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夺淮前，淮河下游流经清口（即泗口）、清河、安东、云梯关入海。北宋时，淮河的入海口就在云梯关附近。黄河夺淮后，黄、淮合流虽循原淮河的路线不变，但因水中泥沙不断淤积，使入海通道日益变窄变浅，入海口日益外延东移。据靳辅受命治河治运之初进行的实地调查可知：“自清江浦至海口约长三百里，向日河面在清江浦石工之下，今则石工与地平矣；向日河身深二、三、四丈不等，今则深者不过八九尺，浅者仅二三尺矣。河淤运亦淤，今淮安城堞卑于河底矣。运淤，清江与烂泥浅尽淤，今洪泽湖底渐成平陆矣。河身既垫高若此，而黄流裹沙之水自西北来，昼夜不息，一至徐、邳、宿、桃，即缓弱散漫，臣目见河沙无日不积，河身无日不加高。若不大修治，不特洪泽湖渐成陆地，将南而运河、东而清江浦以下，淤沙日甚，行见三面壅遏，而河无去路，势必冲突内溃，河南、山东俱有沦胥沉溺之忧，彼时虽费千万金钱，亦难克期补救”[54]。又据记载，原来河面宽一二里至四五里，河深二三丈至五六丈（约合6～20米），入海口在云梯关外三十里（明嘉靖年间）。至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时，河宽仅一二十丈，河深仅数尺，入海口已东移至云梯外一百二十里。[55]黄、淮入海通道的日益变窄变浅，是造成泄水不畅，沿途决溢的主要原因。对此，有三种治理方法：一是单用人工对入海通道进行拓宽浚深，这是传统方法；二是增开新的入海通道，以分水势，这也是传统方法；三是不挑浚河道，而是筑束水堤，以水攻沙，这是明朝潘季驯首创的方法。当时靳辅力排众议，反对单用人工挑浚河道和入海口。他说：“凡议河者莫不力言挑浚，而不知其势有必不可者，何也？挑浚之口最狭亦须宽至里；且渐近海滨，人难驻足。加以滔天之潮汐，一日再至，不特随浚随淤，尤恐内水未及出，而外来潮水先入矣。”[56]可知他是从节省成本费用、施工条件和工程效果等方面着想而反对单用人工挑浚的，可谓动机良好，精神可嘉。靳辅主张浚河就地取土，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即挑浚与筑堤相结合的方法，这无疑是对潘季驯治河方法的继承和发展。他说：“今日治河之最宜先者，无过于挑清江浦以下，历云梯关至海口一带河身之土，筑两岸之堤也……说用水刷沙即可不必挑浚，而东水归槽则又必须筑堤。既筑堤矣，与其取土于他处，不如取土于河身，寓浚于筑堤，而为一举两得之计也。”[57]靳辅治河方法的具体实施是：自清口至云梯关三百里河道两旁，在离水三丈（约合10米）之处下锹挖土，各挑引河一条，河面宽八丈（约合26米），底宽二丈（约合7米），深一丈二尺（约合4米）。利用挖出的泥土，在两条引河的外侧筑两条束水长堤，促使河道加快流速，增强冲刷力度。每当洪汛时期，经黄、淮河道及其两旁引河的洪水下泻冲刷，挖土时留存在中间两条三丈（约合10米）宽的土带，必然被冲垮。这样，三条河道合为一河，就可收到自动拓宽黄、淮下游入海通道至四十丈（约合130米）的良好效果。
黄、淮下游自云梯关至入海口之间尚有一百二十里河道，系历年来因黄河泥沙不断淤积、海岸线逐渐东移所形成。靳辅对这一段黄、淮新尾闾尤为关心。他说：“臣闻治水者必始自下流，下流疏通则上流自不饱涨，故臣又切切以云梯关外为重。”[58]他将这一百余里的尾闾河道分成两段，靠近云梯关的八十里河道，因形成较早，河况、土质等基本与云梯关内的河道相同，故采取的治理方法也与关内基本相同，即在河道两岸筑束水堤共一百六十里，计长二万八千八百余丈（约合95千米）。只是堤的规格比关内的河堤要低，堤底宽五丈，堤面宽三丈（约合10米），堤高仅六尺（约合2米）。不求过于高厚，惟期足以束水就可。筑堤之土，取自浚深河道所得。靠近海口的数十里河道，因形成较晚，河况特殊。文献记载未说明治理方法，只是说：“位于潮大土湿之处，无容置议。”[59]究竟如何治理，不得而知。
实践证明，经过靳辅治理后的黄、淮下游河道及其入海口，取得了“海口大辟，下流疏通”[60]的良好效果。但是，当时作为靳辅治河助手的安徽按察使于成龙，一直怨恨靳辅信任另一助手陈潢，于是专门在豆腐里挑刺，诋毁靳辅治河治运的功绩，说什么“河道为靳辅所坏”[61]。康熙皇帝为此谕廷臣曰：“于成龙奏，河道为靳辅所坏。若谓靳辅治河全无所裨，微特（非但）辅不服，即朕亦不惬”[62]。为了弄清是非，特派尚书张玉书，图约左都御史马齐、侍郎成其范、徐廷玺等大臣到实地调查，他们在调查后回京奏报说：“河身渐次刷深，黄水汛溜入海”[63]。用事实驳斥了于成龙之流的恶意诽谤。(www.xing528.com)
在靳辅去职以后，继任者王新命、于成龙在治河治运方面，业绩平平，无所建树。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董安国任河道总督，他鉴于黄、淮入海口泥沙淤积过快，离云梯关越来越远，而且散布于入海口的拦门沙[64]日益扩大，严重阻碍着黄、淮洪流的宣泄。因此采取工程措施，在云梯关以东、黄河北岸的马家港开挑引河一千二百余丈（约合4千米），连接南潮河通向大海，作为宣泄黄、淮洪流的新通道。应该说，为了有利于分泄洪流，兴修这项工程是无可厚非的。但董安国原为漕运总督，治河缺乏经验，在开辟了入海新通道后，当时想使黄、淮水流全部改从新道入海，又在马家港修建一座拦黄大坝，将原来的入海旧道完全堵塞。这一做法，无异于画蛇添足，结果造成黄、淮下游“去路不畅，上游易溃而河患日亟”[65]。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两江总督张鹏翮出任河道总督。张鹏翮（1644～1725年）字运青，四川遂宁人。康熙九年（1670年）中进士，曾任江南苏州知府、浙江巡抚、两江总督等职。为官廉洁奉公，办事认真负责。56岁任河道总督达9年之久，在治河治运方面功绩卓著，是清朝治河能臣之一，与靳辅齐名。他接任河道总督伊始，即前往云梯关视察拦黄坝和入海口。他向朝廷建议说：“臣过云梯关见拦黄坝巍然如山，下流不畅，无怪上流之溃决。应拆拦黄坝，挑浚河身，与上流一律宽深”[66]。得到允准后，断然下令拆去拦黄坝，并开浚河身，使之深通入海。康熙帝十分高兴，赐名大清口。自河工告成后，“海口大通，河底日深……黄流顺轨，安澜十余年矣”[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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