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运河三千年：靳辅开通中运河

明末清初，伽河连接通济新河后的入黄口为董口，董口位于直河口以东、骆马湖口以西。顺治年间，董口淤塞，时任河道总督的朱之锡，从石牌口向南开挖新河约里许，通向黄河作为新运口，位置约在董口附近。不久，朱之锡所开之新运口又淤塞。于是，从黄河入伽河的运口再次移至骆马湖口，“取道于骆马湖，由汪洋湖面西北行四十里，始得沟河，入行二十余里至窑湾口，接伽河”^[15]。惟因骆马湖是由洼地潴水而成，湖面大而不深，只在夏秋涨水时期可以航行，且因水域辽阔，行舟时无法进行拉纤。每当北上的漕船进入湖口后，不得不调派数以万计的士卒、役夫，在湖中捞浚浮送漕船前进，而临时捞浚形成的航道，没有多久就淹没在风浪之中。年年如此辛劳，宿迁一带的百姓苦不堪言^[16]。靳辅在实地调查中了解到如此艰难的情况后，决心要开挖皂河，以改善骆马湖一带的航运条件。

皂河位于宿迁西北四十里，当地原有一条已经淤塞的旧河道^[17]，靳辅就在这条旧河道的基础上重新开挖而成皂河。长约四十里，上接伽河之尾，下达黄河。因皂河所经，多沮洳之地，其南面又逼近黄河，北面则受山水冲刷的威胁，因此沿河需要南北两侧修建堤防，“乃揆测规划，取水中之土以筑水中之堤，南起皂河口，北达温家沟。水深之处，挑水旱堤共计二千四百丈，两岸筑堤共四千八百丈。凡宿、邳两州县旧河内，一切漫流、旁泻、决口等三十余处，尽行筑堤加以阻塞”^[18]。

由于皂河尾闾直通黄河，每当夏秋季节河水暴涨时，挟带着泥沙的河水就会倒灌入皂河内，皂河运口极易淤塞。为此，靳辅又自皂河向东开挖出一条支河通至张家庄，长二十余里，其通向黄河的入口称为张庄运口。张庄口比皂河口优越得多，这是因为：其一，皂河口呈丁字形，黄河水自西向东流，皂河水自北向南流，两水在皂河口相遇且相抵，而黄强皂弱，故河水易于从皂河口倒灌入皂河，造成皂河及其运口的淤塞；而张庄口呈人字形，黄河水与张庄口内的支河水，均为自西向东流，两水相合而不相抵，故不易引起河水从张庄口向支河内倒灌。其二，皂河的地势较高，而张庄口的地势比皂河口地势低二尺余（约合0.7米）。这样，来自伽河、皂河、支河之水，由高处而下，行二十余里至张庄口入黄河，一路上流速逐渐加大，抵达张庄口时，足可抵御黄河水向张庄口内倒灌，张庄口就不易淤塞，这是张庄运口优越于其他运口之处。

自明朝万历年间开通伽河以来，其与黄河相通的运口，因屡遭淤塞而不得不经常变更，至张庄运口开辟后，运口就相对固定下来，这是靳辅开通皂河及其支河的结果。但是，自清口至张庄口还有二百里路程要借道黄河，满载着粮食的漕船在黄河中逆行，不仅顶风排浪，困难重重，从而在人、船安全方面，朝不保夕。因此，靳辅拟采取开凿中运河的重大工程措施，使京杭大运河与黄河彻底分离。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他在一份建议开凿中河的奏疏中说：

有明一代，治河莫善于泇河之绩……卒避黄河三百里之险，至于今赖之。嗣后直河口塞，董口淤，骆马湖又浅涩不行，臣因有开皂河之请，而珈河之尾闾复通。然自清口以达张庄运口，河道尚长二百里，重运溯黄而上，雇觅纤夫，艘不下二三十辈，蚁行蚊负，日不过数里。而每艘费至四五十金，迟者或至两月有奇，方能进口，漂失沉溺往往不免，盖风涛激驶，固非人力所能胜也。^[19]

靳辅另有奏疏曰：

查臣前曾请于清河县西仲家庄创建石闸一座，以泄黄河之异涨……今拟再于遥、缕两堤之间，加挑中河一道，上接张庄运口并骆马湖之清水，下历桃源、清河、山阳、安东以达于海。俾将来重运粮船既出清口之后，于黄河内只行数里，便由仲庄闸进入中河，自中河历拦马河直进张庄运口北上，则此闸既泄黄涨，又能使各船避黄河之险，行有纤之稳程，是大有益于转漕；而各工运料，亦可不致稽误，诚一举而三善备焉。其加挑中河并拦马河以上之运河所需增费，容臣总于屯田案内设处凑用，不复更请钱粮。^[20]

靳辅请开中河的奏疏在廷议时，安徽按察使于成龙、漕运总督慕天颜等一伙人，认为开凿中河是扰民累民而加以百般阻挠，甚至上疏弹劾靳辅^[21]。当时幸有康熙皇帝的支持，才得以兴建这项工程。

