品，盛泽镇久盛不衰的丝绸业受到严重冲击，开始走向下坡路。(www.xing528.com)
（三）乌镇
乌镇是浙江省桐乡市辖下的一个江南名镇，位于太湖东南、今江浙两省交界处的南侧。春秋时期，这里为吴越两国的交界地区，吴国曾在此长期驻军戍守，故乌镇古称乌戍。全镇由乌镇、青镇两部分组成。南宋以前，乌镇称为乌墩镇，青镇称为青墩镇，何以地名均带“墩”字？原来，当地“四望如砥，似无阨隘可守”[167]，惟有该镇所在处的地势稍有隆起，有如土墩状（据分析，春秋时吴国为有利于居高临下进行戍守，很可能人为填高了这里的地面）。到了南宋，因避光宗赵惇讳，分别减去“墩”字，改称为乌镇与青镇。乌、青两镇隔澜溪塘运河（即今之市河）相望，实为一镇，但历史上却长期分而治之。关于这一情况，乾隆《乌程县志》有较为清楚的说明：“乌镇与桐乡县之青镇，东西相望。升平既久，户口日繁，十里以内，民居相接烟火万家，二镇联而为一，中以市河一道为界，因合呼曰乌青镇。河东属桐乡县，为青镇；河西属乌程县，为乌镇。”[168]
乌镇由两县分治的局面始自北宋。唐咸通十三年（1872年）所立的《乌镇索靖明王庙碑》明确地只称乌镇，但成书于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的《九域志》则出现乌墩镇与青墩镇之名，并分列于乌程县与崇德县之下，说明北宋时已开始实行分治。历经南宋、元、明、清和民国时期，一直保持分治状态不变，直到1950年时才合并成一镇，定名为乌镇，归属于桐乡县。
穿越乌、青两镇之间的澜溪塘运河，自西南流向东北，俗称市河，河阔水深，为江南运河南段新辟运道之一。该运河南达新市、塘栖和杭州，北通平望和苏州，是乌镇对外交通运输的干道，并有多条支线东通嘉兴，西通湖州，水运交通十分便利。因此史志说：“苏、杭、嘉、湖六通四辟，粮艘贾舶无间道他适，两镇显然为南浙之门户。”[169]
在市河东、西两侧，各有几条东西向的支流。其中东、西两侧的最大支流，分别称为东市河与西市河，两岸市廛鳞次栉比，俗称东栅与西栅。市河（澜溪塘）的南、北段两岸，亦是市廛鳞次，俗称南栅与北栅。东、南、西、北四栅，构成了乌镇的商业中心区，其中东栅与南栅最为热闹。位于商业街道后面的是居民住宅区，纵横之间以巷为连接通道。乌镇有数十条巷道，每隔数条巷道有一条街道，构成街坊。这些街、巷形成于明、清时期，因此，都很狭窄，至多只能通行马车、牛车。每逢大、小街道过河处，均有桥梁相连通。乌镇河道多，桥梁也多。放眼全镇，完全是一派典型的江南水乡风光。
明、清时期的乌青镇，是江南太湖流域的巨镇之一。当时乌镇的面积为纵七里，横四里；青镇的面积为纵七里，横二里。[170]全镇合计达四十余平方里，居诸市镇之首，甚至超过了当时嘉兴或湖州府城的面积。因此有记载说：“名为镇，而实具郡邑城郭之势。”[171]
乌镇是个商业大镇，早在南宋时商业已很繁盛。宋宁宗嘉定年间，官府在乌青镇上每天收取的商业税款多达一百二十贯又二十文[172]，合计每年商税达四万多贯，足证当时乌青镇商业之盛。到了明朝嘉靖年间，商业经济更加发达。史志上记载说：“地僻人稠，商贾四集，财赋所出，甲于一郡……宛然府城气象”[173]。乌镇的商业经济，以蚕丝业为支柱，镇上丝行林立。由于乌镇四乡农民，虽然大量育蚕缫丝，但不从事织绸、织绢，故每年上市出售的新丝数量很大。各丝行收购来自四乡的新丝后，或转手卖给各地来乌镇采购新丝的客商；或通过南浔镇上的大丝商运往上海卖给洋商，从中赚取大钱。镇上还有众多以贩丝为业的贩子和掮客，为了同丝行争夺货源，贩子们往往在东、南、西、北四栅的水运码头等候着来镇卖丝的农民，将所购得的新丝运往邻近的丝织业很盛的濮院、盛泽、双林等镇，卖给专业织绸或织绢的机户。由于贩子们在买进卖出中所赚取的差价比丝行要小，因此农民和专业机户均乐意向丝贩子买卖新丝，这是丝贩子得以生存的条件。
