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运河的开凿：南阳新河和泇运河

明朝前、中期，每当黄河决口，汹涌的黄水沿着旧道北上，在沙湾、张秋（今山东梁山东北、阳谷东南一带）地区泛滥成灾，严重破坏重新开通的会通河。先是经过景泰年间（1450～1457年）徐有贞的治理，继而又经过弘治年间（1488～1505年）白昂和刘大夏的治理，沿着黄河北岸，修建起一道太行堤，长约三百六十里。从此，黄河北犯受到遏止。但是，桀骜不驯的黄河，遏止了它的北犯，又转向南犯。明朝中、后期，河患频频发生在会通河南段和徐州上下，运河不时为黄河水淹没或被黄河泥沙所淤塞。漕运被迫中断，使朝廷惊恐万状。为此，投入全力进行治理，在徐州上下先后开凿了南阳新河和伽运河，使运河与黄河分离，以摆脱或减少黄河的侵犯。

（一）一波三折的南阳新河

济宁至徐州一段京杭运河，原经南阳、谷亭，循南阳湖和昭阳湖西侧，再经沛县、留城南下至徐州入黄河，是为运河旧道。由于南阳湖、昭阳湖一带的地势，呈东高西低倾斜，因此运河旧道在湖西通过之处，均为低洼沮洳地区，也就是黄河洪水频频光顾之地。据《明史》卷八十三《河渠志·黄河上》记载：

嘉靖五年（注：1526年），黄河上流骤溢，东北至沛县庙道口，截运河，注鸡鸣台口，入昭阳湖。汶、泗南下之水从而东，而河之出飞云桥者漫而北，淤数十里，河水没丰县……明年（注：嘉靖六年，1527年），河决曹，单，城武杨家、梁靖二口、吴士举庄，冲入鸡鸣台，夺运河，沛地淤填七八里，粮艘阻不进。

河患发生后，御史吴仲归罪于当时任工部侍郎兼佥都御史的章拯，认为是他平时管理不善、治河不力所造成，因而弹劾章拯，奏请朝廷另择能干有为之人代替。是年冬，以盛应期为总督河道右都御史。当时，光禄少卿黄绾、詹事霍韬、左都御史胡世宁、兵部尚书李承勋等许多朝臣，都主动积极地各献治河之策。其中以胡世宁所献之策最为切实可用。他说：

为运道计，当于湖东之滕、沛、鱼台、邹县间独山、新安社地别凿一渠，南接留城，北接沙河，不过百余里。厚筑西岸，以为湖障，令水不得漫，而以一湖为河流散漫之区，乃上策也。^[130]

意思是说，昭阳湖西侧地势低洼，为沮洳之区，运河常受黄河浸淹，而湖之东侧地势较高，故宜在湖东开凿一渠，以取代湖西的运道。尚书李承勋也认为应该在地势较高的湖东另开一河，并引诸泉注入为运道。胡、李二人的意见是一致的。

嘉靖七年（1528年），盛应期将胡、李等人的建议综合后再加上自己的意见，一并上奏朝廷。他说：

沛县迤北河道，地形卑下，泥沙易集，是故屡浚屡塞。今询之官民，咸称昭阳湖东，自北进汪家口，南出留城口，长约一百四十余里，可改为运河。北引运河之水，东引山下之泉，内设蓄水闸，旁设通水门及减水坝，以时节缩，较之挑浚旧河远近，且可为永久之利。计用夫六万五千人。^[131]

记载中的“北引运河之水”是指汶水和泗水引入会通河后，由北而来的运河水。“东引山下之泉”是指湖东的薛河、沙河等。减水坝即溢流坝。显然，这一开河计划既不以黄河为水源，且与黄河两相分离。因此当即得到朝廷的批准，并及时兴工开凿。但当工程进行至一半时，遇天旱，所开新河无水，反对者就乘机借口在湖东开河徒耗劳费，竭力“请罢新河之役”。缺乏主见的嘉靖皇帝下令停工，于是新河工程半途而废，负责开河的盛应期也被撤职。

