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瑄及后继者对淮扬运河治理

永乐九年（1411年），宋礼、白英老人重开会通河成功。当时，平江伯陈瑄^[97]总理漕运事务，他利用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的机会，及时建造浅水粮船，组织人力漕运数百万石粮食至北京。《明史》卷一百五十三《陈瑄传》记其事云：

宋礼既治会通河成，朝廷议罢海运，仍以瑄董漕运，议造浅船二千余艘。初运二百万石，寖至五百万石，国用以饶。时江南漕舟抵淮安，率陆运过坝，逾淮达清河，劳费甚巨。

可知当时漕船从江南出发，过江循淮扬运河北上，一路上碰到的瓶颈卡口颇多，航行并不顺畅。如：漕船过江后进入运河困难，淮扬运河常需借湖行舟、风险很大，漕船在淮安进入淮河时要盘坝，以及在徐州要经历二洪险境等，严重影响了京杭大运河的畅通。于是，陈瑄在奏请朝廷批准后，对三百七十里的淮扬运河进行了比较全面彻底的治理。现分述如下：

（一）解决淮安盘坝问题

淮扬运河就是春秋时代的邗沟，汉魏时代的中渎水，隋代的山阳渎，宋代的楚扬运河。明朝人则称它为湖漕，意即沿途多湖泊的漕河。它是京杭大运河中最为古老的河段。由于运河的水位高于淮河，为了防止运河水流失到淮河，古代在淮安以北的入淮口建有北神堰。发展到明朝时，北神堰早已荡然无存。洪武元年（1368年），在淮安城东北修建了一座名为“仁坝”的车船坝，当时因建都在南京，南粮北运数量不多，一座仁坝足够应付。及至永乐年间迁都于北京后，南粮北运任务骤然加重，仅靠一坝入淮明显不足。于是在永乐二年（1404年），于淮安增建了四座新坝，其中一座取名“义坝”，位于淮安城东北仁坝附近。其他礼、智、信三坝均位于淮安城西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淮安五坝。《明史》卷八十五《河渠志·运河上》对此事有如下记述：

陈瑄之督运也，于湖广、江西造平底浅船三千艘。二省及江浙之米，皆由江以入，至淮安新城，盘五坝过淮。仁、义二坝在东门外东北，礼、智、信三坝在西门外西北，皆自城南引水抵坝口，其外即淮河。

五坝为明朝通淮要道，舟船过坝频繁，当时在淮安均有自运河通向五坝坝口的专用水道。五坝的坝体则用树枝、稻草和泥土等材料筑成，称为软性坝，坝顶呈弧形，以利于舟船盘坝时不损坏船体。当时途经淮安的漕船，在盘坝进入淮河后，要在淮河（实际是黄河）中逆水航行六十里到达清口。这段航程正是险恶的山阳湾，河面风大浪猛，航行事故时有发生。因此，淮安成为京杭大运河途中的一处卡口，这种不利状况如果不加以改变，漕运就不可能顺利畅通。永乐十三年（1415年），平江伯陈瑄经过精心规划设计，主持开通了清江浦，一举解决了漕船盘坝和在山阳湾中逆行的两大困难，漕运得以畅通。据《明史》卷八十五《河渠志·运河上》记载：

清江浦者，直淮城西，永乐二年尝一修闸，其口淤塞，则漕船由二坝（注：指仁、义二坝），官民商船由三坝（注：指礼、智、信三坝）入淮，挽输甚劳苦。瑄访之故老，言淮城西管家湖西北，距淮河鸭陈口仅二十里，与清江口相值，宜凿为河，引湖水通漕，宋乔维岳所开沙河旧渠也。瑄乃凿清江浦，导水由管家湖入鸭陈口达淮。十三年五月工成。缘西湖筑堤，亘十里以引舟。淮口置四闸，曰移风、清江、福兴、新庄，以时启闭，严其禁。

图18-5　清江浦示意图^[98]