乌镇除了丝行林立外，还有众多的以新鲜桑叶为商品的叶行，这些叶行多开设在东、南、西、北四栅，每年一到育蚕期，镇上就出现通宵达旦的叶市，形成一种独特的市容景观。叶行的桑叶卖方，大多为本地和石门镇四乡一些只栽桑不育蚕、专门出售桑叶的农户；[174]而买方则多为本地四乡以及来自南浔、震泽等地的育蚕大户。不论是卖方或买方，均摇船至镇上在叶行进行交易，贸易量颇大，从而使乌镇成为远近闻名的桑叶集散中心。
总之，历史上的乌镇是个镇区面积很大、居民众多、以蚕丝和桑叶业为主的商业大镇。但是，到了清末的近代，乌镇商业经济的内容，已突破蚕桑业的传统领域，趋向综合性发展，形成百货汇集、行业齐全、市况繁荣的工商业大镇格局。据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出版的《乌青镇志》卷二十一《工商》一栏记载，乌镇的工商业计有：铜、铁冶铸业、竹器业、木器业、油坊业、染坊业、蚕桑业、丝绸业、棉布业、衣着鞋帽业、草席业、皮毛业、陶瓷业、烟酒食品业、米业、酱园业、山货业、茶叶业、药材业、酒肆菜馆业、银楼业、文具业、儿童玩具业、洋货广货业以及造船业、航运业等，可谓门类齐全，应有尽有。正如该志书所说：“乌镇地大户繁，百工之属，无所不备，形成百货骈集的工商业巨镇。”[175]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乌镇虽然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经济繁荣、人口众多的江南巨镇和千年古镇，但是就全国行政区划的级别而言，毕竟只是一个小市镇。然而难能可贵的是，这个小镇的名气特别大，大到不仅闻名于全国，而且闻名于全世界；这个古镇的风尚和气象特别新，新到居然能成为现代化国际互联网组织的议事中心。兹举一例可以证明：国际互联网组织于2014年11月19日至21日，选择在中国的太湖东南、江南运河之滨的乌镇，举办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名嘉宾，其中包括许多国家的政要、全球著名网络企业诸如“阿里巴巴”等的领导、互联网各方面的技术专家等，齐集于小桥流水、粉墙黛瓦、一派江南水乡景色的乌镇西栅。尽情地畅谈着飞速发展的互联网辉煌成就，相互交流着互联网的应用经验，共同探讨着互联网的今后发展方向等。这三天，在乌镇西栅迎风飘扬着绚丽多彩的各种旗帜，触目就可看到“互联互通”“共享共治”等漂亮标语牌。还有大批中外记者，走街串巷、到处忙碌地拍照和采访，使一向宁静的乌镇西栅，完全沐浴在浓厚的国际化、现代化和网络化气氛中。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古老而又小小的乌镇，凭什么被选为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举办地？据可靠方面的统计，截至2015年底，中国拥有400万家网站和7亿网民，12亿的手机用户，6亿多的微信和微博用户，数量之多，均为世界之最。这就是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选择在中国举办的基本原因。至于为什么要选择在乌镇？这是因为：乌镇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及其商业化方面，非常发达。不仅几乎人人都有手机，而且利用手机付钱购物也较普及。因此，目下的乌镇，既具备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又具备发达的新兴互联网经济现状。真可谓：传统与新兴有力地互动，文化与经济快速地齐飞。
