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泽湖治理及治河保运措施

洪泽湖位于清河县（今淮安市淮阴区）西南、盱眙县东北地区，系淮河下游被黄河强占、淮水出路受阻而在低洼地区潴聚所成。周围约三百里，其面积大小随水位高低而有变化，深度也不一致，平均水深约一丈二尺（约合4米），属浅水型湖泊，实为半自然半人工，用以调剂淮河水量，保障下游地区安全的一个大型水库。

由于洪泽湖的出口就是清口，所以维护洪泽湖及其大堤的安全和稳定，是治理清口的一项重要内容。清人郭起元对洪泽湖与黄、淮、运之间的密切关系有十分精辟的论述：

洪泽湖，汉为富陵，隋为洪泽渠，宋为陈公塘。自元以来，淮流胥汇于是，并阜陵、泥墩、万家诸湖而为一，统名曰洪泽湖。湖当黄运之冲，而承全淮之委者也。淮合诸水，汇潴于湖，出清口以会黄，清口迤上为运口，湖又分流入运河以通漕。向东三分济运，七分御黄（注：即三分湖水出东南，经草字河入高、宝湖济运；七分湖水出东北，经多条引河入清口御黄）。而黄河挟万里奔腾之势，其力足以遏淮；淮水少弱，浊流即内灌入运。故淮必常储其有余，而后畅出清口，御黄有力，斯无倒灌之虞。故病淮并以病运者莫如黄，而御黄即以利运者莫如淮。治黄、运者尤以治淮为先也……历来春夏之交，黄水先发者多，淮水先发者少。防湖涨唯在伏秋水盛之时，蓄清流耑为淮势微弱之助，此调剂盈虚，权衡蓄泄，人事所关最巨也。然而尾闾不宜过泄，清水全在蓄裕，多一分尾闾减泄之水，即少一分出口御黄之水。^[76]

以上论述，不仅说明了洪泽湖与黄、运之间的关系，而且提出了相应的治理对策。

沿洪泽湖东岸，绵亘着一道北起清口，向南经武家墩、高家堰、高良涧、周家桥、翟坝至蒋坝镇的高大堤防，长一百三十多里，这就是遐迩闻名的洪泽湖大堤。大堤的历史悠久，北段称为高家堰，相传为东汉末广陵太守陈登所始建^[77]，长三十里，用以防淮河洪水的屏障，当时称为捍淮堰。大堤的中段，乃三国时邓艾在两淮地区屯田时所始建。其后，唐朝、宋朝、元朝都曾先后修建过部分大堤。只是以上所建都是土堤，早已为风雨和洪水所摧毁。现在所看到的大堤，则为明、清时代的遗物。

明初永乐年间，平江伯陈瑄在开凿清江浦、整治淮扬运河的同时，曾自武家墩至周家桥之间修筑过大堤。万历六年（1578年），河漕总督潘季驯为实施“蓄清刷黄，治河保运”的方针，又重修大堤，并向北延长至清口，向南延长至越城，长六十余里，堤高一丈（约合3.3米）。当时所筑大堤，为内衬桩、板的土堤。利用这道大堤以抬高洪泽湖的水位，使之成为高于东部地面的悬湖，再利用湖水以高屋建瓴之势，集中从清口流出，藉此冲刷清口以及黄、淮河下游河道的淤沙，达到治河保运的目的。为使大堤坚固，能经受洪水的冲击，潘季驯再接再厉，又于二年后（即万历八年，1580年），对所筑以桩、板为骨架的土堤，用大块玄武岩条石进行包砌，叠砌十层，厚二层，计完成石砌大堤三千余丈（约合10千米），从而使土堤升格为石堤。

清初，洪泽湖东岸虽有六十里长的大堤为屏障，但在洪水的猛烈冲击下，大堤决口、坍塌现象仍然时有发生。康熙十五年（1676年）夏秋，久雨，山洪暴发，大堤在武家墩、高家堰、高良涧共发生三十四处决口。特别是周家桥至翟坝一段（约三十里），明朝时潘季驯未筑堤防，洪水乘此无堤之隙，汹涌而出，东泻高、宝诸湖，高邮以北清水潭一带的淮扬运河堤防顿被冲毁，由是运河瘫痪，高邮、宝应、兴化等七州县沦为泽国。原来，潘季驯修建洪泽湖大堤时，鉴于周家桥至翟坝一段，地势比较高亢，平时足以阻挡湖水东溢，汛时则可溢洪，成为一处天然的减水坝。而当时，洪泽湖淤积并不严重，湖底较深，即使是在汛期洪水少量溢出亦不为害，出于节省费用支出，故在这一段三十里湖岸未筑大堤，岂料后来洪泽湖屡为黄流倒灌，湖中泥沙不断淤积，湖底不断垫高，使洪泽湖蓄水容量不断减少，以致一旦湖水暴涨，就从这一段未筑大堤的湖岸处汹涌东泻。关于当时这一段缺口的实际状况，靳辅在对现场考察后有如下记述：

自周桥至翟坝三十里，空之而弗堤。曰：此处地形稍亢，天然减水坝也。但当时湖底深而能纳，虽不筑堤，湖水常低于岸面，唯遇霖雨暴涨，始漫溢而出。迨黄流倒灌之后，湖底垫高，湖水亦因之而高。于是此三十里稍亢之区，终岁滔天东注而不止，不但清口之力分，无以敌黄，而淮反引黄水以俱东，二渎交腾，高、宝诸湖盈科而不受此，清水潭之所以大决而不可塞，下河七邑遂同溟渤也。^[78]

