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运河三千年：黄水倒灌清口的治理

前面已经说过，清口是综合治理黄、淮、运三者的关键所在。那么，清朝是怎样治理清口的呢？清口的问题，归根结底是黄河泥沙在清口淤积，阻碍了黄、淮东流入海的去路，由此引发了频繁的水患和漕运的梗阻。这个问题早在明朝中期以来已经存在，当时许多治河治运专家，为此不知费了多少心血和精力，都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到了后期万历年间，著名治河专家潘季驯提出“蓄清刷黄”的治理方针，才形成了解决清口泥沙淤垫问题的新思路。为此，他对洪泽湖原有堤防进行全面的加高加固和改建，并向南增筑了一大段堤防，使原来三十里长的高家堰，延伸成为长七十二里、高一丈（约合3米）的洪泽湖大堤，以增加洪泽湖的蓄水容量，并使湖水集中由清口流出，藉此产生强大的冲刷力，以便利用清水降低黄水的含沙率和冲刷清口的淤沙。这一治理清口淤垫的新方法，确实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使清口保持基本畅通达十余年之久。不过，实施“蓄清刷黄”也带来了不小的负面作用。因为潘季驯所设计的“蓄清刷黄”的治理方案，是基于抬高洪泽湖水位，使其超过黄河水位，以建立高屋建瓴之势，也就是说，是一种属于自流冲刷的方式。当黄河一旦涨水，水位高于洪泽湖水位时，就会发生倒灌，造成泥沙淤积清口；甚至出现清口的辽阔水域大部分被淤成平陆；而更为可怕的是，黄水倒灌从此成为频频发生、并且很难治理的河患。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黄、淮涨水，出现了“河身日高、流日壅、淮日益不得出、储蓄日益深”^[68]的状况；第二年，这种状况进一步恶化为“清口以外黄河阻遏，清口以内淤沙横截，淮水仅出沙上之浮流”^[69]的局面。自此以后，黄水倒灌成为一大顽症，直到明朝灭亡也未得到解决。

清初，黄、淮下游入海河道淤垫严重，黄水下泄受阻，被迫倒灌洪泽湖，泥沙不断地在清口淤积，使清口原有的淤沙迅速扩展成为拦门沙和长约二十里的烂泥浅。据康熙十六年（1677年）靳辅在实地调查中亲眼所见：“自高家堰以西至清口，长约二十里，原系汪洋巨浸，为全淮会黄之所，自淮流东决，黄水内灌之后，将此一带湖身渐渐淤成平陆。向之汪洋巨浸，今只存宽十余丈，深五、六尺至一、二丈不等之小河一道矣。”^[70]靳辅受命治河治运后，决定以清口为治理重点。他所采取的工程措施，继前面所述的治理黄、淮入海河道，使其下泄畅通之后，又在清口的烂泥浅一带开挑了四条引河，以使淮水顺利下泄，冲刷清口的淤泥淤沙。关于开挑引河的作用，靳辅曾有如下阐述：

引河之用有三：一曰分流以缓冲也。河一决则全流尽趋决口，奔腾激荡，桩埽无所施，应于对岸上流别开一河以引之，则决口缓矣。二曰预浚以迎溜也。河身既淤为平陆，即异日黄流归故必涨溢而他溃，故应预开一渠以迎之，务使水至归渠，遂其湍迅之势，则刷沙有力，而后无旁出之虞。三曰挽险以保堤也。河性猛烈，方其顺流而下也，则藉其猛以刷沙；当其横突而至也，则恣其烈以崩岸，故当其悠忽激射之时，宜酌左右之间，急开一渠以缓所冲之溜，并引入中流以夺其势，而后危堤可保。^[71]

靳辅在清口开引河的具体做法是：在小河两旁离河身二十丈（约合66米）处，各挑引河一条，河面宽六丈（约合20米），底宽三丈（约合10米），深五尺（约合1.7米）。所挑之引河共有四条，自西向东依次为：张福口、帅家庄、裴家场、烂泥浅。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动工，当年十二月完成。这里有个问题需要加以说明：就是前面所述在黄、淮下游入海通道两旁开挑引河时，距河身仅三丈（约合10米），为何在清口开挑引河时，距河身要二十丈（约合66米）？这是因为黄、淮下游河道两侧的土质坚硬，故引河与黄、淮河身相距必须较近，使留存下的土带显得单薄，这样就容易为水冲击，便于达到三河合而为一，拓宽黄、淮下流河道的目的。清口烂泥浅一带的情况则不同，当地均是淤泥，土质松软，所留存下的土带容易被水冲击，所以引河与原有河身相距可以远些，以减少开挖土方的工作量。

有了以上四条引河，加上原有的三叉河，洪泽湖水从这五条河道流出清口时，沿途就可冲刷着留存下的土带，使引河的宽度和深度不断扩大，最后达到清口的淤泥、淤沙被全部刷去的目的（见图19-2）。当时人们对靳辅在清口开挑引河的做法，有很高的评价：“数载以来，四条引河俱经冲刷宽、深，淮流畅注，是以放黄而无倒灌之患者，引河之力也。”^[72]