管家湖位于淮安西门外，是一个呈长形的湖泊，萦回八十余里水量比较丰富。鸭陈口位于淮阴县东南的淮河南岸，宋以前称老鹳口，北宋时称磨盘口。陈瑄是在当地父老的指点下，循北宋转运使乔维岳所开、早已淤塞的沙河故道，重新开通这条清江浦的。该运河傍山阳湾南岸延伸，东起淮安城西的管家湖，西迄鸭陈口接淮河，因鸭陈口隔淮河与原泗水入淮口（清河口）^[99]相对，故名清江浦（见图18-5）。清江浦开通的当年，陈瑄还在河道上自西向东修建了新庄、福兴、清江、移风四座闸门，均为石闸。因当时启闭这四座闸门还难以调控管家湖进入清江浦的水量，故于翌年即永乐十四年（1416年），陈瑄又在移风闸以东增建了一座木闸，俗称板闸。^[100]该板闸虽然已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改建为石闸，但当地群众仍然习称它为板闸，久而久之，板闸之名演变为地名，一直流传至今。此时的清江浦运河上共有五座闸门，各闸的间距大致相等。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十册《淮安》引《淮南水利考》云：“新庄闸在清口南岸之内，去府治（注：指淮安）西北五十里……山阳县福兴闸在府城西四十里，清江闸在府城西三十里，移风闸在府城西二十里……板闸在府城西十里。”可见，各闸的距离大致为十里，之所以设计成等距，当与组成船闸有关。这五座闸门以时启闭，大大地方便了漕船在清江浦上的航行。与原先的盘坝并在山阳湾中逆行状况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或曰：短短的清江浦何以要置五闸？其实，这五闸各有其作用。新庄闸位于鸭陈口，是防止清江浦水流失和黄河水侵入运河的大门，其闸口阔二丈二尺^[101]约合7米多，俗称大闸或头闸。板闸位于清江浦与管家湖的交接处，是调控管家湖水进入运河流量的设施，因清江浦水源来自管家湖，而管家湖并非浩瀚大湖，水量有限，所以必须在运河口建闸，对进入运河的水量进行有效控制。至于运河沿途的福兴、清江、移风三闸，则是起到将整条清江浦运河分隔成四个河段、组成船闸的作用，使有限的水量，通过各闸的闸门有序的启闭，集中在一个河段内，以提高该河段的水位，使漕船可以一段一段地航行前进。为此，各闸的启闭都有一定的时间规定和严格的操作程序。据记载：“板闸、移风、清江、福兴、新庄等闸，启闭有期，或二、三日，或四、五日，且迭为启闭。如启板闸，则闭新庄等闸；如启新庄闸，则闭板闸等闸；闭新庄等闸，则板闸为平水；闭板闸等闸，则新庄闸为平水”^[102]。

陈瑄除了开河、建闸外，还沿管家湖北岸，修建了一条十里长的堤岸，堤顶平坦而成纤路，用以牵挽重载漕船，使漕船过湖更加便捷。宣德五年（1430年），管家湖堤岸、纤道，由于缺乏管理，在风浪的不断冲击下多有破损，严重影响漕船的牵挽行动。为此，平江伯陈瑄奏请朝廷派遣官员和坝夫，对堤岸、纤道加强管理和维修。据《明实录》卷六十六《宣宗实录·宣德五年五月》条记载：

总兵官平江伯陈瑄言：淮安西湖（注：即管家湖）河岸，乃牵挽舟船往来通路，比因风浪冲激，岸多崩塌，桩木不存。淮安府五坝闻废已久，其官吏坝夫俱无差役。乞令守视西湖堤岸，遇有损坏就令修治。从之。

从此，有官吏进行管理和按时进行维修形成制度。

需要指出的是，清江浦运河开通后，漕船均循此运河过淮北上。但官船、民船和商船，仍需在淮安盘坝入淮，因此淮安城外的五坝，并未荒废，而是一直存在并使用着，有了这条清江浦，对于漕船来说，实实在在解除了京杭大运河途中的一个瓶颈卡口，这是十分有利于漕运的。其好处至少有以下四点：一是，避免了漕船在淮安城外进行盘坝之苦。二是，从淮安城北至鸭陈口的一段淮河，是一个大河湾即山阳湾，湾内风大浪猛，水流湍急，是舟船航行事故的多发河段，以清江浦取代山阳湾，就可避开风浪之险。三是，山阳湾呈弧形，在外侧，航程六十里；清江浦在内侧，航程加上管家湖约四十里，取道清江浦，可以大大缩短航程，是一条安全的快捷途径。四是，清江浦的终点鸭陈口，与淮河北岸的清口相对，而与大清口相距仅七里。北上的漕船是入大清口的，只要斜渡淮河就可到达，使漕船在淮河（实为黄河）中的航行距离缩至最短，可以减小风险。

