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流域市镇的蓬勃发展：中国运河三千年

太湖流域地区，不仅农业生产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而且我国的商品经济也是首先在这里萌芽和发展的。宋朝时，这里的城乡商品经济已相当活跃，出现了不少草市和市镇，尤其是在南宋，因建都于临安（今杭州），整个长江三角洲和太湖流域，成为邻近都城的京畿要地，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和物资，纷纷汇集在这里，使长江三角洲尤其是太湖流域，出现了经济空前繁荣、人口快速增长的局面。而该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也随之日益加剧，迫使农民对农田进行精耕细作，并实行每岁稻麦并种二熟制，借以提高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使太湖流域地区的粮食大幅度增产，成为当时的米粮仓，承担着国家百分之九十的税赋任务，并且支援着各地的粮食需求。于是，“苏湖熟，天下足”^[115]的谚语，从那时起开始在民间流传着。

当时，太湖流域地区的农民，一方面千方百计提高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增加粮食收获；另一方面为增加经济收入，突破单一生产粮食的传统观念，进行多种经营，如栽桑养蚕、植麻织布以及种植其他经济作物等，将一些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拿到集散地出售，换取钱银，再买回农具和所需要的生活用品。这样，在太湖流域的广大农村，就陆续出现了不少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即市镇。例如，位于浙江北部杭嘉湖地区的南浔镇（今属浙江省湖州市）和濮院镇（今属浙江省桐乡市），都是在南宋时期因蚕丝业和丝织业发达而分别形成市镇的。

市镇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市”和“镇”虽然都是商品集散地，但在古代两者概念不同。“市”是一种经济性质的聚落，早在宋朝以前的东晋时期已经出现，当时称为草市。据说因陈放商品的店舍，多为临时搭建的草房而得名。有的草市定期开市，俗称集市；有的草市长期开市，但商品少，规模小，人员也少。现在太湖流域地区颇多张家铺、郭家店、邓埠等地名，都是古代草市名称而流传下来的。“镇”在古代是一种军事性质的聚落，大概从宋代开始，也演变成经济性质的聚落，但规模比“市”大，定居下来的人口多，而且长期存在着。由于“市”和“镇”都是经济性质的聚落，因此“市”“镇”常常连称，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居民的多少和商业规模的大小。一般而言，千户居民以下的称市，千户居民以上的称镇。镇常常是由市发展、升格而成的。最典型的例子是江苏吴江县的盛泽镇，在明朝中叶时只是一个百户居民的小市，经历了约100年的发展壮大，至明末时已是一个万余户居民的大镇了。大概从宋朝开始，政府在镇上设置行政机构进行征税和管理，从而使镇在后来又由商业性质的社会形态，逐渐演变成一个介于县、乡之间的行政层次。

市镇的形成，一般需要具备如下三方面的条件：一是农村商品经济的深入发展，农民所生产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可以作为商品投入市场进行交易的条件；二是具有一定的人口数量，集中在一处定居的条件；三是具有方便的交通运输条件。一般而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口的集聚，是市镇形成的基础，但在何地何处形成市镇，则决定于交通运输条件。由于太湖流域的交通运输方式主要是水运，加上这里又是水网地区，河道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各河道之间，河湖之间都息息相通，中小型木船可以到处畅行无阻。而本地区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极为丰富和分散，正适宜利用中、小型木船深入农村承运，将分散在各地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转运至作为商品集散地的市镇进行交易。这在客观上就要求市镇所在的地理位置，需要坐落在两条或两条以上可以通航河道的交会处或湖泊的出口处，这样才能方便快捷地使市镇的商品进行集散。经笔者实地考察，现在太湖流域历史上形成的诸多市镇，其地理位置无不具有良好的水运环境，这就说明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市镇形成和发展的必要先决条件。

历史进入到明朝以后，太湖流域地区的商品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其时，该地区的人口增长一直持续不止，而土地则有限。南宋时，依靠农民的精耕细作和稻麦两熟，尚能提高粮食产量，出现“苏湖熟，天下足”的大好局面。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加倍的精耕细作也难以再提高粮食产量，地少人多的矛盾更趋尖锐，几乎到达无法解决的困境。清朝乾隆年间编纂的《吴县志》，反映了当时面临的这种状况：