图19-2　清口与七条引河示意图^[73](www.xing528.com)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黄、淮两河大涨，黄水倒灌清口，靳辅所开引河严重淤垫，运口则淤成平陆。其后，黄水倒灌清口现象和运河沿线灾害不断。河督董安国，为防止黄水倒灌，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在清口修建东西束水坝，西坝长二十四丈（约合80米），用以御黄，东坝长二十六丈（约合86米），用以束清。中间留有二十余丈（约合70米）宽的口门。在正常情况下，西坝一般不动，如遇黄河涨水，就要加长西坝的坝体，使口门缩小，以减少黄水倒灌入湖。东坝则根据洪泽湖的水位情况，相应地对坝体进行加长或拆短。如湖水涨发，就要拆短东坝的坝体，使口门扩大，以便更多地放水敌黄刷淤；如湖水枯萎，就要加长东坝的坝体，使口门缩小，以阻止湖水过多流失，使洪泽湖保持足够水量，用以济运。不难看出，束水坝的设置，使洪泽湖的蓄清刷黄功能，从自然流冲的方式向人工调控的方式迈进了可喜的一步，这是值得写上一笔的。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春，皇帝南巡（注：这是康熙皇帝第三次南巡）视察高家堰、清口等治河工程设施时，曾对防治黄水倒灌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治河上策唯以深浚河身为要，河底浚深，则洪泽湖水直达黄河，兴化、盐城等七州县无泛滥之患，田产自然涸出，若不治源，治流终无裨益。今黄、淮交会之口过于径直，应将河、淮之堤，各迤东湾曲拓筑，使之斜行会流，则黄不致倒灌矣。^[74]

日理万机的康熙皇帝，对清口一带的河道形势和治理方法十分内行。当时，他还具体指示河臣：在清口对岸以西处开挑陶庄引河，使黄河流经陶庄引河而避开清口。是年，陶庄引河开通。按陶庄引河横卧于清口以北，而清口则是位于黄河向南弯凹处，因此陶庄引河开通后，可使黄河径直从清口的北面通过，而不流经清口，这是避免黄流淤垫清口的好办法。但陶庄引河使用不久就被淤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由江南河督萨载主持重开，次年完成。重开的陶庄引河比第一次所开的更长，其东端在中运河的杨庄运口附近通向黄河。这样，自原来的清口至杨庄运口的一段黄河，遂成为淮河的河段，也就意味着清口从原来的泗口向东移至杨庄运口的对岸。而作为防止黄流倒灌清口的西坝，也随之向东移置到新的位置。采取这一系列工程措施后，黄流倒灌清口的状况大为减少。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新任河道总督张鹏翮在处理完云梯关外拆坝等事务后，转而治理清口。他先后开挑了张福口和张家庄两条引河（张福口引河初为靳辅所开；张家庄引河可能就是帅家庄引河，亦为靳辅所开。这次疑是淤塞后重开），并且疏浚了烂泥浅、裴家场、三叉河三条引河，另外再加天然、天赐两条由湖水自然刷成的引河，此时共计有七条引河（见图19-2）。“于是，十余年断绝之清流，一旦奋涌而出，淮高于黄者尺余”^[75]。当时，洪泽湖的清水通过这七条引河流出清口敌黄刷淤，使清口一带的淤垫状况得到了好转。

综上所述，在清朝前期的康、雍、乾三朝，为了确保漕运的畅通，沿用明朝潘季驯“蓄清刷黄”的方法，不辞辛苦、不遗余力地对黄、淮、运交会的清口进行综合治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到了乾隆后期，政治开始腐败，治河治运的积极性已非昔日可比，河臣、漕臣们普遍滋生着不求有功、得过且过的思想情绪，因此面临日趋恶化的清口形势，竟然束手无措，乃至倒行逆施，采用“借黄济运”的做法。据记载：“乾隆五十年（注：1785年），洪泽湖水极小，不但黄强清弱，至六月竟然清水涓滴无出，又值黄水盛涨，倒灌入运，直达淮扬。漕艘入行淮河，全藉黄水浮送，方能进淮渡黄……借黄济运，自此始也。”到了嘉庆以后，靳辅、张鹏翮等人所开的七条清口引河先后淤垫或淤塞，清水流量不足，难以敌黄，黄水倒灌现象频频发生，而治理清口又无得力举措，因此清口和运河的形势日益恶化，而且积重难返。每当运河水量不足、漕运梗阻时，“借黄济运”则成为一种最方便省力，而且随时可以利用的措施，以应付漕艘北上，完成任务。殊不知“借黄济运”，等于饮鸩止渴，因为黄流百害，避之犹恐不及，岂可借用？正如《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七《河渠志·运河》所说：“自是以后，黄高于清，漕艘转资黄水浮送，淤沙日积，利一而害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