但是，有了这条清江浦，也并非就此可以一劳永逸。据《明史》卷八十三《河渠志·黄河上》记载：

嘉靖十五年，督漕都御史周金言：“自嘉靖六年（注：1527年）后，河（注：指黄河）流益南，其一由涡河直下长淮，而梁靖口、赵皮寨二支各入清河（注：即泗水下游）汇于新庄闸，遂灌里河（注：指维扬运河），水退沙存，日就淤塞。故老皆言，河自汴来本浊，而涡、淮、泗（皆）清，新庄闸正当二水之口，河淮既合，昔之为沛县患者，今移淮安矣。因请于新庄更置一渠，立闸以资蓄泄。”从之。

意思是说，黄河南下夺淮的入淮口，由原来的大清口改至小清口。这样就使鸭陈口与新庄闸成为首当其冲，在黄河水的洗劫之下，水退沙存，鸭陈口不久也就淤塞，而且是屡浚屡淤。为此，都御史周金主张在清江浦的终点新庄闸附近，另开一条短距离的新河通向洪泽湖，并在出口处设置新的闸门，以代替鸭陈口和新庄闸。这条新河名三里沟，所置闸门名通济闸。当时周金鉴于清江浦的出口在淮河极易被淤塞，因此将三里沟的出口选择在洪泽湖。但是这样做也带来了明显的缺点，即漕船出清江浦后必须绕道洪泽湖才可以到达清口，增加了航程。到了30多年后的隆庆六年（1572年），出口位于洪泽湖的三里沟也淤塞了。时任总理河漕侍郎的万恭，对于三里沟是有看法的，因此他不主张疏浚三里沟。他说：

天妃口（笔者按：明末的天妃口就是明初的鸭陈口，只是名称改变而已）一黄水之淤耳，今淮、黄会于新开河口（注：指三里沟口）是二淤也。防一淤；生二淤，又生淮、黄交会之浅，岁役丁夫千百，浚治方毕，水过复合，又使运艘迂八里浅滞而始达于清河，孰与出天妃口者之便且利？请建天妃闸，俾漕船直达清河。运尽而黄水盛发，则闭闸绝黄。水落则启天妃闸以利商船。新河口勿浚可也。^[103]

于是，万恭重新疏浚了通向黄河的新庄口，并重建了闸门，称为天妃闸。但该运口使用不久，至万历六年（1578年），新任总理河漕都御史潘季驯，对于清江浦出口常受淤塞的防治思路又不同于万恭。他作出如下决定：

拆新庄闸（注：即万恭所建的天妃闸）而改建通济闸于甘罗城南。^[104]

就是说，将早先周金所建三里沟出口处的通济闸，移置到甘罗城南（离原通济闸不远）处，仍采用天妃闸之名。作为通向淮河的新运口，而拆除万恭所建通向黄河的天妃闸。

万历十年（1582年），督漕尚书凌云翼认为“运船由清江浦出口多艰险”，于是完全改变了以上所述周金、万恭、潘季驯等人的做法，“乃自浦西开永济河四十五里，起（淮安）城南窑湾，历龙江闸，至杨家涧出武家墩（东），折而东（应为北）合通济闸出口。更置闸三，以备清江浦之险。是时，漕河就治，淮、扬免水灾者十余年”^[105]。

如上所述，由于黄河水势变化莫测，导致清江浦入淮口经常淤塞。主管河漕的官员虽想方设法予以防治，但各主管官员对问题的认识和采取的防治方法并不相同甚至相反。随着主管河漕官员的频繁变动，清江浦入淮口的位置以及入淮口的闸门，也是变换不定，兴废无常。如此反复折腾了达半个世纪之久，直至万历十年（1582年）开通永济河以后，才算尘埃落定，保持着较长时间的稳定。