国家太平日久，人口户口百倍于前。地无不耕之土，水无不网之波，山无不采之木石，而终不足以供人之用。为商为贾，奔走四方；又百工技术，吴人为众，而常苦不足。向无人烟之处，今则宅舍弥望，盖人满之患，到斯极矣。^[116]

在人满为患的状况下，农民单靠种田已经无法维持生计，不得不另找活路，转向种植经济作物并兼搞副业、手工业。因种植经济作物的收益，远比种植粮食作物好得多。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张履祥在所撰《补农书》一书中，对当时种田（生产粮食）和种地（生产经济作物产品）的得失作了详细的比较。他说：

桐乡田地相匹（注：即田和地的数量差不多），蚕桑利厚。东而嘉善、平湖、海盐，西而归安、乌程，俱田多地少。农事随乡，地之利为博，多种田不如多治地。盖吾乡不宜牛耕，用人力最难；又田壅多，工亦多；地工省，壅亦省。田工俱忙，地工俱闲；田赴时急，地赴时缓；田忧水旱，地不忧水旱。每亩田得米三石，春花一石半，然间有之，大约共三石为常耳；而地得叶（注：指桑叶），盛者一亩可养蚕十数筐，少亦四、五筐，最下（也有）二、三筐。米贱丝贵时，则蚕一筐即可当一亩之息矣；米贵丝贱时，尚足与田相当。虽久荒之地，可收梅豆一石，晚豆一石，近来豆贵，亦抵田息；而工费之省，不啻倍之，况又稍稍有（桑）叶乎？^[117]

由此可见，当时种田付出的劳力多而经济效益差，种地付出的劳力少而收益多。因此农民竞相弃田而趋于种地，种植各种经济作物和搞副业。当时最为普遍的是：栽桑养蚕或栽桑卖叶，如湖州府境内各地，“尺寸之堤，必树之桑”。“其树桑也，自墙下、檐隙以及田之畔、池之上，虽惰农无弃地者”^[118]。嘉兴府各县也不例外，“桑柘遍野，无人不习蚕”^[119]。当时的农家除了积极栽桑养蚕的同时，也积极从事织绢、织绸等手工业。苏州府吴江县的盛泽镇，是明末丝织业最发达的市镇。

如上所述，明朝后期由于太湖流域地区的农民放弃种田，而纷纷种植经济作物和搞手工业，粮食产量大减，因此一向号称米粮仓的太湖流域，居然变成缺粮地区，不得不从江西和湖广地区输入粮食，以满足人们的食用需要。于是，自南宋以来一直在民间流传着的谚语“苏湖熟，天下足”也自明末清初起改为“湖广熟，天下足”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大批粮商从外地源源不断地贩运粮食到本地区，并在各地开设米行、碾米等加工作坊，形成了许多以米业为主的市镇，如苏州府的枫桥镇、平望镇，湖州府的新市镇和杭州府的长安镇等。

时代的车轮进入到清朝后，太湖流域地区人多地少的状况并未得到改变，农民除了种植少量的粮食作物，用以向朝廷交纳漕米和自家口粮外，还是像过去一样，主要种植经济作物以及从事栽桑养蚕、缫丝织绸或种棉织布等副业和手工业，用以应付税赋和维持生计。

其时，太湖流域的西部地区，遍地栽桑，“以蚕桑代耕者十之七”，杭嘉湖一带蚕丝业高度发达；而东部地区遍地植棉，“每村庄务本种稻者不过十之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之七八”^[120]。松江、太仓一带棉织业高度发达。由于农民普遍栽桑养蚕和植棉织布，经济收益远较种稻为多，因而虽然承受着沉重的税赋负担，但是日子尚能过得去。正如清初人唐甄在《教蚕》一文中所说：“民未至于空虚，而室庐舟楫之繁庶胜于他所，此蚕之厚利也”^[121]。由于农民多种经济作物，少种或不种粮食作物，粮食就出现短缺，因此入清以后，太湖流域地区仍为缺粮地区。这种状况，从雍正十二年（1734年）浙江总督程元章的奏疏中看得很清楚：

窃查杭嘉湖三府所属地方，地窄人稠，民间多以育蚕为业，田地大半植桑。岁产米谷，除为漕外，即使丰收之年，尚不敷民食，向藉外江商贩接济。^[122]