康熙十六年（1677年），靳辅受命治河治运后，十分重视对洪泽湖大堤的修复和加固，当时他从三个方面着手治理：一是对旧堤三十余处决口进行堵塞，阻止湖水东流；二是对从马头镇至于周家桥九十里大堤进行加高增厚，将周家桥至翟坝三十里无堤之处增补堤防，并在武家墩，高良涧，周家桥，古沟，唐埂东、西等处的大项上修建六座减水坝，以减弱洪水对大堤的冲击；三是创筑坦坡，以固大堤（见图19-3）。(www.xing528.com)

图19-3　靳辅所修高家堰坦坡和天然减水坝位置示意图^[79]

所谓坦坡，就是在高家堰大堤外侧，铺垫泥土形成斜坡。坦坡的长度与堤高有关，即堤防越高，堤下的坦坡需要越长。其规格大致是：“每堤高一尺，填坦坡八尺，如堤高一丈，即填坦坡八丈。以填出水面为准，务令迤斜以渐高，俾来不拒而去不留”^[80]。很明显，坦坡的作用是可缓水势之激怒。也就是说，用以消能减势。康熙十七年（1678年）秋，巨风猛浪袭击大堤，“但汹涌之势一遇坦坡，而其怒自平，惟有随波上下而无所逞，其冲突始知坦坡之力”^[81]。因此，靳辅对于使用坦坡之法推崇备至，他说：“障淮以会黄者功在堤，而保堤以障淮者，功在坦坡也”^[82]。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黄、淮两河同时涨水，黄流从清口倒灌洪泽湖，清口各引河严重淤垫，同时大堤上的六座减水坝也被冲坏，湖水东泻，再次造成清水潭一带的运河堤防决口，水淹里下河地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张鹏翮受命治河治运，他大修被洪水冲坏的洪泽湖大堤，自北面的武家墩至南面的古沟，共计新砌石堤七千二百余丈，约合四十八里。同时，鉴于靳辅所建六座减水坝的过水量太多，平时也会泄水，不仅造成高、宝诸湖水涌为患，冲击淮扬运河；而且也会萎缩洪泽湖的蓄水量，影响“蓄清刷黄”方针的实施，于是尽废六座减水坝，而另建三座滚水石坝以取代。^[83]这是洪泽湖大堤上出现滚水石坝的嚆矢。这三座滚水石坝，就是后来颇有名的仁、义、礼三坝。雍正七年（1729年），朝廷发帑金百万，命新任江南河道总督孔毓珣、协理江南河务尹继善等，购备石料，组织民夫，对洪泽湖大堤进行大修，择其首险及单薄之处改筑石堤。此时，连同原有石堤共长一万二千八百余丈^[84]，约为八十里之长。乾隆十六年（1751年），皇帝南巡视察洪泽湖大堤，下令增筑石堤和滚水石坝。当时的江南河道总督高斌因此而大修洪泽湖大堤，一方面对信坝以北的大堤，凡属砖堤或土堤的，均改建为石堤；信坝以南的大堤，凡属土堤的均改建为石基砖工。另一方面增建了两座新的滚水石坝。至此，连同原来的三坝，大堤上共有仁、义、礼、智、信五座滚水石坝。其中的仁坝又称北坝，长七十丈（约合230米），坝高六尺八寸（约合2.2米）；义坝又称中坝，长六十丈（约合200米）；礼坝又称南坝，长七十丈（约合230米）。新建的智、信两坝，均长六十丈（约合200米）。^[85]

考虑到大堤滚水坝下泄之水必须有出路，否则会泛滥成灾。于是在嘉庆十八年（1813年）和二十年（1815年），先后在仁、义、礼三坝下面各挖泄水道一条，分别称为仁河（又称头河）、义河（又称二河）和礼河（又称三河）。其中的三河（礼河）最为宽阔，后来演变成为淮河通向长江的主要水道，仁、义、礼三河所排泄的洪泽湖水，大多流向高、宝诸湖，一部分用以济运，并注入长江；一部分流入里下河地区，转辗入海。

综上所述，自黄河南迁强占淮河以来，不仅形成了洪泽湖，而且由于黄流不断倒灌入湖，使湖底不断淤高，容积不断缩小，清朝政府对此状况束手无策，为防洪汛时期湖水东溢成灾，不得不陆续延长大堤和增加堤高。截止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北迁为止，洪泽湖石堤从明朝时的六十余里延长至一百二十余里；堤高则从明朝时的一丈（约合3.3米）增至三丈（约合10米）左右。及至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人民政府又对明、清时代遗留下来的洪泽湖石堤，进行了全面的加固和改造，并加以延长至六十七千米，成为今苏北地区防御淮河洪水东泻的有力保障。自明、清以来，苏北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倒了高家堰（指大堤），淮扬两府不见面”，足证洪泽湖大堤之重要。

如今，这道长长的石堤，依旧巍伟地绵亘在洪泽湖的东岸，犹如一条水上长城。其工程之浩大，形象之壮观，令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