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了解决巨大的粮食和财政开支，其办法除了更多地搜刮农民的劳动果实外，还力求更快、更安全地进行漕运。为此在200多年间不遗余力地整治河道和不断地改革漕运制度。使整个漕运系统，无论在组织管理方面或操作方式方面，都得到了空前的完善和强化。所采取的措施，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集中力量整治京杭大运河，使大运河成为贯通南北的漕运主干道。京杭大运河开通于元朝，由于有些关键工程没有解决，致使大运河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明朝对于京杭大运河中存在着问题的河段，逐一进行了整治，取得良好的效果。例如，对水位过低、难以行舟的会通河，进行重开，改在制高点上进行分水，从而解决了水源不足的问题；对常受湖水侵犯的淮扬运河，进行两堤夹一河的改造，改变了该河长期以来河湖不分的局面；对河、运合流并有二洪险阻的沛县至清口河段，另开南阳新河和泇运河，使运河与黄河彻底分离，并避开了二洪险阻。以上这些工程措施，已详述于本章各节，不再赘述。这里所要补充的，是明朝为了确保京杭大运河长期畅通，采取治黄保运的一系列工程措施。
黄河自南下夺泗、淮入海以来，决堤泛滥与明朝共始终。为此先后有金纯、徐有贞、白昂、刘大夏等人进行治黄保运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到了明朝中、后期，黄河的决堤泛滥现象转移到徐州上下，即沛县至清口、长六百多里的河段，而这一段原为泗水的河道，也是京杭大运河中的一段。自从黄河强占这一河段后，经常淤塞，破坏大运河，使漕运不时受阻或中断。当时朝廷中对于解决这段河道的漕运问题，存在着开新河以避黄和治黄以保运两种不同的观点。前一种观点在当时占多数。而治河专家潘季驯是坚决主张治黄以保运的，并且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运河被冲、漕运受阻的根子在黄河，所以开新河以避黄是治标的办法，只有治黄以保运才是治本的办法。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当时朝廷的决策者对此也莫衷一是。
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驾崩，由年仅十岁的神宗即位，这时张居正就任内阁首辅，主持朝政。张居正是明朝后期的政治家、改革家，他在万历前十年（1573～1582年）推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当时政治腐败、社会混乱的明朝，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为了解决黄河冲击运河、漕运严重受阻的问题，张居正力排众议，毅然决然起用因反对开新河而被贬职在江西的潘季驯。潘季驯（1521～1595年），字时良，号印川，浙江乌程（今浙江湖州）人，他自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出任总理河道大臣以后，在治黄保运方面取得不小的成绩，也受到过不小的挫折。张居正慧眼独具，对潘季驯高度信任，这一次又将治黄保运任务交给他去完成。在发给他的任命书中明确规定：“今特命尔前去督理河漕事务，将河道都御史暂时裁革，以其事专属于尔。其南北直隶、山东、河南地方，有与河道相干者，就会各该巡抚官照地分管，俱听尔提督。”[171]在工作任命书中作这样的规定并不多见，这是张居正有意加强潘季驯在工作中调动人力、财力、物力和跨越行政区域处置事宜的权力。为了杜绝浮言干扰潘季驯治河工作，张居正又以皇帝的名义诏告天下：“治河（注：指黄河）事宜既经河、漕诸臣会议停当，责成他（注：指潘季驯）实行，各该经委分任官员，如有玩愒推诿，虚费财力者，不时拿问参治”[172]。张居正在放手使用潘季驯实施治黄保运工作之前，还将经常互相扯皮、闹矛盾的河道总督，与漕运总督两机构合而为一，由潘季驯掌管，使潘季驯在处理河道与漕运事务时，能更加集中、统一。
万历六年（1578年）三月，潘季驯第三次出任总理河漕事务兼提督军务大臣。是年六月，潘季驯在踏勘“两河”（黄河与淮河）、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拟就了《两河经略疏》，即全面治理黄河与淮河的总体规划。其后，他栉风沐雨，亲临工地督率，甚至带病上阵。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奋战，完成了徐州上下黄河两岸的河堤修筑，包括缕堤和遥堤共长二百九十余里；堵塞黄河两岸大小决口一百三十余处；重修了工程浩大的洪泽湖高家堰大堤，北起武家墩，南迄越城，长约六十里，这是两河工程的关键；堵塞了黄浦、崔镇两大决口，修建了宝应湖石堤二十余里；以及若干座闸坝等[173]。经过这次对两河的治理，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首先，徐州上下黄河泛滥现象大为减少，危害程度也减轻；其次，徐州上下的黄河段，在受到两岸堤防的约束下，流速加大，因而淤沙被冲走，该河段的深度也加大了；再次，高家堰大堤建成后，堵住了洪泽湖洪水的东泻，保障了淮扬运河的畅通和淮南、苏北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当然，由于修建了高家堰大堤，使洪泽湖内的泥沙沉积速度加快，最终形成了地上湖。这成为后来有人企图抹煞潘季驯筑高家堰大堤的积极作用的理由。