过了37年，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七月，“黄河大决于沛县，漫昭阳湖，由沙河至二洪，浩渺无际，运道淤塞百余里”^[132]。嘉靖皇帝慌了，急命朱衡为工部尚书兼理河漕事，又以潘季驯为佥都御史总理河道，作为朱衡的副手，共同负责治理运道，力求早日恢复漕运。朱衡受命后到决口现场视察时，发现运河旧道已被淤成陆地，而当年盛应期所开的新河则历历在目。朱衡感悟到这是因为旧河在地势低洼的昭阳湖西侧，而新河是在昭阳湖东侧地势较高之处，黄河水只能漫昭阳湖而不及湖的东侧高地，因此朱衡说：“伏秋黄水盛，昭阳受之不为壑也”^[133]。遂决定放弃旧河，续开盛应期未完成的新河。但是参与治河的潘季驯不同意开新河，而主张修复被淤的旧河，理由是：“新河土浅泉涌，劳费不赀，留城以上古道初淤，可复也。”^[134]于是两人在治理运河方针上发生了分歧，为了证明自己的意见是对的，他们各自向朝廷上了奏疏。朝廷无法判断谁是谁非，派遣工科给事中何起鸣前往沛县进行实地勘察，他回京禀报说：“旧河难复”，理由有五：

黄河全徙必杀上流，新集、庞家屯、赵家圈皆上流也。以不赀之财，投于河流已弃之故道，势必不能，一也；自留城至沛（县），莽为巨浸，无所施工，二也；横亘数十里，褰裳无路，十万之众何所栖身，三也；挑浚则淖陷，筑岸则无土，且南塞则北奔，四也；夏秋淫潦，难保不淤，五也。^[135]

同时，何起鸣列举了开新河的好处和难处。好处是：“新河多旧堤、高阜，黄水难侵，浚而通之，运道必利”^[136]，“新河开凿费省，且可绝后来溃决之患”^[137]；难处是：“一以夏村迤北，地高恐难接水，然地势高低大约不过二丈；一视水平加深，何患水浅；一以三河口积沙深厚，水势湍急，不无阻塞，然建坝拦截，岁一挑浚之，何患沙壅；一以马家桥筑堤，微山取土不便，又恐水口投埽，势必不坚，然使委任得人，培筑高厚，未必不可措力。”^[138]

最后，何起鸣表态说：“宜用（朱）衡言，开新河；而兼采季驯言，不全弃旧河”^[139]。很明显，何起鸣是倾向于朱衡的意见的。

经过上述何起鸣的介绍和廷议结果，最后朝廷决定既开凿新河，也不放弃旧河。朱衡乃役工九万余人，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正月开始穿凿新河，并“身自督工，劾罢曹濮副使柴涞，重绳吏卒不用命者”^[140]。因而引发工地吏卒对朱衡的不满。消息传到京师，给事中郑钦弹劾朱衡，罪名是“故兴难成之役，虐民幸功”^[141]。这一罪名确实不轻，足以将朱衡拉下马。所幸当时正值世宗嘉靖皇帝病逝，新皇帝穆宗忙于即位之际，朝廷无暇他顾；加上朱衡主持的新河开凿工程进展神速，长一百四十一里的新河全线已经开通，至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五月，五十三里的旧河也已疏通；又引鲇鱼诸泉和薛河、沙河注其中；同时，“还修筑了马家桥大堤三万五千二百八十丈，石堤三十里”^[142]，以及建坝、置闸等工程。捷报传至北京，穆宗十分高兴，当即赋诗四章以志喜，并示在朝诸臣传咏，对郑钦弹劾朱衡之事，不仅未予理睬，而且还给朱衡晋官阶至太子少保。

关于朱衡与潘季驯两位大臣，为开凿新河事而发生意见分歧，成为中国运河工程史上的一个插曲。那么，究竟谁是谁非呢？其实，两人都没有错，只是着眼点不同而已。朱衡以通漕为重，认为尽快恢复漕运为当前急务；而潘季驯则以治河为重，认为漕运受阻，完全是由黄河所造成，故认为尽快治理黄河为当前急务。关于这事情，清朝人康基田所著《河渠纪闻》对此有比较公允、实在的评断。他说：“衡与季驯同理河事，衡意循盛应期之旧迹，季驯思复贾鲁之故道。其说皆是，而意各有主。衡以治漕为先，意在治漕，则以故道费重难成，为河流已弃之土，而欲移其费于新河也。季驯以治河为急，意在治河，则以新河水涌土浅，劳费不赀，为可缓之功，而欲移其费于故道也……惟衡所见在近，季驯所见在远，盖治黄而运在其中也”^[143]。