开凿中河的工程始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至二十七年（1688年）正月完成。所开河道起自宿迁以西的张庄运口，向东经骆马湖口，历桃源（今泗阳）、清河（今淮阴）、山阳（今淮安）三县境，至安东（今涟水）县境之平旺河（今涟水县北盐河），全长二百七十里^[22]，接平旺河向东北达于海。而于清河县城西、黄河北岸之仲家庄，建大石闸一座，使所开河道在此向南分水通至黄河，称为仲庄运口。自张庄运口至仲家庄大石闸一段的新开河道，即为中河，长一百八十里。自仲家庄大石闸以东至安东县境平旺河的一段新开河道，主要用以黄河的排洪和运输食盐，不属京杭大运河的范畴，史称盐河。历史上为防黄河决口泛滥，曾沿着黄河北岸建有遥、缕两道长堤。新开的河道位于黄河北岸的遥、缕两堤之间，故名中河，亦称中运河（见图19-1）。(www.xing528.com)

图19-1　清朝中运河位置示意图^[23]

中运河的开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其一，从此结束了自元、明以来京杭大运河因借道黄河而引发多灾多难的历史，并为后来的京杭大运河最后定型。其二，由于北岸运口（即仲庄运口）仅隔一黄河斜对着南岸运口（即清江浦的入黄口），使漕船在黄河中航行，缩短至七里路程，大大地减少了不安全事故的发生。正如文献记载所说：“连年重运一出清口即截黄河而北，由仲庄闸进中河以入皂河（按：再接上泇河），风涛无阻，挽纤有路，又避黄河之险二百里，抵通（注：指通州）之期较历年提前一月。在国家，大则岁免漂失漕米之患，沉溺之危；小则节省雇夫之费”^[24]。

中运河开通后，人们深切感受到航行安全且方便，“漕挽安流，商民利济。其有功于运道民生，至大且远”^[25]。但也发生靳辅所开的中运河，在河道本身和通黄河运口两方面尚不完善，因此分别进行了重大修改。

（1）运河河身方面。在靳辅开通中运河十年之后，直隶巡抚于成龙出任河道总督。当时的河道总督官署在清河县（今淮安市淮阴区），这使于成龙便于对近在咫尺的中运河进行挑刺，以贬低前任靳辅并藉此抬高自己。当他了解到中运河的某些河段，其南岸地势低洼且离黄河太近，河堤常受黄河洪水冲击的情况后，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自桃源县盛家道口至清河县之间，将原有的北堤改为南堤，而另筑北堤，并在南北堤之间重新开挖运河六十里，以取代靳辅开凿的旧中运河，史称新中河。

应该指出的是，中运河某些河段逼近黄河，易受河水冲击的状况，并非于成龙首先发现，而是早在十年前已经发现。据记载：“按察使于成龙、漕督慕天颜先后劾（靳）辅开中运河累民，上斥其阻挠。二十七年，复遣尚书张玉书、图纳、左都御史马齐等往视，亦称：中运河安流，舟楫甚便。但逼近黄流，不便展宽。”^[26]又有记载说：“二十八年正月，上南巡阅视河工，辅从行，谕询中运河逼近黄河，水涨堤溃可虞。”^[27]当时靳辅虽已罢官，但皇上南巡时还是邀他随行。因而对曰：“臣开中运河以束水，兼令漕船避黄河险淄，今若加筑遥堤，不致有患。”^[28]据此，足证中运河某些河段逼近黄河的情况，并非为于成龙所首先发现；而且防范、补救办法，靳辅也已成竹在胸，只是突遭诬害罢官，来不及实施而已。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继于成龙出任河道总督的张鹏翮，感到于成龙所开的新中河，其在三义坝（在今泗阳县东南）以西的上段河道，浅狭不利于行舟，且弯曲多，不便拉纤；而三义坝以东的下段河道则较好。与此相反，旧中运河在三义坝以西的上段，河身较为深、广，超过新中河，惟三义坝以东河段，逼近黄河，易受冲击。于是，张鹏翮乃在三义坝处筑堤一道，取旧中运河之上段与新中河之下段，合为一河，重新进行疏浚，并在中运河两端各建石闸一座，按时启闭，用以调控中河水量。至此，中运河基本定型。

（2）黄河运口方面。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河道总督张鹏翮鉴于靳辅开通的中运河，“因仲庄闸清水出口，逼溜南趋，致碍运道。诏移中运河运口于杨家庄”^[29]。意思是说，仲庄运口直对着黄河，从运口冲出的清水自北趋南，使漕船往往难以进入北岸运口；加上仲庄运口的位置在南岸清江浦运口的上游方向，这样，北上的漕船出清江浦后，要在黄河中顶风破浪地逆行七里路程，才能到达仲庄运口，这对于行舟十分不利。为此，朝廷决定将黄河北岸的运口，从原来的仲家庄向东挪移至位于清江浦运口下游方向的杨家庄。当漕船出清江浦运口进入黄河后，就可顺流而下到达杨庄运口，再转入中运河北上。实践证明，这比在黄河中逆水行舟要顺捷和安全得多。从此，杨庄运口取代了仲庄运口。初辟杨庄运口时，建有三座束水草坝，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在杨庄运口开挑月河一道，以取代草坝，直通运口。自是，北上的漕船出入运口通行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