（二）筑长堤分离河湖，形成两堤夹一河的新形制

我国苏北地区，地形平坦低洼，湖泊星罗棋布，南北走向的淮扬运河就贯穿在这些湖泊之中。淮扬运河的前身是邗沟，古代在开凿邗沟时，为了减少土方工程量和便于解决水源，往往不惜绕道，使运河尽可能地穿越湖泊，由是导致线路弯曲多拐，河湖混一不分，留下了不少后遗症。嗣后，经过汉、晋、隋、唐、北宋等朝代的多次改线整治，自淮安至扬州的运河线路基本拉直，但其中宝应至邵伯的河段，直到明朝尚未摆脱湖泊的羁绊，有的河段擦湖身而过，有的河段则完全淹没在湖泊中。因此，明朝人将淮扬运河形象地称之为湖漕，即与湖泊为伴的运河。《明史》卷八十五《河渠志·运河上》有如下的记述：

湖漕者，由淮安抵扬州三百七十里，地卑积水，汇为泽国。山阳则有管家、射阳，宝应则有白马、氾光，高邮则有石臼、甓社、武安、邵伯诸湖。仰受上流之水，傍接诸山之源，巨浸连亘，由五塘以达于江。

上列湖泊除了管家、射阳二湖外，其余均在淮扬运河的西侧，故史称运西诸湖。白马湖位于诸湖的最北，承受两起洪泽湖高家堰东至淮扬运河西堤之间范围内的诸河之水，并南纳从氾光湖倒灌来的淮河洪水，起到一定的蓄水作用，加上其位置并不贴近运河，对淮扬运河尚未构成危害。氾光湖位于白马湖东南，广一百二十余里，与南面的洒火湖、界首湖（古称津湖）等统称为宝应湖。因氾光湖所处位置，正当洪泽湖的主泄洪道要冲，水势较大，尤其在洪汛期间，大量洪水进入此湖，风浪滔天，对于过往漕船最易发生覆舟之祸。因此是“诸湖中最湍险者也”^[106]。高邮湖位于氾光湖之南，水域面积在诸湖中为最大，它包括新开、甓社、武安、石臼以及其他许多无名小湖。其中的新开湖，大约形成于五代或宋初，由天长以东诸水汇集而成，长阔各一百五十里，^[107]面积颇大。确切地说，高邮湖是对位于高邮县境内及其周围湖泊的总称，正如清嘉庆年间重修的《扬州府志》说：“高邮湖名目繁多，然皆无畔岸，莫可主名。”北宋时，组成高邮湖的诸湖泊可能尚未连接成片，而呈串珠状态，故秦少游有诗云：“高邮西北多巨湖，累累相连如贯珠。”邵伯湖在高邮湖之南，是运西诸湖中位置最南、面积略小的湖泊。由于上受诸湖之水，下流入江，而湖口又很宽阔，所以每当洪汛期间，湖水直冲运河堤岸，往往毁坏湖堤，甚至淹没运河，为害不小。

以上诸湖本系独自成体，湖泊之间有水道相通，形成一连串的湖泊群，但后来由于湖面不断扩大，以致延袤相接，连成一片，形成浩瀚水域，对于航行于其中的漕舟和民船，构成莫大威胁。(www.xing528.com)

造成运西湖群的水域面积不断扩大，乃至相连成片的主要原因，是黄河南下夺淮所造成。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在河南阳武决口，其中一股黄水夺泗南下，再夺淮入海。原本宽深的淮河下游河床，初时尚能容纳黄河水的借道入海。但随着黄河泥沙在淮河下游不断淤积，淮河失去入海通道，于是潴集在今泗阳、盱眙、洪泽等县之间的低洼地区。这里原有一些湖泊，逐渐扩大成为一个大湖泊，这就是洪泽湖。洪泽湖虽大，但也容纳不下黄淮合流的大量来水，因此不时发生泛滥。水流顺着地势进入运西诸湖，使诸湖的水域不断扩大。为了阻止洪泽湖水的东泻，永乐十三年（1415年），平江伯陈瑄对位于洪泽湖东南边缘的高家堰^[108]进行大规模的修缮，予以增高加固，这样，虽然阻止了洪水东泻，但加快了泥沙在洪泽湖中淤积，使湖底不断抬高，洪泽湖终于成为一个湖面高于地面的悬湖。因高家堰承受不了湖水的巨大压力，多次发生决口，如隆庆四年（1570年），高家堰大溃，运西诸湖变成一片汪洋。经过修缮仅维持了五年，至神宗万历三年（1575年），高家堰又发生决堤，洪水东漫，淮扬运河及其两岸村镇田野顿成泽国。时任总理河漕官的潘季驯，奉命于万历六年（1578年）重修高家堰，这次重修工程浩大，费工费时也较多。先筑内衬桩板的土堤六十里，后在堤外包砌花岗岩石块，这道又长又高、十分坚固的石堰，绵延在北起武家墩南至越城的洪泽湖东南边缘，确实保障了一段时间的安宁。不过，这是后事了。运西诸湖则在此以前，早已不断扩大并连接成浩瀚的水域。