朱衡开通的新河，位于昭阳湖以东，与位于昭阳湖以西的旧河相隔三十里，它“自留城（在今山东省沛县境内）而北，经马家桥、西柳庄、满家桥、夏镇（在今山东省微山县境内）、杨庄、珠梅、利建七闸，至南阳闸合旧河，凡百四十里有奇”^[144]。这条新河早在嘉靖初期就开始开凿，由于朝廷内部意见有分歧，导致开开停停，停而又开，前后折腾了将近40年之久，终于在先导者盛应期和后继者朱衡的努力下开凿成功了，史称南阳新河，也称夏镇新河。由于南阳新河的水源，除了来自上游的运河水（实际是汶水和泗水）外，又在沿途接纳了鲇鱼诸泉和薛、沙诸河，故水源不缺。又由于新河沿着昭阳湖以东的丘陵边缘延伸，河身的地势比湖西的旧河要高得多，加上中间又隔着南阳湖和昭阳湖作为缓冲，因此每当黄河决口泛滥时，来自湖西的洪水到达不了新河，所以新河远比旧河安全。

南阳新河开通后，原先北上被阻于徐州的大批漕船，都顺利地通过新河北上，显示了很大的优越性。当时朱衡和潘季驯向朝廷报告说：“大帮粮运由境山（注：在徐州以北四十里）进入新河，过薛河至南阳出口，随处河水通满，堤岸坦平，并无阂阻。”^[145]据此可知，南阳新河的工程质量是好的，水量也是充足的。

隆庆三年（1569年）四月，时任总理河道都御史的翁大立，对于南阳新河有很高的评价。他说：“新河之成，胜于旧河者其利有五：地势稍仰，黄水难冲，一也；津泉安流，无事堤防，二也；旧河陡峻，今皆无之，三也；泉地既虚，黍稷可艺，四也；舟楫利涉，不烦纤挽，五也。”^[146](www.xing528.com)

（二）开凿泇运河，延长运黄分离段

南阳新河开通后，南阳至留城间的一段运道脱离了黄河，不再受黄河泛滥的影响，航运条件得到了改善。但是留城以下的运道，仍然借道黄河，还是受到河水泛滥和泥沙淤积的威胁。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年）七月，黄河“决沛县，茶城淤塞，粮艘二千余皆阻邳州”^[147]。当时，总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提出开凿泇河、另辟运道的计划：“循子房山过梁山至境山，入地浜沟，直趋马家桥，上下八十里间可别开一河以漕，即所谓泇河也。”梁山、境山均在今徐州以北，境山离城约四十里，与梁山相连，子房山当是离徐州更近，马家桥在留城以北。

翁大立为了说明他提出的开凿泇运河计划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又列举了如下十大好处：“自秦沟浊河至徐州洪，诸狂澜激湍远不相涉一也；依山为堤，虽有洪涛必不泛滥二也；漕舟循堤而上，牵挽不难三也；无茶城淤浅之患，省盘剥之费四也；由马家桥至境山四十里，由境山至徐州洪四十五里，视旧河为近驿，递夫价并可减省五也；驿路改从新堤往来快捷方式六也；徐州募夫可并吕梁二洪，徭夫可遂裁革七也；计沛县六铺至境山筑堤百里，当用银十三万有奇，今开新河则长堤可缓，费益大省八也；籴谷贮仓，假工役以济饥民，兼节财赈荒、弥盗之术九也；弃旧河以为水壑，即河决谷亭、沛县，从鸿沟以泄，径去小浮桥，徐洪运道无梗十也。”^[148]朝廷对翁大立所提出的计划很重视，交付廷议，但未得出决议，这时黄河洪水已经退去，漕运又通了。于是开泇运河计划被搁置起来。及至神宗万历三年（1575年），徐州上下，连年河决，漕运不通，朝廷焦急万分。新上任的总理河道都御史傅希挚上疏朝廷，再次请开泇运河，以规避黄河之险。他说：