潘季驯自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至万历二十年（1592年）的27年中，先后四次出任总理河道大臣，进行治黄保运工作。他习知地形和水性，在治黄保运工程的长期实践中，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黄理论和方法，这就是“筑堤束水，借水攻沙”。所谓“筑堤束水”，是指沿黄河两岸修建长堤，将桀骜不驯的黄河约束在两堤之间，使其流速增大，以减少水中泥沙的沉积。所谓“借水攻沙”，是指利用受约束而形成的快速水流，冲刷河床中的淤沙，以达到加深河床的目的。这种以水治水的方法，不仅在当时属于首创的科学理论和先进技术，而且在今天也是为科学界所充分肯定。
其二，殚精竭虑，不断完善漕运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唐宋时代曾设置转运使、发运使等漕运专职官员，但因官阶较低，难以行使统一指挥的权力。明朝吸取前朝的经验，对漕运机构的设置和管理制度的建立进行了改革、创新。大概而言，明朝在成化以前，漕运机构尚未健全，漕运制度也不完善。自成化以后，漕运机构和管理制度才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
明初洪武年间，曾设京畿都漕运司负责漕运工作，其长官称为漕运使。迁都北京以后，漕运路程大大增加，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京畿都漕运司显然已不能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因此于永乐年间，设运粮总兵官，以平江伯陈瑄为首任总兵官，这是漕运总兵官设置的开始。总兵官长驻淮安，其职责是总管粮船押运、粮仓护卫和运输途中的治安保卫等事宜，并设有参将以协助总兵官处理漕事。总兵官也是十多万漕运军队的统帅。据《大明会典》记载：在总兵官下设有十二把总，其中南京把总二员，各领十三个卫所的运军；江南直隶把总二员，领十九个卫所的运军；江北直隶把总二员，领十五个卫所的运军；浙江把总二员，领十三个卫所的运军；江西把总一员，领十一个卫所的运军；湖广把总一员，领十个卫所的运军；山东把总一员，领十九个卫所的运军；中都把总一员，领十一个卫所的运军。原来还有遮洋把总一员，于万历元年（1573年）撤销。[174]
关于漕运总督的设置，也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宣德年间，曾派遣侍郎、都御史、少卿等职官督理漕运事务，郎中、员外郎分理，主事负责督兑。但这些都是临时指派其他职官作为兼职进行漕事管理，没有专职的漕运管理机构。到了景泰二年（1451年），因漕运不济，明代宗任命副都御史王竑为总督漕运并兼巡抚淮、扬、庐、凤四府以及徐、和、滁三州，这是明朝设置漕运专职机构的开始。漕运总督是总揽漕运事务的最高长官，简称总漕，其职责是主管漕粮的征收、解运和入仓事宜。治所在淮安。总督以下设若干名郎中、主事等职官，以分管催粮、验收、仓储、治河、司闸、造船等事务。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因倭寇侵扰我国沿海地区十分猖獗，在运输途中的漕船遭受抢劫，因此漕运总督又兼职提督军务，就是说有调动军队、保卫漕运的权力。其后，漕运总督改称为总理漕运。
明朝时，黄河经常决堤泛滥成灾，并侵扰运河，使运河为泥沙所淤塞，严重影响漕运。为了加强对黄河和运河的治理，在成化年间将属于漕运总督管辖的治河部门，独立出来并升格为河道总督，主要负责治理黄河、淮河和运河以及堤防、闸坝等建设事宜。嘉靖年间黄河泛滥成灾加剧，治河与治运的任务十分繁重，为此自嘉靖二十年（1541年）起，河道总督常以都御史加工部侍郎等职衔，地位急速上升。其后，改称总理河道，简称总河。
总理河道衙门与总理漕运衙门原为两个并级的兄弟单位，分工也很明确，但是因工作内容相近而经常发生摩擦，特别是在漕运过程中，诸如发生过洪时间迟误或漕船撞岸、触礁沉没等重大责任事故后，往往互相推诿，双方势同水火，故于万历五年（1577年）九月由首辅张居正将两部门合并为一，其长官也改称为总理河漕兼提督军务，吴桂芳首任此职，但吴桂芳刚上任就病死。万历六年（1578年）三月，由治河专家潘季驯继任此职。
漕运总兵与漕运总督的官署均在淮安，平时各司其职，每年八月则进京共同会商下年度的漕运事宜，这是明朝一项良好的漕运制度。这一制度的形成，可上溯至宣德年间。当时漕运总督尚未设立，明宣宗为了使漕运工作做得更加有效和有序，曾下令运粮总兵官、巡抚、侍郎、都御史等漕运官员，在每年八月到北京相聚，会商下年度的漕运事宜，自是形成制度。
如上所述，明朝中央一级的漕运机构分为总兵与总漕两个系统，总兵主管运粮与保卫，总漕主管运粮与保卫以外的所有漕事。两个系统各有下属部门，可谓组织机构健全，脉络清楚。彼此之间，既分工又协作，十分有利于漕运工作的开展。另据《明史》卷七十九《食货志·漕运》记载：
凡岁正月，总漕巡扬州，经理瓜（洲）、淮（安）过闸；总兵驻徐（州）、邳（州），督过洪入闸，同理漕参政管押赴京；攒运则有御史、郎中；押运则有参政、监兑；理刑管洪、管厂、管闸、管泉；监仓则有主事；清江、卫河有提举。兑毕过淮过洪，巡抚、漕司、河道各以职掌奏报。有司米不备，军卫船不备，过淮误期者，责在巡抚；米具船备，不即验放，非河梗而压帮停泊，过洪误期，因而漂冻者，责在漕司；船粮依限，河渠淤浅，疏浚无法，闸坐启闭失时，不得过洪抵湾者，责在河道。