运西诸湖的水域既已连成一片，风浪随之大增，漕船航行其中，险象环生，随时随地有被风浪吞没的可能。于是，遵照宝应老人柏丛桂的建议，在运西诸湖的东侧湖水中，分段修建堤防，将河、湖分离，使之形成两堤夹一河的状态，便成为明朝治理淮扬运河的关键措施。以下就是终明之世，筑堤开河，彻底改造淮扬运河的历史记录：

明太祖洪武九年（注：1375年），朝廷采纳宝应老人柏丛桂的建议，“命扬州府所属州县烧运砖灰，包砌高邮、宝应湖堤六十余里，以捍风涛。”^[109]

所说的这些湖堤，当是宋元时代所筑的土堤，在湖水的浸泡和冲击中不断损毁，因此柏老人建议包砌砖块。但是砖块也经不起湖水的长期浸泡，因此屡修屡毁。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朝廷又根据柏老人的建议，采取如下工程措施：“发淮扬丁夫五万六千余人，开宝应直渠，自湖外（注：即湖东）直南北穿渠四十里，筑一长堤，长与渠同，期月而成，引水于内行舟。自是堤无溃决之虞，民亦休息，而舟行称便”^[110]。所谓“开宝应直渠”，就是傍宝应湖东侧开一条月河，月河又称越河，因河形如一轮弯月而得名。该月河长四十里，其南北两端与淮扬运河相通，漕船欲过宝应湖时，可转入该月河航行，过了宝应湖，漕船又从月河中转回淮扬运河航行。这样就避开了风浪险恶的宝应湖。这条月河后来在成化年间被湖水淹没，但它为以后的河湖分离，进行了成功的尝试。

宣宗宣德七年（1432年），“平江伯陈瑄筑高邮、宝应、氾光、白马诸湖长堤，以度纤道”^[111]。就是说，在高邮、宝应、氾光、白马诸湖的东侧筑长堤，将湖水与运河水隔开，并在堤上筑纤道，便以牵挽漕船。

英宗正统三年（1438年），“筑高邮湖堤，堤长四百二十五丈，甃以砖石”^[112]。六年前陈瑄所筑高邮湖堤，其中的一段（约有二里多长）可能已经损坏，这一次当是补筑湖堤，并在土堤上包砌砖石进行加固。

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修筑淮安至瓜（洲）、仪（征）湖河堤岸冲决者十五处”^[113]。这是一次对淮扬运河湖堤的全面维修工程，重点是那些被湖水冲坏的堤岸。

以上陆续修筑的湖堤，均位于诸湖的东侧。这就是未来淮扬运河的两堤夹一河形制的西堤。

成化十四年（1478年），太监汪直言：“高邮、邵伯、宝应、白马四湖，每遇西北风作，则粮运官民等船多被堤石桩木撞破淹没。宜筑重堤于堤之东，积水行舟，以避风浪。部议行漕抚等官相度增筑”^[114]。这是淮扬运河有重堤（即复堤）的开始，亦即两堤夹一河的东堤。

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户部侍郎白昂“以漕船经高邮、甓社等湖多溺，请于堤东开复河四十里以通舟”。弘治七年（1494年）“白昂所开高邮复河成，赐名康济。其西岸以石甃之，又甃高邮堤自杭家闸至张家镇凡三十里。高邮堤者，洪武时所筑也。陈瑄因旧增筑，延及宝应，土人相沿谓之老堤。正统三年，易土以石。成化时，遣官筑重堤于高邮、邵伯、宝应、白马四湖老堤之东”^[115]。就是说，从成化十四年（1478年）开始，在白马、宝应、高邮、邵伯四湖的老堤（即运河西堤）以东，再筑重堤（即东堤）并开复河。所谓复河，就是位于东、西堤之间的新开运河，使淮扬运河逐步形成两堤夹一河的新形制。