治河当视其大势，虑患务求其永图。顷见徐、邳一带，河身垫淤壅决变徙之患，不在今秋则在来岁……今资河为漕，方强水之性以就我，虽神禹亦难底绩。惟开创泇河，置黄河于度外，庶为永图耳。泇河之议，尝建而中止，谓有三难，而臣遣锥手、步弓、水平、画匠人等，于三难之处逐一踏勘……均可避也。至于泇口上下，河渠之深浅不一，湖塘之绎络相因，间有砂礓，无碍挑挖……自西北而东南，计长五百余里，比之黄河近八十里。河渠湖塘十居八九，源头活水，脉络贯通，此天之所以资漕也……若以十年治河之费成泇河，泇河既成，黄河无虑壅决矣，则洋山之支河可不开，境山之闸座可不建，徐口之洪夫可尽省，马家桥之堤工可中辍。今日不赀之费，他日所省，抵尚有余也。^[149]

傅希挚这道请开泇河的奏疏，是在派遣各种工程技术人员，经过实地勘察、测算、绘图的基础上定成的，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可靠性；从各个方面论证了开凿伽运河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还从经济上阐明了开泇河所取得的利益，足以抵消工程费用的开支而有余。通篇奏疏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但是，傅希挚请开泇运河的建议，尽管理由充足、论证科学，而且得到了当时主持朝政的首辅（相当于宰相）张居正的支持，在廷议中还是没有通过，同六年前翁大立的建议一样，被搁置下来。人们不禁要问，在黄河泛滥、运河被冲、漕运受阻的危难紧急关头，为了解决漕运问题而提出开凿泇运河的合理化建议，为何在廷议中一次又一次地不能通过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当时运河受黄河干扰的形势说起。原来，自从黄河改道南下，夺泗、淮入海以来，在明朝嘉靖、隆庆、万历年间，黄河的主流是循古汴渠、泗水、淮河入海的，其中从沛县经徐州、清口至淮安一段黄河，就是京杭运河中被明朝称之为“河漕”的一段，就是说在这一河段内黄河与运河合流，或者说借黄行漕。由于黄河的水势大，尤其是每年夏秋洪汛时期，黄河洪水汹涌而来，而沛县经徐州、邳州、宿迁至清河长六百多里的河段，原是泗水河道，河床并不阔、深，怎能容纳得下势如排山倒海的黄河洪水呢？因此经常决堤泛滥，洪水横流成灾。洪水横流的后果是：一是淹没当地的农田村舍，造成人民流离失所和生命财产严重损失；二是冲击沛县至清河间的一段运河，造成河道淤塞，漕运受阻。

在如何解决黄河干扰、冲击运河的问题上，朝廷中分成治河与治运两派。曾四任总理河道大臣、杰出的治河专家潘季驯就是治河派的代表人物，其他还有总理河道大臣万恭、勘河给事中雒遵、直隶巡按御史张守约以及工部尚书朱衡（朱衡原先赞成开新河与黄河分离，后来改变态度，不赞成开凿泇运河的做法）等人。他们认为，漕运受阻是黄河冲击运河造成的，根子在黄河，因此治运的根本是治河，应集中全力将沛县至清河这一段经常惹是生非的黄河治理好，这样不仅漕运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而且人民流离失所、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也可彻底避免，这是治本兼治标、一举两得的做法。如果开凿伽运河，将运河与黄河分离，虽可暂时解决该河段的漕运问题，但其他的运河河段仍受黄河干扰，特别是黄河照样泛滥，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仍然不能避免，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当今国家财力、物力紧张，应该将有限的财力、物力用于治本，即首先用于治理这段多事的黄河。不应该将财力、物力消耗在开凿伽运河方面。因此，他们不赞成开凿泇运河。万历三年（1575年），傅希挚上疏请开泇运河时，正值潘季驯因反对开泇运河而被张居正借故罢官在家，但他还是非常关注着开泇河之事。在他撰编的《河防一览》一书中，载有两篇关于开泇河的文章：一篇题为《隆庆六年工部覆止泇河疏》，是针对翁大立开泇建议的；另一篇题为《万历三年工部覆止泇河疏》，是针对傅希挚开泇河建议的。在后一篇的文中说：“我国家资河为漕，治河即治漕也。使河水安流，漕亦永利，又何必别为漕计……不可一日无漕，则不可一日不治河也。河乃漕之大势，治河可以兼治漕。开泇亦须治河，是治河为急，开泇为缓，其理的然可见也。”^[150]这些话集中反映了治河派的观点，也是潘季驯的观点。另一名治河派官员张守约在开泇河问题上曾上疏朝廷说：“与其开不可必成之新河，孰若修治已通之旧河，为力甚易；与其费数百万银开河，孰若以数十万银治河，为费甚省”^[151]。