可知，清朝前期太湖流域的许多地方，城镇居民依然在食用来自江西和湖广地区的商品粮。而这种依赖外来商品粮的状况，至乾隆时期仍在继续。乾隆十三年（1748年）五月乙酉上谕云：

盖浙西一带地方（注：指杭嘉湖地区）所产之米，不足供本地食米之半，全藉江西、湖广客贩米船，由苏州一路接济。向来米船到浙，行户揭贮找房，陆续发粜，乡市借以转输。近因……本地无存积之粮，来船稍阻，入市稍稀，则人情惶惶，米价顿涨数倍。^[123]

那么，当时从江西、湖广地区输入太湖流域地区的客米数量每年究竟有多少呢？据现代经济史专家全汉升先生的推算，数量巨大，他说：雍正年间，湖广为天下第一出米之区，已为人们所公认。在湖北的汉口，自雍正九年（1731年）十一月至十年（1732年）二月初旬，外贩米船已有四百余号，而盐商巨艘装运者，尤不可以数计。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到了五月十五日，江、浙官籴商贩陆续运输四百余万石之多。及七月初八日，江浙商贩已运米五百余万石。根据这些数位推算，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一年中，自湖广运往江浙的食米，约为一千万石左右。装载这一千万石的湖广米船，由汉口出发，沿长江而下，大部分都运往苏州出卖。^[124]

据此可知，苏州是当时湖广商品粮在沿海地区的集散地。所谓苏州，当是指苏州府境内的枫桥市^[125]与平望镇。枫桥位于苏州阊门外七里，一向以唐人诗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而闻名于世，但到了清朝则以繁荣的米市而著称天下。雍正年间的福建籍礼部侍郎蔡世远曾经指出：

福建之米，原不足以供福建之食，虽丰年多取资于浙江，亦犹江浙之米原不足以供江浙之食，虽丰年必仰给于湖广。数十年来，大都湖广之米，辏集于苏郡之枫桥；而枫桥之米，间由上海、乍浦运往福建。^[126]

说明当时集中于枫桥的商品粮，除了部分转运至浙北杭嘉湖地区（见前面所引浙江总督程元章的奏疏）外，还部分地从海路转运至福建省境内。此外，浙东、浙南地区的商品粮也是从枫桥转运过去的。例如，有记载说：

浙商贩米数十石及数百石者，在苏州采买，均有浙省藩司及温、处、台、甯四府印照。查苏城两月之间，卖米二十三万九千石。^[127]

根据以上所述，足以说明苏州之枫桥在清朝时期米市一直极盛，中转运输的商品粮遍及沿海诸省，成为当时沿海地区最大的商品粮集散中心。因此，乾隆《江南通志》卷二十五《舆地志·关津》说：“枫桥市为南北冲要，地介吴、长（洲）二县，各省商米、豆、麦屯聚于此。”

枫桥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商品粮集散中心。是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水运条件密不可分的。一是苏州阊门外是当时太湖流域最繁荣昌盛的商业中心，百货齐汇，万商云集，而枫桥与苏州阊门外的商业中心连接成片，这为枫桥成为商品粮集散地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市场环境；二是枫桥距离浒墅关水运码头很近，浒墅关有江南运河通过，水运四通八达，不仅载重三四千石的大船可自长江驶达，而且可以畅通太湖流域和浙江各地，即使是千里迢迢的福建，从上海或乍浦转海运也极方便。(www.xing528.com)

苏州府境内的平望镇是当时另一个商品粮集散中心，但其规模及集散数量远不及枫桥，时人呼为小枫桥。

平望位于苏州府吴江县南四十七里的太湖东岸，这里原是一望无际的湖沼平原，平望之名由此而来。自中唐时期在苏州与嘉兴之间出现塘路以后，早期的平望就是位于塘路旁的一个憩足之所。后来民居渐聚，至明初时业已“地方三里，居民千家，百货贸易如小邑”^[128]。由于平望位于荻塘运河与江南运河的交会处，向北循江南运河经吴江县治而至苏州府，向南循江南运河经王江泾镇而至嘉兴府，向西循荻塘运河经震泽镇、南浔镇而至湖州府，水运交通四通八达，有利于货物商品之集散，因此至明末时已发展成为“耕桑食货熙攘盈繁，屹为吴江巨镇”^[129]。入清以后，发展更快，至乾隆年间，呈现“货物益备，而米及豆、麦尤多，千艘万舸远近毕集”^[130]的繁荣市况，可知此时的平望，已形成以粮食集散为主业的市镇。