可以看出，明朝在漕运管理方面，不仅组织机构健全，制度齐备，而且各部门职责分明，管理十分严格，从而确保了每年四百万石漕运任务的按时完成，并使漕运事业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历史水平。
其三，组建了一支专职的漕运军队。明朝由于漕运任务繁重，为加强组织管理，提高漕运效率，同时便于对漕运的控制，防范在运输途中遭受偷窃、损失，朝廷于宣德年间接受平江伯陈瑄的建议[175]，将驻守在东南各地的部分卫所官军，改编为专职从事漕运工作的军队，称为漕军或运军。其实，在宣德年间，明朝的官军已分为南军与北军，“南军转漕，北军备边”。就是说，南方的军队专事漕运，北方的军队专事边防。因此运军也是国家的常备军。
运军的统帅是漕运总兵，另设参将一名，协助总兵理漕。下设把总十二员，分别率领各地运军，在宣德年间共有运军十二万多人。运军来自各地卫所中的正军，所谓正军，如每户中有三丁，就得有一名成丁参军，入卫所编制，称为正军。该户其余男子则为余丁，平时在家从事农业劳动，如正军死亡或逃走，就由该户的余丁补充。因此明朝从事漕运的运军，兵源十分丰富。
运军的具体工作就是驾驶漕船，从南方运粮到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在漕运中运军使用的是适合于内河航行的浅船，每只漕船可装粮食四百石，配置十名运军，其中一名领头的称为纲司。由于运军工作十分劳累，一年中有十一个月在船上漂泊各地，按照制度规定，每年一月驾船到各水仓接收粮食，到十一月底才能返回军营。在漕运期间，终日“曝挽于赤日之下，则背肉生鳞……经年劳瘁，仅仅一月回家，但往往回家席未暖而官司已点新运矣”[176]。运军终年辛劳，而待遇甚低，连一日三餐也无法保证。于是偷盗船中漕粮情况时有发生。据万历年间漕运总督王宗沐的奏疏说：“有下实以土而覆以米者；有一船而军士不满三、四人，旋以米雇人者；有自凿舟沉而伪称漂溺，得利后逃遁者……然军士之所以如此者，其情亦可念也。洪武二十六年，每年支行粮三石六斗，合一日二升给之也，今自正月至十一月尽，无日不在运途中，止与三石之行粮，是一日仅得九合有余之米，而衣、薪、盐、医药皆出其中，身一入运，其势不得复以一刻治他业，故冒法侵盗，此臣所谓其情可念者也。”[177]为此，王宗沐一方面奏请朝廷改善运军生活待遇，一方面建议实行连坐法，以加强对运军的监管。其法是：“每船设旗甲一人，每五船定为一甲，中推一人有才力者为甲长。每船置一圆牌，由旗甲悬带，上书运军十人姓名，而甲长另置一牌，上书四船旗甲年、貌，务使鱼贯联络，五船互相援助，犹如五十人操一舟。而平日互相监督，如有一船进行盗窃，则其他四船旗甲连坐。如其中有人出来揭发盗窃而属实者，则赏银五两，并免其五年不上运”[178]。自从实行这种连坐法并加揭发奖励措施后，在途中盗窃漕粮现象大为减少。
总之，明朝以军运代替民运，国家可以实行统一调度，使漕运效率大大提高，又可减轻民力，这是一项前朝所没有的得力措施。
其四，不断改进漕运方式。自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漕运就成为朝廷一项压倒一切的要务。永乐初，由于会通河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被决堤后的黄河洪水冲毁，京杭大运河中断，无法进行河运。当时，除一部分漕粮采用海运外，其余部分只能采用河陆联运方式，即“由江淮达阳武，发山西、河南丁夫陆挽百七十里入卫河”[179]。就是说，利用河运从江淮至阳武，接着改用陆运从阳武至汲县，然后再改用河运方式循卫河顺流而下，经白河到达通州粮仓。至永乐九年（1411年），会通河重新开通，淮扬运河也已整治竣工，京杭大运河重新贯通，于是四百万石粮食从江淮运到了北京。据记载：“永乐九年，道大通。浅船约万艘，载约四百石（注：指每船的载量）粮约四百万石。浮闸，从徐州至临清，几九百里，直涉虚然”[180]。经过这一次试用河运成功后，江南至北京的漕运均以河运方式来完成，并且在漕运方式上不断进行改进。据《明史》卷七十九《食货志·漕运》记载：
成祖迁燕，道里辽远，法凡三变：初，支运；次，兑运、支运相参；至支运悉变为长运而制定。
所谓支运，就是民运或民、军联运。因此就支运而言，应包括：全程民运或者半程民运（也就是民、军联运）两种含义。现引一段《明宣宗实录》的记载加以说明：
工部尚书黄福同平江伯陈瑄议催运粮贮。瑄等言：江南民粮昔于淮安、徐州、临清置仓收贮，令官军转运至京。后因官军多有调遣，江南之粮令民自运北京，路远违期，有误供给。今淮、徐、临清仓厫犹存。宜令江西、湖广、浙江之民，运粮一百五十万石贮淮安仓；苏、松、宁国、池、庐、安庆、广德之民，运粮二百五十万石贮徐州仓；应天、镇江、常州、太平、淮安、扬州、凤阳及滁、和、徐三州之民，运粮一百五十万石贮临清仓。山东、河南、北直隶府、州、县之粮，俱令运赴北京仓。[181]
上引记载中“江南民粮昔于淮安、徐州、临清置仓收贮，令官军转运至京”。这种先由民运江南漕粮至半途各仓交纳，然后由官军陆续转运至北京的，就是属半程民运含义的支运。而上引记载中“后因官军多有调遣，江南之粮令民自运北京”。这种由民运江南漕粮直接至北京的，是属于全程民运含义的支运。不论是全程民运或半程民运都可称为支运。概而言之，支运的特点是，农民出力、出时间而不出兑金（这里不包括租船费用和途中过洪、过闸所付费用）。
支运惟一的优点是，农民不出兑金。而缺点很多：对于农民来说，租赁粮船、过洪过闸都要花钱；尤其是路途遥远，旷日持久，耽误农业生产；而身体也非常劳累。对于国家来说，如果是半程民运，另半程则要支付运军的军饷和过洪过闸的费用，还要承担途中粮食的损耗。鉴于支运对官对民均不利，因此朝廷决心改支运为兑运。