正是因为当时在廷议中意见有分歧，而且反对意见占很大比重，所以傅希挚所提开泇运河的建议，尽管得到当时主持朝政的张居正的支持，最终还是被搁置下来。但自万历二十年（1592年）起，朝廷情况发生变化，治河派主将潘季驯年届七十有二，因久劳成疾，经过多次乞休，朝廷准其告老回乡，其总理河道之职，由舒应龙接任。是年，另一治河派干将万恭病故，治河派力量削弱殆尽。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大雨，河决单县黄堌口，一由徐州出小浮桥，一由旧河达镇口闸。邳城陷水中”^[152]。洪水横流成灾，使朝野震惊。这时，舒应龙奉命治河。为了宣泄洪水，舒应龙在微山湖以东的韩家庄（在今山东省枣庄市峄城西南六十里）开凿了一条四十里长的新河，将彭河与泇河沟通，以便宣泄昭阳、微山诸湖的积水。这就是韩庄新河，后来成为泇运河上游的一段。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刘东星任总理河道，他继舒应龙开凿韩庄新河之后，于万历二十七、二十八两年，除了对韩庄运河进行进一步的拓宽和浚深外，又在良城、侯家湾、台儿庄等山冈地区续开新河。这里遍布坚硬的砂礓石，很难开凿，但刘东星知难而上，展开攻坚战，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力凿成河，通至泇口。因河身尚浅，只二三尺，正欲进一步凿深至四五尺时，不幸刘东星因辛劳过度而病卒。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李化龙接任总河侍郎后，“始大开泇河，自直河至李家港，计二百六十余里，尽避黄河之险”。^[153]李家港在夏镇附近。而直河是在邳州东南的骆马湖西侧。继李化龙任总河侍郎的曹时聘，又完成了开泇运河工程的余下部分，其中包括筑堤、置闸等。至此，由翁大立、傅希挚倡议，舒应龙、刘东星、李化龙开凿，最后由曹时聘收尾的泇运河工程，历时30余年终于完成，全长二百六十余里。其中以刘东星、李化龙的功劳最大，刘东星开凿了其中最艰难的一段河道，李化龙则总其成，他“上开李家港，凿郗山石”^[154]，下开直河口，挑田家庄。殚力经营，运道由此大通。

泇运河是利用泇河改造而成的一条运河。泇河是一条自然河流，有东、西二支，分别称为东泇河与西泇河。东泇河源出今山东省费县以南的山谷中，西南流，入芙蓉湖，至三合村。西泇河源出今山东省枣庄市东北的君山（抱犊山），东南流，入三合村。东、西两泇河在三合村会合后称泇河，西南流，经良城、侯家湾至泇口，又与武河合流，水量得到增加，再继续西南流，入蛤鳗湖。从湖出向东会沂水，经邳州城北，东接直河，入骆马湖，从董、陈二沟入泗水（黄河）。开凿伽河的工程十分艰巨，如葛墟岭高出河底六丈（约合20米）余，开凿仅至二丈（约合6.7米）时，硼石中水泉涌出。又如在良城、侯家湾开凿时，虽有河形（即泇河的支流承水），但水中多伏石，长五百五十丈（约合1.8千米），坚硬难凿，即使凿开，水流湍急，不可通漕。另外，在邳州附近的蛤鳗湖、周湖、柳湖中筑堤，也是十分费工费力。