世宗嘉靖五年（1526年），“筑氾光湖东傍旧堤，开新河长三十里”^[116]。旧堤即西堤，就是说，在氾光湖西堤以东开新河三十里。这新河就是未来的两堤夹一河的淮扬运河中的一段。

神宗万历十三年（1585年），“从总漕都御史李世达议，开宝应月河”^[117]，由右都御史出督漕运兼巡抚凤阳诸府的王廷瞻主其事。“廷瞻凿渠千七百七十六丈，为石闸三，减水闸二，石堤三千三十六丈，子堤五千三百九十丈。八月竣事，诏旨褒嘉，赐河名弘济。”^[118]这两条记载反映了在氾光湖东侧，既筑石堤和子堤，又开凿新河，形成两堤夹一河新的运河形制。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挑邵伯越河，长十八里；又挑界首越河，长一千八百八十九丈。各建南北石闸二座，邵伯越河又建减水石闸一座”^[119]。又，“开邵伯月河，长十八里，阔十八丈有奇，以避湖险。开界首月河，长千八百余丈”^[120]。越河亦作月河，是同一事物的两种写法。就地理位置而言，邵伯湖月河属淮扬运河南段的范畴；界首湖月河在宝应县境内，具体位置在氾光湖与高邮湖之间，也就是在弘济河之南，康济河之北。

至此，北起白马湖南至邵伯湖，在诸湖的东侧均已筑成重堤（即复堤），并在两堤之间开有月河，自北而南有弘济河、界首月河、康济河、邵伯月河等，组成一条新运河。这条新运河位于旧运河以东，因是初创，在各条月河之间尚未完善地连接成直线形的运河，但是在淮扬运河史上，首次出现了两堤夹一河的新形制，这无疑是明朝在中国运河史上的一大贡献。淮扬运河有了两堤夹一河的新形制，再也不受湖水的侵扰，保障了航行的安全；同时，因堤上筑有纤道，在遇到逆风逆水的情况下，还便于利用人力牵挽漕船前进。

明朝自始至终经过不懈努力，开通了以月河组成的新淮扬运河，为我国运河建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其积极意义是：使淮扬运河初步摆脱了长期以来湖河不分的局面，卓有成效地改善了淮扬运河的通航条件，并为今天里运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整治入江口，增开白塔河

1.整治入江口。明初建都南京时，河南、山东、两淮的漕船，皆沿淮扬运河南下渡江至南京；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湖广、四川、江西、江浙的漕船均渡江循淮扬运河北上至北京。总之，无论是北粮南运或南粮北运，都免不了要在淮扬运河的南端渡江这一步骤。在明朝，淮扬运河南端渡江口有两处：一是瓜洲运口，二是仪真运口（见图18-6）。现分述如下：

图18-6　瓜洲、仪真东西两运口示意图^[121]

（1）瓜洲运口。此运口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当时任润州（今镇江）刺史的齐澣，鉴于从镇江渡江至扬州十分困难，因此他利用长江中的瓜洲岛开辟了一条伊娄运河（也称瓜洲运河）。后来，瓜洲岛与长江北岸间水域，由于泥沙的淤积而成陆，瓜洲岛遂与北岸相连。伊娄运河随之成为淮扬运河的延伸段，淮扬运河南端的入江口，也从原来的扬子桥向南移至瓜洲伊娄运河的入江口，这就是瓜洲运口的形成历史。不过，由于岁月流逝和人世变迁，明朝瓜洲运口的面目，已经完全不同于当年唐朝伊娄运河的入江口。据明代王琼《漕河图志》卷一附图所示：明朝时的瓜洲运口，分为三条入江通道，形如“爪”字。由于淮扬运河的水位高于长江水位，为了防止运河水的流失，中间一路通道筑坝堵塞，不通长江，只剩下东、西两路通江。东面一路称为东港，有三个出入口，每个出入口均筑有车船坝和闸门；西面一路称为西港，有四个出入口，每个出入口也筑有车船坝和闸门，漕船通过这些出入口时均须盘坝。东港和西港的车船坝，始建于洪武三年（1370年）。^[122]永乐九年（1411年），平江伯陈瑄疏浚淮扬运河南端通江河段及运口外水域，还在临江处设置减水闸，使运河水多时可泄，水少时可蓄。由于盘坝既耽误时间又损伤船体和物资，所以明朝的漕运官员多次奏请废坝建闸，如嘉靖六年（1527年）曾在瓜洲运口建瓜洲闸，因建造质量太差，闸门漏水，不久便废。后在隆庆六年（1572年），又由总理河漕侍郎万恭主持建广惠闸与通惠闸二座，质量较好，总算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漕运的盘坝问题。当时呈报给穆宗皇帝说：“臣唯国家漕运四百万石，而过瓜洲者二百万石……成二百年未成之功……决五十年不决之论”^[123]。评价很高。