所谓兑运，就是半程民运，半程军运，而由农民支付军运的运费和耗米。这种方式是由平江伯陈瑄向朝廷建议而被采用的。据《明史》卷七十九《食货志·漕运》记载：
宣德六年，瑄言：江南民运粮诸仓，往返几一年，误农业。令民运至淮安、瓜洲，兑与卫所，官军运载至北（京），给与路费、耗米，则军民两便，是为兑运。命群臣会议，吏部蹇义等上官军兑运民粮加耗则例，以地远近为差，每石湖广八斗，江西、浙江七斗，南直隶六斗，北直隶五斗。民有运至淮安兑与军运者，止加四斗。如有兑运不尽，仍令民自运赴诸仓，不愿兑者亦听其自运。军既加耗，又给轻赍银为洪、闸、盘拨之费，且得附载他物，皆乐从事，而民亦多以远运为艰，于是兑运者多而支运者少矣。
从这一段记载可知，兑运法送粮地点从支运法的三处，减为二处：一是淮安，二是瓜洲；而且距离江南相对较近。这就意味着支运法规定送粮至淮安仓的湖广、江西、浙江等省区，在兑运法中只送至瓜洲仓；支运法规定送粮至徐州仓或临清仓的南直隶等省区，在兑运法中只送至淮安仓。这对于江南地区的农民来说，多少都能缩短些送粮路程，减轻些劳役负担，这是十分有利于当时农业生产发展和社会民心安定的。农民在兑运法中虽然增加了耗米和轻赍银的负担，但总的说来，还是得大于失，这就回答了实行兑运法后，为什么会出现“兑运者多而支运者少矣”的现象，说明兑运法是受到江南各省农民欢迎的。因此，从社会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兑运法比支运法前进了一步。
兑运法始行于宣德六年（1431年），至成化七年（1471年）为长运法所取代，经宣宗、英宗、代宗、宪宗，使用了整整四十年。
长运法又名直达法，是在兑运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成的。由于兑运法还需要纳粮人送粮至指定的瓜洲仓或淮安仓，劳役虽较支运法减轻，但并未完全摆脱送粮劳役的负担，仍然有误农时的弊端，于是长运法应运而生。据《明史》卷七十九《食货志·漕运》记载：
成化七年，乃有改兑之议，应天巡抚滕昭令运军赴江南水次交兑，加耗外，复（每）石增米一斗为渡江费。后数年，帝乃命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支运七十万石之米，悉改水次交兑，由是悉变为改兑，而官军长运遂为定制。
记载中所说的改兑，即“改水次交兑”的简称，也就是由运军从各地水次仓取粮，直接运往京师的意思。故改兑就是长运。长运的具体做法是，纳粮人将漕粮送到就近的水次仓，加上耗米、轻赍银和渡江费后交纳入仓就算完事。由运军到各水次仓取粮，直接运送到京或其他指定地点。这对于江南地区的农民来说，有利之处是不再承担长途送粮的劳役，将原来旷日持久的送粮时间，用于农业生产，这无论是对公对私都有莫大的好处；不利之处是更加重了经济负担，因为在原来的正粮、耗米、轻赍银之外，还要增加每石一斗米的渡江费。不过，在权衡之下，农民还是利大于弊、得多于失的。
实行长运法，应该说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它可使漕运专业化，有利于漕运的统一管理和指挥，可以大大提高漕运的效率；也使农民彻底从送粮劳役中解放出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综上所述，不论是支运、兑运或长运，都是由专职的官军参与漕运，这是明朝漕运的一大特点。所以弘治年间的礼部尚书丘浚说：“前代所运之夫，皆为民丁，惟今朝则以兵运。前代所运之粮，皆是转递，惟今朝则是长运”[182]。同时，明朝漕运方式的三次改革，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在不断发展，从民运演变为军运，从分段漕运演变为长运，这一系列的演变，表明封建社会强加在农民身上的漕运劳役在逐渐减少，而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则在逐渐加重，服劳役的义务已经可以用粮食或货币来代替。这说明在我国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至明朝中、后期时，已经扩展到劳役范畴。
其五，大力发展造船事业。明朝漕运主要是河运，因此内河漕船的需要量很大。永乐十三年（1415年），罢海运，开河运。宋礼造浅船五百艘，由于供不应求，接着平江伯陈瑄也造浅船，数量为二千余艘。但还感不足，乃调军用船只充当漕船。据万恭《治水筌蹄》卷二《运河》条记载：“永乐九年，道大通。浅船约万艘，载约四百石（注：指每船载运量），粮约四百万石浮闸，从徐州至临清。”一下子就在京杭大运河中投入上万艘漕船，说明当时拥有的漕船数量真不少。明朝为便于大批量地建造漕船，对漕船都有统一的分类和规格。据记载，当时内河漕船分为大、中、小型三档。大型船能装二千至三千石，中型船装一千石，小型船装四百至五百石。上引《治水筌蹄》记载的载约四百石，当属小型漕船。当时的造场所遍布沿海和沿大运河的一些城市，如南京、太仓、仪征、清江（今淮安市淮阴区）、临清、登州、天津、福州、广州等。其中清江造的是浅舱船，年产量约五百艘，规格是一致的。位于南京城外长江边的龙江造船厂，规模宏大，不仅造内河漕船，也建造海运巨舶。由于明朝造船业发达，各地产量大，为确保漕船质量和运输安全起见，从英宗天顺年间（1457～1464年）起，规定每年造船数量不得超过额定限度。如明末崇祯年间的漕船年产量限额为一万二千艘。此外，对漕船的使用年限和维修期限也有明确规定：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报废。由此可见，明朝在造船工艺和管理水平方面，是相当科学和先进的。明朝每年四百万石漕运量（宣德年间岁量超过六百万石）之所以能够完成，与造船业的发达密不可分。