镇上人多以贩米为业，米行林立，大的米行均有储米场所曰米栈，栈中附设砻坊、碓坊，用以对米谷进行加工。平望镇上的米行，不仅从事米谷的籴粜，赚取利润；而且还对来自湖广地区的籼米进行加工。因籼米性硬，不符当地人的口味，米商遂将籼米加工成新的品种，称为冬舂米^[131]，米色发黄，质松而软，尤其适合在炎夏季节煮粥，食用时不黏不腻，十分爽口，深受太湖流域一带城乡居民的欢迎，故销路很好。

平望镇作为当时太湖流域商品粮的集散地，其商品粮的来源，除了大部分从苏州枫桥转运来的湖广客米外，也有部分粮源来自本地及附近地方所产。当每年秋收后，米商趁米多价贱之际，向农民大量收购糙米（稻谷去壳后而尚未去膜的米），进行加工成精白米后，一部分在本镇及四乡出售，一部分则运往太湖流域的缺粮地区销售，可以获取可观的利润。与枫桥相比，平望商品粮的来源及销售范围均小得多。

总之，枫桥与平望是清朝苏州府的两处商品粮集散中心，其集散范围与经营方式各有侧重点，应该说这是一种合理的商业分工。

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市镇发展的速度也明显加快，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原有的市镇，规模进一步扩大和繁荣。尤其是在水运交通发达的江南运河沿途，出现了不少规模和繁荣程度超过县城甚至府城的巨镇。如位于澜溪塘（江南运河南段的新道）畔的乌青镇（今乌镇），由明清时的乌镇与青镇毗连组成。乌镇的面积纵七里，横四里，青镇的面积纵七里，横二里，合计全镇广袤十八里，规模之大和市况之繁荣，均超过了它所属的桐乡县城，甚至超过了嘉兴府城和湖州府城，当时嘉兴、湖州两府城的城池周长都是各为十二里^[132]。因此，乾隆年间出版的《乌青镇志》卷二《形势》说：“名为镇，而实具郡邑城郭之势。”又如，位于荻塘运河（江南运河的重要支线）畔的南浔镇，兴起于南宋后期，经元、明两朝和清朝前期的发展，至道光年间，全镇范围，南北长七里，东西宽三里，周长近二十里，超过了府城湖州的城池周长，而其“烟火万家、商贾云集”，以蚕丝的集散为主业兼备其他工商业的经济繁荣和市况繁华程度，更大大超过了湖州府城。因此，自清朝中后期起，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湖州整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133]

（2）新兴的市镇不断出现，市镇数量激增。如以浙北的杭嘉湖地区为例来说，明朝中、后期时，杭州府有镇31个，嘉兴府有镇30个，湖州府有镇18个。至清朝中后期时，以上三府的镇数分别增至55个、37个和25个，其平均增长率达百分之三十。特别是紧邻杭嘉湖地区的苏州府，市镇的增长速度最快，明朝中、后期时有镇45个，至清朝中、后期时猛增至114个，增长率高达一倍半。