明朝的瓜洲运口，主要为下江地区（即江、浙一带）漕船出入淮扬运河时所用。按明朝漕运定额规定，每年需要南粮北运四百万石。其中经瓜洲运口北运的漕粮，每年约二百万石之多，可见其地位之重要。

（2）仪真运口。仪真即今江苏省仪征市，该运口位于瓜洲运口的西北，为扬仪运河的终点。建港历史比瓜洲运口还悠久，早在东晋时已经存在。北宋天圣年间，曾在这里建真州复闸（即船闸），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有记载。至明朝时，复闸早已荡然无存。洪武初，为了防止运河水流失，在宋朝复闸旧址筑坝。永乐九年（1411年），平江伯陈瑄在疏浚瓜洲运口时，也疏浚了仪真运口的水域。据明代王琼《漕河图志》附图可知，仪真运口有三个通向长江的出入口，在每个出入口处筑有车船坝，漕船的出入均需盘坝。此外，还建有潮闸、腰闸和清江闸，这三闸均内通运河，外通长江，原为南宋嘉定六年（1213年）郡守张颁始建，后年久废毁。明朝洪武十六年（1383年），兵部尚书单安仁在宋朝三闸的旧址，重建仪真三闸，后因闸门漏水，在闸上筑土坝予以阻水，由是闸废。至成化十年（1474年），工部郎中郭升奏请另建新闸，即颇有名气的罗泗、通济、响水和里河口四闸。其中“罗泗闸长二十二丈；通济闸长十八丈，高一丈三尺；响水闸长二十二丈，高一丈三尺；里河口闸长十二丈。四闸于成化十年三月开始兴建，至次年六月完成”^[124]。有了这四闸，每当夏秋涨潮时，开闸以纳潮并放船；冬春潮涸时则闭闸以潴水。由于四闸的启闭运转十分有效，从此解脱了仪真运口长期以来的盘坝之苦。有记载说，改坝为闸后至少有以下五利：其一，昔船至坝，虽遇平水，其粮、货亦必卸空，须经挑、堆、囤诸事，过坝后，又复经挑、装等事，所费甚大；而今乘潮过闸，不需费用。其二，昔各坝日不过百船，一遇风雨更不及半；今开闸即过，岂下千数？其三，昔船过必损，须备灰、麻等料以供修补；今安流无虑。其四，往年遇旱水浅，船过坝遇阻，甚至掘坝；今开闸以济，十分方便。其五，往年里河水溢决岸，甚至倒坝，维修费用动辄千万；今遇涨开泄，不伤田稼。^[125]

明朝的仪真运口，主要为上江地区（指四川、湖广、江西等长江上、中游地区）漕船出入淮扬运河时所用，按明朝漕运定额规定，每年经此运口的漕粮达二百万石，可见其地位与瓜洲运口同样重要。

2.增开白塔河。由于淮扬运河在扬州以下的河段，受江潮带来的泥沙淤积，经常发生浅阻，漕船航行困难，再加上盘坝之苦，因此早在宣德六年（1431年），御史陈祚、侍郎赵新等人上书建议开浚白塔河。为此，“上遣主事潘厚及扬州、淮安府员审视，乃与平江伯陈瑄商议可否及所用人力。至是潘厚奏请开浚实便”^[126]。于是平江伯陈瑄发扬州至淮安军夫四万五千余人，开浚白塔河，并在河道上建设四闸，作为新的入江通道。及至宣德七年（1432年），开河、建闸等工程全部完成。据明人王琼《漕河图志》卷二《诸河考论》记载：