【注释】
[1]《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江南二·江宁府》。
[2]龙文彬《明会要》卷七十一《方域一·国都》。
[3]清·乾隆四十三年刻印《溧水县志》卷三《山川》。
[4]李新是个功臣，曾督造明孝陵成功而封崇山侯。他受诛的原因还有一种说法。据明·韩邦宪《广通镇坝考》记载：在开凿胭脂河时，有个严姓的地主，以女贿赂李新，使胭脂河迂回，不占用其土地。明太祖知道此事后，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将他处死。
[5]参考史念海先生《中国的运河》第306页插图绘制。
[6]清·光绪七年刻印《高淳县志》卷三《山川下·水利》。
[7]清·光绪七年刻印《高淳县志》卷三《山川下·水利》。
[8]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三节第二部分内容。
[9]所列明代广通镇闸的各项资料，见张德熙《从洪武石闸谈到丹阳湖》一文，载《江苏水利科技》杂志1983年第2期。
[10]明·朝邦宪《广通镇坝考》一文，载清光绪七年刻《高淳县志》卷二十一《艺文志》。另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八册《高淳县志》，亦有载，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
[11]所列上、下坝实测资料，见丁文江、汪胡桢《扬子江下游之地质（调查报告）·两坝》和胡昂元、萧开瀛《高淳、溧阳水道及东坝调查报告书》，载《太湖流域水利季刊》1928年二卷一期。
[12]北宋·单锷《吴中水利书》，载台湾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五百七十六册。
[13]北宋·单锷《吴中水利书》，载台湾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五百七十六册。
[14]明·沈棨《吴江水考》卷一《水道考·太湖条按语》；卷一《水源考应天水源》。《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二百二十一册。
[15]明·沈棨《吴江水考》卷一《水道考·太湖条按语》；卷一《水源考应天水源》。
[16]明·沈棨《吴江水考》卷一《水源考·序言》。
[17]明·归有光《三吴水利录》卷四《水利论》。
[18]明·归有光《三吴水利录》卷四《水利论》。
[19]宋·郏侨《水利书》，载归有光《三吴水利录》卷一。
[20]明·归有光《三吴水利录》《续录·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论今年水灾事宜书》。
[21]明·韩邦宪《广通镇坝考》，载清·光绪七年刻《高淳县志》卷二十一《艺文志》。
[22]清·陈悦旦《东坝形势论》载清·光绪七年刻《高淳县志》卷二十一《艺文志》。
[23]单锷《吴中水利书》，载台湾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五百七十六册。
[24]单锷《吴中水利书》，载台湾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五百七十六册。
[25]这一部分内容，参考江苏省交通规划设计院：“关于芜申线（江苏段）航道整治工程可行性研究”资料写成。
[26]参考刊登于《地理知识》1959年第2期，陈克天先生《芜沪运河》一文的插图，并加以简化绘成。
[27]见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三十八，商务印书馆，1999年。
[28]见北宋·郏侨《水利书》。载明·归有光《三吴水利录》卷一。
[29]见北宋·郏侨《水利书》记载。
[30]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四《松江府·吴淞江》。
[31]见《苏轼全集·文集》卷三十二《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
[32]见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五册，《食货》第八，中华书局，1997年。
[33]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四《上海县·黄浦》条记载。
[34]见清·同治《上海县志》卷三记载。
[35]见清·同治《上海县志》卷三记载。
[36]元·王逢《文翚洲诗》，转引自清初《沪城备考》卷一《黄浦》条。
[37]元·唐时措《建县治记》一文，载《全元文》第二十八册二百七十一页，凤凰出版社，2004年。
[38]见《明史》卷一百四十九《夏原吉传》。
[39]见明·归有光《三吴水利录》卷三《金藻论治水六事》，载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五百七十六册。
[40]见清·同治《上海县志》卷四《水道·海瑞治绩》。
[41]综合明·弘治《上海县志》卷二、清·褚华《沪城备考》卷五、清·《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四等书的记载。