从历史考察得知，太湖流域市镇的兴起大约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市镇兴起的高潮是在南宋。其历史背景是南宋建都于临安（今杭州），太湖流域成为当时的京畿地区，这里的自然条件、水利设施、农业生产状况一向很好，加上南宋朝廷的特别重视，各地的经营人才纷纷云集，于是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商业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在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而官僚、士绅、豪强、巨富在该地区的汇集，更增加了对消费的需求，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长期繁荣和农村商品经济的深入发展，为市镇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第二次市镇兴起的高潮是在明朝的中、后期。其历史背景是，当时农业和手工业的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农业资本主义经济在太湖流域各地萌芽，原来的自然经济不断受到冲击而趋于解体，农民阶级也开始出现分化，其中部分农民因经营种植业和手工业而发财致富，成为农业资本家，而大部分农民则成为自由劳动者。这一变化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不愿种田生产粮食，而热衷于种植各种经济作物，以期获得更多的收益。当时种植的经济作物种类很多，如栽桑、植棉，种植茶叶、烟叶，各种瓜果、豆类、油料作物等，其中最为普遍的是栽桑。当时有些农家栽桑的目的不是为了养蚕所需，而纯粹是将桑叶出售，因为出售桑叶周期快，比自己养蚕获利更多。为此，甚至有人专门租借别人的土地来栽桑，卖叶所得在偿付地租后获利甚丰，可见当时桑叶的商品化程度之高。二是已经形成广阔的经济作物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销售网路。如以桑叶的销售为例，当时杭嘉湖地区的许多大小市镇，均设有叶行，专门收购农民出售的桑叶，“市有头市、中市、末市，每日三市。叶价有早市、晚市、夜市之分。每担（一百斤）叶价一元五角至二元为平价，陡涨时每担三四元不等。叶行上市，通宵达旦，采叶船封满河港”^[134]。叶行收购桑叶后，加价转手卖给本地养蚕而缺桑叶的农户，或运至邻近乡镇销售，获取丰厚的利润，所以农民出售桑叶十分方便。同样，农民出售手工业品如丝绢、绫绸等也十分方便。湖州府南浔镇上丝行林立，收购农民的蚕丝夜以继日，一日贸易数万金。嘉兴府的濮院镇，每当收购农民所织绫绸的季节时，“行商麇至，终岁贸易不下数十万金”^[135]。经济作物产品和手工业产品有销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就很高。三是明朝自万历九年（1581年）起实行一条鞭法的赋税制度，就是说除了漕粮定额外，其他所有的赋税均折合成银两交纳，这就迫使农民手中必须握有一定数量的现金货币，以便用以向官府纳税。农民的现金来源完全依赖出售经济作物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活跃和发展。

第三次市镇兴起的高潮是在清朝前期。应该说，第三次高潮与第二次高潮在时间上相衔接，但历史背景不同，故予以分开。清初的康、雍、乾时期，政治稳定，经济处于上升阶段。太湖流域一带，以蚕桑为代表的经济作物种植业同分工越来越精细的手工业加工作坊迅猛发展，使各地的农副业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交换空前活跃和兴旺，城乡之间、各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空前频繁，原有的自然经济逐渐瓦解，而商品经济则不断壮大并且渗透至农村的各个方面，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背景。在此大的历史背景下，清朝政府废除了几千年来向农民无偿征收实物的制度，而实行从市场采购所需物品的政策，这是历史的进步，也为当时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当时朝廷在南京、苏州、杭州三地设有规模巨大的织造局，聘用大批能工巧匠织造宫廷用的各种丝织品和棉织品，所需蚕丝、棉纱等原料和绸、绢、罗、绫，各种棉布等成品，均由织造局以市价从各地的丝绸和棉布市场购买。由于有着三大官办织造局这样的大买家，长期地、大量地、源源不断地在各地的市场上进行采购，为太湖流域的丝绸业和棉布业，极大地营造了一个长盛不衰的市场环境，并促使杭、嘉、湖、苏地区的蚕桑、丝织业以及苏、松、太地区的棉花、棉织业，快步迈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第三次市镇兴起的高潮，正是在这样的形势背景下出现的。这一次出现的市镇，其特点如下。

（1）多有专业化倾向，某镇以某种特产著称。如嘉兴府桐乡县的炉头镇，古名柞溪，居民以冶铸为业，除夏季外，其余三季炉火昼夜不绝，镇以是名。“所产釜、鬵、钟、鼎之制，大江以南咸取给焉”^[136]。有诗云：“家住柞溪曲水前，铸金成釜旧相传。沿塘时有商船泊，夜半惊看火烛天。”^[137]

嘉兴府境内新兴的屠甸镇以盛产烟叶著称。有伏烟、秋烟、顶烟、脚烟等名烟，每当夏秋之际，烟商纷至沓来，烟市颇盛。“乾隆五十年，大旱，禾苗几尽。有种烟叶者，收值数倍于谷，由是种烟者渐多，赖此以资生计。”^[138]

又，石门镇虽是老镇，但入清后重点发展榨油业，以榨油作坊多、加工数量大而著称。

湖州府的双林镇，是个兴起于南宋时的老镇，但过去是一个“户不过数百，口不过千余”的小镇。入清后发展成为拥有两万以上人口的大镇，居民和四乡农民多以织绢为业。绢是丝织品的一种，质地柔软而薄，用作书画载体的称为书画绢，用作裱书画、饰墙壁的称为裱绢，“所产营销国内各省且远及日本”^[139]。双林镇所产绢品中，最负盛名的是包头绢，主要用以妇女的头饰；北方多风沙，亦常用以罩面护目，故畅销南北各地，久盛不衰。双林四乡农家，多拥有木质织机，农民夜以继日地织绢，虽很辛苦，但收益不菲，故镇、乡居民都较富庶。