泇运河开通后，连同南阳新河一起（见图18-7），使北起南阳镇、南至直河口的运道完全脱离黄河，不再受黄河的干扰与威胁，并且避开了徐州附近的百步洪与吕梁洪（即所谓徐州二洪）的险滩。漕船航行时，不仅畅通，安全也有保障。终明之世，漕船航行在这两条相连的人工运河中，没有发生过交通事故。在泇运河开通后的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通过的粮船就达当年总数的三分之二，而从运河旧道通过的粮船仅为三分之一。到了第二年（即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从两条运河中通过的粮船，多达8765艘^[155]。正如李化龙在谈到开泇运河的意义时所说的：“开泇河，其善有六：泇河开，而运不借河，有水无水听之，其善一；以二百六十里之泇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黄河，其善二；运不借河，则我为政，反得以熟察机宜而治河，其善三；估费二十万金，开二百六十里河，比朱尚书（注：指朱衡）开新河（注：指南阳新河）事半功倍，其善四；开河必行召募劳工，春荒时役兴，麦熟时人散，富民不苦赔，穷民得资养，其善五；粮船过洪（注：指徐州二洪），必约春尽，实畏河涨，入泇河（航行），朝暮无妨，其善六。”^[156]

图18-7　南阳新河与泇运河示意图^[157]

（三）泇河运口的频繁变动

泇运河开通后，其尾闾入黄河的运口，理应具有固定位置，但因黄强泇弱，特别是在洪汛时期，汹涌的黄河水挟带着大量泥沙倒灌泇河，使泇河运口不时淤塞。为此，泇河通向黄河的运口经常发生变动。

据记载，泇河通向黄河的运口，最早为位于骆马湖以西的直河口，直河原为当地的一条自然小河，由北向南注入黄河（实为泗水）。明朝开通泇河后，直河成为泇河的尾闾段，直河口也就成为泇河入黄河的运口。可是，由于黄河泥沙不断地在直河口淤积，并且屡浚无效，最后不得不放弃了直河口。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漕储参政朱国盛，自直河口以北的马颊河口起，向东开凿新河横穿骆马湖南部水域，至骆马湖口入黄河，长五十七里，名为通济新河。骆马湖在宿迁县城西北十里，系由洼地潴水形成，长三十余里，阔七八里。湖水深浅不一，夏秋时湖水丰盛，可畅通舟楫；冬春时期湖水浅涸，不能行舟。通济新河斜穿骆马湖时，河身是以湖中挖出的泥土筑堤八千七百余丈（约合29千米），分隔湖水而成，并在堤上筑纤路，以备重载漕船通过时拉纤之用。由于通济新河完全是在湖水中捞泥筑堤而成，为名副其实的湖中之河，因此开挖工程十分艰难，自天熹三年（1623年）开始至天熹五年（1625年）四月完成，施工期长达二年有余。

骆马湖口为该湖的自然出口，成为泇河的运口后，不久又因黄河泥沙而淤塞。天启六年（1626年），总河侍郎李从也不得不另开一条长约十里的新河，将通济新河延长至骆马湖以东的陈沟，其通向黄河的出口也就成为泇河与通济新河的新运口，称为陈口。

明末，陈口又淤塞，时任督漕的史可法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修治董口为运口。董口位于直河口以东、骆马湖口以西五里处，当时在那里设置堤、闸，按时启闭，以利漕船出入和减少黄河泥沙的进入，此运口至清朝初期尚能使用。

至此，明朝为避开徐州“二洪”和黄河之险而开通的新运河，计有：南阳新河、泇河、通济新河和十里新河，诸河均傍黄河北岸而行，并且首尾相接，一气贯通。其通向黄河的运口，由最早位于骆马湖以西的直河口，东移至骆马湖口以及更东的陈口，最后又西移至董口。但是，当时即使从最东面的陈口至清口，也还有长约二百里的运道需要借助于黄河，漕船航行其中，险情莫测，时刻威胁着漕运的安全。其时，明朝处于崩溃前夕，已无暇顾及这一段运道问题的解决，只能留待新的朝代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