[42]见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五《治水江南》记载。
[43]见明·弘治《上海县志》卷二记载。
[44]见明·弘治《上海县志》卷二记载。
[45]见《明史》卷八十八《河渠志》记载。
[46]见《明史》卷八十八《河渠志》记载。
[47]见明·嘉靖《上海县志》卷一《山川·淞江》条。
[48]见明·归有光《三吴水利录》卷三《金藻论治水六事》，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五百七十六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49]见《明史》卷八十八《河渠志》。
[50]见《明史》卷八十八《河渠志》。
[51]顾炎武《日知录》卷之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条。
[52]《明经世文编》卷二百九十一陆树德《民运困极疏》。
[53]清·张伯行《居济一得》卷一《济宁分水》。
[54]《明史》卷一百五十三《宋礼传》。
[55]明·王琼《漕河图志》卷二《诸河考论·汶河》条。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年。
[56]所谓“城村诸所”，是指济宁至临清四百里路程中，官府在沿途设置的陆运接力站，共八站，每站约五十里。《行水金鉴》卷一百〇六《运河水》引《明太宗实录》云：“洪武中，沙岸冲决，河道淤塞，故于陆路置八递运所，每所用民丁三千，车二百余辆。岁久，民困其役。”
[57]明·李鐩《创建宋尚书祠堂记》，台湾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五百四十一册第六百九十八页。
[58]《明史》卷一百五十三《宋礼传》。
[59]《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四《河漕转运》。
[60]《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四《河漕转运》。
[61]《明史》卷一百五十三《宋礼传》。又，《明太宗实录》记载：“役军夫三十万”。《漕河图志》卷一《漕河建置》记载：“发山东丁夫十六万五千，疏浚会通河。”各文献记载的施工人数不相同，这里录以备考。
[62]位于济宁以北九十里的南旺，是会通河全线地势最高之处，在此处实行南北分水，最为合适与合理。因此，史称南旺为会通河的“水脊”。
[63]综合参考《山东航运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年）第72页与《淮河水利简史》（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年）第176页的插图绘制。
[64]《泉河考·潘公传》，转引自李平《神妙绝技巧夺天工——治运专家宋礼、白英考评》一文，载《济宁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
[65]《明实录》卷一百十六《太宗实录·永乐九年六月》。
[66]《明实录》卷一百十六《太宗实录·永乐九年六月》。
[67]明·王琼《漕河图志》。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年。
[68]清·光绪五年《东平州志》卷四《漕渠志序》。
[69]明·王琼《漕河图志》卷一《漕河·山东东平州》。
[70]明·何乔远《名山藏》卷四十九《河漕记》。
[71]这里所谓“老人”，并非指一般的老年人。而是指乡官老人，即在乡里为群众所推崇的贤达长者。另外，明朝对于重要河道均设有维护铺，每铺配备若干丁夫和老人。如《天下郡国利病书》十五册《山东上·东平川》条记载说：“置浅铺十有三，老人十三人，夫一百三十人，守口夫二百人。戴村修坝老人二人，夫三百人。”由此可知，对于那些熟悉河况水情、富有治理技术和经验的技术人员或老河工，当时尊称为老人。
[72]《明实录》卷一百十八《太宗实录·永乐九年八月》。
[73]清·张伯行《居济一得》卷三《戴村坝议》。
[74]清·张伯行《居济一得》卷六《治河议》有云：“坎河口石坝仅百十丈耳，以数百丈之汶河而仅恃此百十丈之石坝以泄之，其所泄亦有限耳”。又云：“戴村坝之汶河乃有数百丈宽，以数百丈宽之汶河，尽注于十丈宽之运河内……”可知当时汶河下游宽达数百丈。(www.xing528.com)
[75]清·陆燿《山东运河备览》卷六《戴村坝》条。
[76]明·万恭《创建坎河石滩记》，载《治水筌蹄》所附《万恭治水文辑》。
[77]明·万恭《治水筌蹄》二《运河·坎河口石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5年。
[78]清·陆燿《山东运河备览》卷六《戴村坝》。
[79]清·张伯行《居济一得》卷三《戴村坝议》条。
[80]《明实录》卷一百十八《太宗实录·永乐九年八月》。
[81]转引自清·陆燿《山东运河备览》卷五《南旺湖》条。
[82]转引自清·陆燿《山东运河备览》卷五《南旺湖》条。
[83]引水道（即小汶河）的长度，文献记载各不相同：如七十二里（明·万历《汶上县志》卷一《方域》）、八十里（清·齐召南《水道提纲》卷四《运河·汶水》）、九十里（清·张伯行《居济一得》卷三《戴村坝议》）。这里取明朝文献的记载。
[84]清·陆燿《山东运河备览》卷五《汶河》。
[85]明·李鐩《宋尚书祠堂记》，载台湾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五百四十一册，第六百九十八页。