这些年来，乌镇还在酒店餐饮、市政设施、水陆交通、旅游景点、生活环境、运动和娱乐场所等方面的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在互联网通信设施的建设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商业化应用方面，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完全可以满足举办任何国际会议，以及满足来自世界各地与会嘉宾在生活方面的各种需求。再加上乌镇的自然风光旖旎，四季气候宜人，水陆交通便利。中国的乌镇，既称誉于全国，也驰名于世界。因此，它不仅被选择为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举办地，而且还被确定为每年一次，在中国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永久基地。这怎不令人竖起大拇指赞扬道：棒哉，乌镇！美哉，乌镇！
（四）塘栖镇
又作唐栖镇，位于杭州以北五十里，因当地有唐栖寺而得名。这里原称下塘，是一个位置偏僻、交通闭塞的小村庄。南宋以前，江南运河南段的走向是由平望经嘉兴、石门、崇福、长安、临平至杭州，其中长安经临平至杭州一段，称为上塘河。宋、元以来，上塘河水源不足，常患淤浅，严重影响行舟，虽然屡经疏治，收效不大。元末，张士诚割据太湖流域一带称王，以苏州为都城，杭州则是重兵把守的战略要地。为了使苏、杭之间的江南运河畅通，以便运兵运粮，曾大兴水利工程，将江南运河南段进行改道，使其不再经过长安和临平，改从崇福镇折向西行（原来是从崇福镇向南行至长安、临平）至塘栖，并将原有塘栖至杭州的河道进行拓宽、改造，使之直达武林门外的江涨桥，河宽达二十丈（约合67米），称为新开河。由于新开河可以就近利用发源于天目山的东苕溪水，水源丰富。从而使江南运河南段的淤浅问题得以解决。元末张士诚开通的运河，成为明、清时期江南运河南段的主要路线走向。后来，人们在航运实践中发现从平望镇至塘栖镇之间，需要向东绕道嘉兴、石门、崇福等地，实际上是拐了一个大弯，徒耗精力和时间。因此又利用乌镇的澜溪塘，开通了一条从平望经乌镇、新市直达塘栖的水运捷径，大大地缩短了航程，这就是今天京杭大运河南段的路线走向。不论是张士诚开通的江南运河南段新路线，或是后来开通的江南运河南段捷径，都必须经过塘栖。于是塘栖一跃成为江南运河南段与杭嘉湖水网地区的水运交通枢纽，并且又是杭州府的北大门，经济日益繁荣，人口不断增长。与此相反，昔日颇为繁荣的长安、临平两镇，则因失去了江南运河的交通运输条件，市况一落千丈。
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巡抚侍郎周忱主持工程沿着元末张士诚开通的运河段，自杭州北新桥至崇福镇修筑石砌堤岸长一万三千二百七十丈（约合44千米），岸边桥梁七十二座，以便漕船进行拉纤和行驶车马，称为塘路。从此，塘栖镇对外水陆交通十分便利。因此，清光绪《塘栖志》卷一云：“风帆梭织，其自杭而往者至此得少休，自嘉、秀而来者亦至此而泊宿，水陆辐辏，商贾鳞集，临河两岸市肆萃焉”。
塘栖镇上有一座横跨江南运河的通济桥（亦称广济桥、长桥，今仍完好），长二十五丈（约合83米），原为七孔石拱桥。始建年代不详，明弘治二年（1489年）曾进行重修。嘉靖九年（1530年）再次重修时，堵塞了两个边孔，改为五孔拱桥。竣工后，德清人陈霆于嘉靖十四年（1535年）撰《唐栖镇通济桥碑记》云：
商贾之走集，徒旅之往来，既以会道之冲而凑津途之要，又其大溪中横，旷岸并睨，市区氓椽，鳞次栉比。北乡左右越墟，出贩者晨弛夕鹜，肩摩迹累。[176]
据此可知，明朝嘉靖年间的塘栖镇，已经是一个房屋鳞次栉比、商贩肩摩迹累的繁荣市镇了。至明末，塘栖镇更进一步发展成为“两岸帆樯、万家烟火”[177]的巨镇。生活在明末的胡元敬在其所撰《栖溪风土记》中有如下的描述：
官舫运艘，商旅之舶，日夜联络不绝，矻然一巨镇也。财货聚集，徽、杭大贾视为利之渊薮，开典、顿米、贸丝、开车者，骈臻辐凑，望之莫不称为财富之地。[178]
