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期，建都于长江之滨的南京，因地处江南产粮区，各地漕粮通过长江、运河和遍布各地的河道运往南京，既方便又迅捷；而漕运数量也不多，洪武年间每年仅数十万石。正如《明史》卷七十九《食货志·漕运》所说：“太祖都金陵，四方贡赋，由江以达京师，道近而易。”但自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政治中心北移，而经济重心仍在南方，形成政、经重心分离的局面，于是漕运又步元朝的后尘，以南粮北运的方式而成为国家的经济支柱，漕运数量也随之大幅度增加。宪宗成化以前，每年运往京师的漕粮数并不固定，根据实际需要而随时增减，如成祖永乐年间，岁运漕粮二三百万石；英宗正统、天顺年间，增至岁运四百至四百五十万石；宣宗时漕运量最大，宣德四年（1429年）为六百四十余万石，宣德七年（1432年）增至六百七十四万石。至宪宗成化七年（1471年）八月，“始定运粮京师额四百万石，其中北粮七十五万五千六百石，南粮三百二十四万四千四百石”[158]。北粮是指河南、山东二省所纳漕粮；南粮是指江南直隶、江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等省所纳漕粮。这是每年的漕运量定额，以后始终未曾变过，一直维持到明朝灭亡。
定额规定的漕粮称为正粮，在正粮之外还要附加交纳耗米和轻赍银。“耗米”是指漕粮在运输途中损耗的粮食。“轻赍银”是指漕运途中经过洪（急流险滩）、闸或盘坝时需要交纳的钱银。耗米和轻赍银的交纳数额，明朝户部各有则例规定。
耗米则例为：数额以距离北京远近而有差别，如以每石正粮计：“湖广地区加八斗，江西、浙江地区加七斗，江南直隶地区加六斗，江北直隶地区加五斗，如民（注：指农户）自运至淮安，兑与官军代运者加四斗”。[159]
轻赍银是在耗米数量的基础上，折算成钱银进行加征的，其则例为：“有二四、二六、三四、三六之不同，如应天（注：今南京）、苏、松等府，耗米每石五斗六升，尖米一斗，共六斗六升，内除四斗随船作耗外，余二斗六升折银一钱三分，谓之二六轻赍；内扣留米二升，折银一分，止征二斗四升，谓之二四轻赍；如浙江、江西、湖广，有三六、三四（轻赍）；山东、河南则有一二（轻赍），皆因米及耗折之多寡而得名。”[160]
按理，漕粮交由运军兑运后，运军是国家的军队，对于途中粮食的损耗以及过洪闸、盘坝等所花费用，应由朝廷或各地官府负担，但在明朝却强加于纳粮人的头上，说明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对纳粮人（即农民）剥削之重。更有甚者，其中江南的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每年除了交纳上述规定的正粮、耗米、轻赍银以外，还要交纳二十一万四千余石的白粮。所谓白粮，是指质量上好的白熟米、白粳米、白糯米，专供宫廷、贵族和各府部的高官们享用。而且规定必须由老百姓直运送至京师。据记载：“穆宗隆庆元年十月，巡按御史蒋机奏运解白粮事宜。从之。漕粮之外，苏、松、常、嘉、湖五府输运内府白熟、粳、糯米十七万四十余石，内折色（注：折合成钱银交纳）八千余石；输运各府部糙粳米四万四千余石，内折色八千八百余石。令民运，谓之白粮”[161]。其实，交纳白粮并非始自穆宗隆庆年间，早在明初洪武年间已经实行。有记载说：“太祖洪武时，内府所用白熟粳、糯米及芝麻、黄豆等，并各官吏俸米，皆于苏、松、常、嘉、湖五府秋粮内派纳”[162]。不过，初时交纳白粮的数量不作规定，自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起才有白粮定额。