宣德七年，工部奏开白塔河，置新开、潘家庄、大桥、江口四闸，以时启闭。江南粮船由常州府西北孟渎河过江，由白塔河至弯头入漕河，以省瓜洲盘坝之费。^[127]

白塔河，又名大桥河，位于江都县境东南部。该河北起运盐河（即老通扬运河）的宜陵镇，向南流经吴桥、大桥，止于长江，长约三十六里。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上引记载中说是开白塔河，其实只是开浚而已，就是疏浚的意思，绝对不是在平地上开凿出一条白塔河。因为成书于南宋时代的《舆地纪胜》卷三十七《扬州》条下已有白獭河的记载。“獭”与“塔”同音，白獭河与白塔河应是同一条河。说明至迟在南宋时已存在此河。可能相隔年代太久，河流已经湮塞，因此确切地说，明朝宣德年间所开白塔河，只是疏浚开通而已。

那么，当时为什么想到要开浚白塔河？主要因为白塔河离长江南岸常州孟渎河出口较近，而孟渎河是与江南运河相通的。我们知道，江南运河丹阳至镇江一段河道，因地势高仰，水源不足，漕船在此河段常出现浅阻难行状况。自白塔河开通后，来自太湖流域的苏、松、嘉、湖、杭、常六府的漕船，循江南运河北上，不必再至镇江渡江经瓜洲运口入淮扬运河。而是只要至常州境内折向孟渎河渡江，循白塔河至宜陵，再循运盐河向西至弯头就可接上淮扬运河。走这条路线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避开瓜洲运口盘坝；二是可以避开丹阳至镇江一段水浅难行的江南运河。因此，白塔河开通后引起朝廷的重视，“成化中，规定白塔河三年一浚”^[128]。一度取代瓜洲运口的地位，成为当时主要的渡江通道。但是，白塔河毕竟是条小河，它比较浅窄，河上又置有四闸，江潮入闸后留下的泥沙容易淤塞河道，潮落启闸后又易将有限的白塔河水泄入长江。到了正统四年（1439年）当时任漕运总兵都督的武兴，认为白塔河淤浅，粮船不能行，反泄漏漕河之水，决定“委官闭河口”^[129]。将白塔河堵塞。正统十年（1445年）御史吴镒建议在大桥闸（靠近白塔河口）上修筑车船坝，水盛时启闸放船，水涸时则闭闸蓄水。但是这样一来，出入白塔河又需盘坝，重新回到瓜洲运口和仪真运口的困境，显然不是好办法。直到成化十年（1474年），由平江伯陈锐（陈瑄的曾孙）、都御史李裕、管河郎中郭升、巡河御史翟瑄等人会议后，决定重新开浚白塔河。于是组织人力疏浚白塔河口的淤泥，拆去旧闸，改建成三座软坝，经过一系列的工程措施后，白塔河得以重新开通。纵观当时白塔河的使用情况，疏浚则通，不浚则塞，所以白塔河时兴时废。总的说来，自宣德七年（1432年）开通至正德二年（1507年）放弃，使用了约八十年时间。在此期间，它代替瓜洲运口完成了数以千万石计的漕运任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后来因为镇江开浚了新运口，瓜洲运口也得到了改进，漕船在长江南北两岸出入都较方便。相比之下，白塔河的所在位置比较偏东，河道又常淤浅，所以自正德年间以后，趋于冷落。及至万历年间以后，退出了漕运的历史舞台，而沦为苏北地区的一条泄水道了。

继宣德年间开通白塔河并投入漕运以后，在景泰年间（1450～1457年），明朝人还在今苏北地区开浚过一条泰州北新河。该河位于白塔河以东，大致与白塔河平行。北起泰州运盐河（即老通扬运河），南通长江，与江南常州境内的德胜新河隔江相对，因此也成为当时的一条渡江通道。但是，泰州北新河的位置太偏东，漕船从江南德胜新河入江后，循北新河到达泰州，还要在运盐河中向西航行百余里，才能接上淮扬运河；而且北新河的入江口，与常州德胜新河的入江口相距较远，因为中间隔了一个面积很大的江心岛，渡江时要在长江航行相当长的路程，存在着许多不便和风险，所以其通航价值比不上白塔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