[86]转引自清·胡渭《禹贡锥指》卷十三下。
[87]清·董恂《江北运程》卷十六。载《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五辑第八册，北京出版社。
[88]清·张伯行《居济一得》卷六《治河议》。
[89]明·王琼《漕河图志》卷一《漕河·山东汶上县》。
[90]清·张伯行《居济一得》卷二《南旺分水》。
[91]《行水金鉴》卷一百二十一。
[92]《行水金鉴》卷一百十六引《北河续记》。
[93]清·陆燿《山东运河备览》卷五《蜀山湖》。
[94]清·陆燿《山东运河备览》卷五《蜀山湖》。
[95]明·万恭《治水筌蹄》二《运河》。水利电力出版社，1985年。
[96]据《明史》卷七十九《食货志·漕运》记载：“由是海、陆二运皆罢。唯存遮洋船，每岁于河南、山东、小滩等水次（仓）兑粮三十万石。十二输天津，十八由直沽入海输蓟州。”据此可知，所谓罢海、陆运，只是对北京的漕运而言，对于河北前线的军运，并未停止海运。
[97]陈瑄字彦纯，庐州合肥人。洪武年间，曾在川、滇平百夷反叛有功，任四川行都司都指挥同知。建文末，燕王发兵南下，调任右军都督佥事，总督长江水师，防御燕兵渡江。但燕兵至浦口时，陈瑄率舟师迎降燕王。明成祖即位后，赐爵为平江伯，并赐诰券，可以世袭，故史称平江伯。一生中总督漕运事务三十年，对漕运规划和制度建立均有贡献。明朝漕运多遵其遗制。
[98]参考《历史地理》第六辑，邹逸麟先生《淮河下游南北运口变迁和城镇兴衰》一文的插图，进行择要改动后绘成。
[99]泗水的下游称为清河，清河在入淮前分汊为二：在东的为主流，其入淮口称为大清口，黄河夺泗南下，就是从大清口入淮的；在西的为汊流，其入淮口称为小清口。明嘉靖年间，黄河南下水势有变，入淮处从大清口西移至小清口。
[100]关于板闸，历来有两种说法：一说它就是移风闸，依据是《明史》卷八十五《河渠志·运河上》万历五年下文“板闸即故移风闸也”，意即移风闸毁坏后重建成板闸的。另一说它是上述四闸以外增建的一闸，依据是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十册《淮安》引《淮南水利考》说：“板闸去府西十里，永乐十四年平江伯建，其时以四闸不能节水，仓猝建木闸，次年乃甃以石，乡人仍呼板闸云。”因后说似合乎情理些，故本书采用后说。
[10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十册《淮安》引《淮南水利考》。
[102]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十册《淮安》引《淮南水利考》。
[103]《明史》卷八十五《河渠志·运河上》。
[104]《明史》卷八十五《河渠志·运河上》。
[105]《明史》卷八十五《河渠志·运河上》。
[106]《明史》卷八十五《河渠志·运河上》。
[107]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三《高邮州·新开湖》条。
[108]高家堰即今洪泽湖大堤。相传为东汉建安五年（200年）广陵太守陈登所建，名为捍淮堰，用以防止淮河洪水的东泻。曹魏时期的邓艾，早年在两淮地区屯田时曾重修捍淮堰。如今的洪泽湖大堤，主要为明朝万历年间潘季驯所建。当时名为高家堰，分两期建成。先建成内衬桩板为骨架的土堤，长一万〇八百余丈（约合30多千米），高约一丈（约合3米）。两年后，又在土堤外包砌花岗岩石块，使堰体更加坚固，可以抵御洪水的冲击。清康熙年间，高家堰向南延伸至今洪泽区蒋坝镇，全长约60千米，堰高增至二丈（约合6米）左右。新中国建立后，对高家堰进行了改造并延长至67千米，成为防止淮河洪水进入苏北地区的有力屏障。民间有谚云：“倒了高家堰，淮扬二府不见面。”
[109]明·胡应恩《淮南水利考》，载《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十册《淮安》；又见明王琼《漕河图志》卷二《诸河考论·诸湖》。
[110]明·胡应恩《淮南水利考》，载《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十册《淮安》；又见明·王琼《漕河图志》卷二《诸河考论·诸湖》。唯月河长度为三十里。两条记载有此不同，录以备考。
[111]清·乾隆《淮安府志》卷六《运河》。
[112]清·乾隆《淮安府志》卷六《运河》。
[113]清·乾隆《淮安府志》卷六《运河》。
[114]清·乾隆《淮安府志》卷六《运河》。
[115]《明史》卷八十五《河渠志·运河上》。
[116]清·乾隆《淮安府志》卷六《运河》。
[117]《明史》卷八十五《河渠志·运河上》。
[118]《明史》卷二百二十一《王廷瞻传》。
[119]清·乾隆《淮安府志》卷六《运河》。
[120]《明史》卷八十五《河渠志·运河上》。
[121]根据明代古籍：王琼《漕河图志》卷之一图十一绘制，此书为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
[122]明·王琼《漕河图志》卷一《漕河·直隶江都县》。
[123]《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十二册《扬州·仪瓜工部分司志》。
[124]清·道光《重修仪征县志》卷十《河渠志·水利》。
[125]清·道光《重修仪征县志》卷十《河渠志·水利》。
[126]清·傅泽洪《行水金鉴》卷十七。
[127]明·王琼《漕河图志》卷二《诸河考论·诸湖》。
[128]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八《山川·白塔河》。