入清之后，朝廷十分重视对江南运河南段的堤岸设施进行修建。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和四十六年（1707年），皇帝两次南巡时都对塘栖的运河堤岸和塘路进行修缮。乾隆十六年（1751年），皇帝南巡时更对塘栖运河沿途的石砌堤岸、塘路和桥梁进行全面大修，所花巨大的工程费用，全部由朝廷拨帑银开支。[179]由于运河和塘路水陆交通畅达，前往塘栖镇经商和做工的移民络绎不断，因此塘栖镇的经济更加繁荣，居民人口也不断增长。正所谓“唐栖，一大镇也。百货凑集，舟航上下日有千百；居民稠密，不数里间烟火几有万家”[180]。当时塘栖镇的地位，已经上升到杭州府的“市镇之甲”[181]。
塘栖镇四乡田少人多，因此经济上并不单纯依赖农业。农民多从事各种副业和手工业，其中蚕桑业、水果业和水上运输业是全镇经济的主体。现分别简述如下。
其一，蚕桑业。塘栖镇四乡农民育蚕缫丝由来已久，但早期的缫丝都是家庭生产方式，所产蚕丝为有名的湖丝之一，产量则有限。至明朝成化年间，随着太湖流域一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丝织业中萌芽，塘栖镇上一些善于利用时机的富户，及时开办缫丝工厂，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至明末清初，缫丝工厂已很普遍，大批农村妇女成为缫丝工人，蚕丝的产量大幅度增加。因此，塘栖镇“产丝之多，甲于一方”[182]。由于当地农民很少从事织绸、织绢，所产大量蚕丝几乎全部运销外地。在清朝时，大部分蚕丝运往南京、苏州、杭州三地，供官办织造局所需。部分运往邻近的濮院、盛泽、双林等镇，供那里的丝织业所需。及至鸦片战争上海开埠通商后，塘栖所产蚕丝则运往上海销于外商。又，塘栖镇四乡旱地多，适宜栽桑。在郊外一眼望去，遍地都是桑海，因而桑叶产量大。所产桑叶，除了供应本地育蚕外，还大量销往乌镇、濮院等地，售予叶行。
其二，塘栖镇四乡因田少地多，适宜栽植果树，农民为弥补粮食生产的不足，积极种植各种果树，发展果品生产。由于“培植极工，旁无杂树，一亩之地可值百金”[183]。所产水果种类较多，有甘蔗、枇杷、蜜橘、梅子等，其中以甘蔗和枇杷最负盛名。
甘蔗为春种秋收的水果，一般分青皮和紫皮两种，以青皮为佳。青皮甘蔗杆长茎细，汁多而甜。紫皮甘蔗杆粗皮薄，但不及青皮汁多而甜。塘栖所产以青皮甘蔗为主，近销杭、嘉、湖地区，远销苏州、上海一带。
塘栖枇杷有红、白两品种。以白者为佳，俗称白沙枇杷，系自太湖洞庭山移植、培育而成的优良品种，其特点是核小肉厚，汁多而甜。红者核大肉薄，汁少而微甜。每当四五月时，果实成熟，各村农民倾家而出，忙于采摘。有记载说：“筠筐千百，远贩苏、沪，岭南荔枝无以过之。”[184]
其三，水上运输业。塘栖镇位于杭、嘉、湖水网地区，河道纵横交错，又有江南运河在其境内通过，水运交通十分发达。塘栖物产丰饶，诸如蚕丝、水果、藕粉、河鲜等的外运以及山货、木材、毛竹等的转运，莫不依赖水运。还有各地客商的到来和当地居民的外出，也多乘坐航船。这种航船，定时、定线、定点行驶，犹如今天城市中的公共汽车。因此塘栖镇上有许多人以从事水上客、货运输为职业，从业人员除了当地人外，绍兴籍人占有很大比重。在客运航船中，有一种由绍兴籍人经营的乌篷船，使用三支甚至五支橹摇船，速度极快，俗称快班船，穿梭于塘栖与邻近的城镇间，形成一道亮丽的水上风景线。
塘栖镇从明初开始发展，至明嘉靖年间成为大镇，入清后更进一步发展成为巨镇，达到鼎盛状态。但是，到了清朝咸丰年间，清军为防御太平军进攻杭州，竟拆除运河沿岸的砌石，用以修筑堡垒，致使塘路破坏殆尽。同治年间虽经修复，但“远不如前”[185]。加上清军与太平军争夺塘栖镇十分激烈，镇上“梵宫琳宇尽付劫灰，巨室旧家半成瓦砾”[186]。繁荣了三四百年的塘栖镇，从此大丧元气，再难恢复昔日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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