湖州府的善琏镇，位于府城东南的水网地区，距双林镇不远，向以制作毛笔著称于世。至清朝后，发展到镇上及其四乡几乎家家户户都从事制笔工作，而且工序越分越细，质量越做越精。毛笔以山羊毛、野兔毛、黄鼠狼尾毛等制成，有羊毫、紫毫、狼毫和兼毫等品种，以满足书写时笔锋软硬不同的需要。善琏镇是驰名世界的笔都，至今依然。

（2）一些老镇、大镇，其工商业趋向综合性发展。例如，一向以蚕桑、丝绸为主业的南浔镇，到了清朝时也发展了棉织业。南浔四乡的农民，除了养蚕、缫丝、织绸外，也从事纺纱、织布。因此镇上除了传统的茧行、丝行和绸庄外，又出现了不少经营棉花和棉布生意的布行。其实，南浔四乡并不出产棉花，农民纺纱织布用的棉花，都是由布行的商人们，从东面百里以外的松江府境内运来的。农民向布行买或赊进棉花，进行加工成布匹后再卖给布行，赚取微薄的加工费。而镇上布行的商人们，将由南浔四乡农民加工成的布匹，运至南浔以西百里外的安吉、孝丰等山区，以布换取山货，或卖给山区人民，从中获取大利。清朝同治年间出版的《南浔镇志》，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去南浔之东百里而遥，地沿海，田之高仰者宜木棉，其乡民大半植此。夏种秋收，采积既多，即捆载而易钱于西贾。浔之西百里而近，地多冈阜，为茶、栗、竹木山场，俗少女工，时因其地所出，亦捆而易布于东贾。浔市居其中，四乡之人自农桑外，女工尚焉。推车、蹋弓、纺线织机，率家有工。村民入市买棉归诸妇，妇女日业于此，且篝灯相从，夜亦作，一月得四十五日工，计日成匹。^[140]

从上引记载中不难看出，布行商人们之所以选择不产棉花的南浔作为发展棉纺织业的地点，是因为看中了南浔适宜的地理位置和便捷的水运条件，尤其是因为当时的南浔，已经取代湖州府城的工商业地位，成为湖州府辖境乃至杭嘉湖地区最大、最繁荣的工商业中心，镇上百业齐汇，万商云集，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商机。总之，南浔有着优越的地理条件和极其活跃、繁荣的市场环境，经过人们的努力，遂从一个蚕丝业市镇发展成为兼具棉织业的综合性工商业巨镇。

又如，位于嘉兴府与湖州府交界处的乌镇，也是个老镇、大镇，一向以蚕桑为主业，镇上多桑行、丝行和绸庄。但自清朝起，已突破蚕桑业的传统单一领域，趋向综合性发展，截至晚清，已形成百货汇集、行业齐全、市况繁荣的工商业大镇格局。据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出版的《乌青镇志》卷二十一《工商》一栏记载，清朝后期乌镇的工商业，计有：铜、铁冶铸业、竹器业、藤业、木器业、油车业、水磨业、糖坊业、染坊业、磨坊业、碾米业、香料业、颜料业、蚕业、丝业、绵业、绸业、布业、衣业、桑叶业、烟叶业、米业、洋货广货业、鞋帽业、银楼业、桐油业、羊皮羊毛业、山货业、海味业、茶叶业、药材业、酱园业、酒肆菜馆业、茶食业、纸箔业、纸业、草席业、窑货业、文具业以及造船业、航运业等，可谓门类齐全，应有尽有。正如《乌青镇志》所说：“乌镇地大户繁，百工之属无所不备……名为镇，而实具郡邑城郭之势。”^[141]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在清朝后期由于鸦片战争爆发和上海开埠，农副产品加工出口业日益兴旺，尤其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爆发，江浙暨太湖流域一带的居民纷纷避难于上海，使上海地区的人口猛增，因此在今上海的四周地区，新兴市镇有似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据不完全统计，自鸦片战争至清末的70年间，在当时松江府和太仓州的东部以及上海周围地区（包括今浦东地区），新兴的大小市镇达上百个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