[129]明·王琼《漕河图志》卷二《诸河考论·诸湖》。
[130]《明史》卷八十三《河渠志·黄河上》。
[131]清·傅泽洪《行水金鉴》卷一百十三引《明世宗实录》。
[132]《明史》卷八十五《河渠志·运河上》。
[133]《明史》卷八十五《河渠志·运河上》。
[134]《明史》卷八十三《河渠志·黄河上》。
[135]《明史》卷八十三《河渠志·黄河上》。
[136]《明史》卷八十五《河渠志·运河上》。
[137]《明史》卷八十三《河渠志·黄河上》。
[138]《明史》卷八十五《河渠志·运河上》。
[139]《明史》卷八十三《河渠志·黄河上》。
[140]《明史》卷二百二十三《朱衡传》。
[141]《明史》卷八十五《河渠志·运河上》。
[142]清·傅泽洪《行水金鉴》卷一百十七引《明穆宗实录》。
[143]清·康基田《河渠纪闻》卷九《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按语。
[144]《明史》卷八十五《河渠志·运河上》。
[145]清·傅泽洪《行水金鉴》卷一百十七，引《明世宗实录》。
[146]《明穆宗实录》卷三十一《隆庆三年四月丁丑》。
[147]《明史》卷八十五《河渠志·运河上》。
[148]《明经世文编》卷二百九十七《翁司空奏疏·论河道疏四》。
[149]明·傅希挚《开泇河疏》，载台湾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五百四十一册，第三百四十六页。
[150]明·潘季驯《河防一览》卷六《万历三年工部覆止伽河疏》。
[151]《明穆宗实录》卷六十六《隆庆六年二月戊子》。
[152]《明史》卷八十四《河渠志·黄河下》。
[153]《明史》卷八十五《河渠志·运河上》。
[154]《明史》卷八十五《河渠志·运河上》为“凿都山石”；这里据李化龙的后继者曹时聘《伽河善后事宜疏》，载《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三十二《曹侍郎奏疏》改为“凿郗山石”。
[155]明·曹时聘《泇河善后事宜疏》载《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三十二《曹侍郎奏疏》。
[156]明·李化龙《请开伽河酌浚故道疏》，载台湾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五百四十一册，第三百四十七页。
[157]参考《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明时期）第47～48页地图绘制。
[158]《续文献通考》卷三十一《国用二·宪宗成化七年》。
[159]《续文献通考》卷三十一《国用二·宣宗宣德六年》。
[160]《续文献通考》卷三十一《国用二·世宗嘉靖元年》。
[161]《续文献通考》卷三十一《国用二·隆庆元年》。
[162]《续文献通考》卷三《田赋二·世宗嘉靖三年》。
[163]明·陆树德《民运困极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二百九十一。
[164]明·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三百九十七。
[165]明·陆树德《民运困极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二百九十一。
[166]明·张栋《国计民生交绌敬伸末议以仰俾万一疏》，载《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三十八。
[167]《明史》卷八十二《食货志·俸饷》。
[168]《明史》卷八十二《食货志·俸饷》。
[169]《明史》卷九十三《兵志三》。
[170]明·陆树德《民运困极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二百九十一。
[171]潘季驯《河防一览》卷一《敕谕》。
[172]《明神宗实录》卷七十六《万历六年六月》。
[173]这里所列潘季驯治理两河工程的成就，引自贾征《潘季驯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174]参见《大明会典》卷二十七《会计三·漕运》。
[175]《明史》卷九十《兵志·卫所》：“宣德五年，从平江伯陈瑄言：以卫官职漕运，东南之卒由是困。”
[176]明·王宗沐《乞优恤运士以实漕政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三百四十三。
[177]明·王宗沐《乞优恤运士以实漕政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三百四十三。
[178]明·王宗沐《乞优恤运士以实漕政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三百四十三。
[179]《明史》卷一百五十三《宋礼传》。
[180]明·万恭《治水筌蹄》卷二《运河》。
[181]《明宣宗实录》卷五十五《宣德四年六月》。
[182]明·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三十四《漕挽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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