以上是国家明文规定每户农民所要交纳的漕粮，即正粮加耗米加轻赍银，其中苏州等五府农民另加白粮。但实际上每户农民的负担绝不止这些。由于明朝政治腐败，社会上敲诈勒索之风盛行，漕运衙门、地方官府、粮仓胥吏以及漕运途中的关卡等，无不巧立名目，进行敲诈、剥削，其数字远比国家规定的漕粮为多。如以交纳白粮来说，由于规定必须民运至京，这就苦透了那些交纳白粮的农户。首先是支付租船费用，由于从江南至北京，路途遥远，旷日持久，因此租费大得惊人。据明朝人的记载：“装载白粮，每船雇价及撑、驾夫价不下二百余两。”[163]其次是途中加耗：“白粮一石，所费民间米九斗六升，银八钱。”[164]再次是层出不穷地敲诈勒索：“民运经各该衙门，动辄以迟、违情为由……每一处辄费银十五六两，少亦不下十两；每过一洪，用银十余两；过一闸，用银五六钱；所过共三洪五十余闸，而费可（想而）知矣。”[165]因此，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朝廷所得不过正粮一石，而小民所费几及数石矣。”[166](www.xing528.com)
明朝规定运送京师的漕粮为何如此之多？其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明朝的皇帝、贵族以及京官多，因而需要的禄米也多。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在众人的协助下做了皇帝，因此他登基后曾大封亲属和功臣，其子女还可世袭享受俸禄，仅禄米一项，虽然初期时每年仅数十万石，但随后不断增加，以致数量惊人。如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御史林润说：“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禄廪。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几八百五十三万石……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167]再说京官的俸禄，明朝同北宋一样，在京师设置庞大的官僚机构，因此每年需要大量的粮食。按洪武十三年（1380年）官员的岁给禄米制度规定：“正、从一、二、三、四品官，自千石至三百石，正五品二百二十石，正六品一百二十石，正、从七品视从六品递减十石，八品七十五石，正、从九品视从八品递减五石”[168]。从上述这些数字来看，明朝每年给皇亲、贵族、京官的禄米数量，远远超过四百万石，其缺少部分当然是从其他渠道来弥补，但最终还是搜刮农民而来，所以明朝对农民的剥削特别残酷。
二是，京师驻军和北方边防军的军粮需求量大。明朝的常备军为卫所军，即按卫、所两级进行编制的军队，常备军中分为京军、边防军和地方军。京军是守卫国都的军队，多为精锐之师。明初洪武年间，京军有四十个卫，成祖迁都北京后，因京师接近边防前线，故京军数量增至七十二个卫。按照明朝的兵制，一卫辖五个千户所，一个千户所为一千一百二十人，则一卫约为五千六百人。因此，洪武年间南京的驻军大约有二十二万人，而永乐年间北京的驻军大约有四十万人。明朝的边防军多在北方边境，这是因为元朝被推翻后，其逃往塞北的蒙古贵族残余势力，还继续统治着塞北地区。蒙古的骑兵不时南下侵扰明朝边境，因此明朝自成祖起，为加强北方边境起见，将历史上遗留下来、断断续续的长城，加以修缮并连接起来，形成东起鸭绿江畔、西迄甘肃嘉峪关的万里长城。沿长城设置了辽东、蓟州、大同、延绥等九个边防重镇，称之为九边。每个边镇驻扎十万上下的军队，用以戍守边疆，因此总计边防军有八十万左右。再加上地方军，总数当在二百万以上。据记载，弘治十四年（1501年），兵部在审议侍郎李益暘的《请实军伍疏》时说：“天下卫、所官军，原额为二百七十余万。”[169]其中驻防在京师和边防九镇的军队，就有一百二十万左右。他们所需要的军饷，数量巨大，都是通过漕运从南方运来的。
综上所述，明朝在京的官吏多，在边境的军队多，因此粮食需求量也多。正如明朝人陆树德在《民运困极疏》中所说的：“夫东南财赋之来，有军运，有民运。军运以充六军之储，民运以供百官之禄。”[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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