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州河与会通河的改造成果

元朝开通的会通河与济州河，首尾相接，长三百八十余里，构成大运河的山东河段。但是，由于水源不足，加上规划设计时对地形高低的疏忽，致使济州、会通两河常因水浅而行舟困难。具体说来，元时济州、会通两河的水源，主要来自汶河和泗水，当时在汶河上筑堽城坝，使汶水入洸，并流至济宁与泗水会合后再进行南北分水，从而铸成大错。清朝的张伯行对此曾批评说：“汶水西流，其势甚大，而元人以济宁分水，遏汶于堽城，非其地矣……济宁北高而南低，故水之南行也易，而北行也难”^[53]。这是因为济宁以北的地势呈上坡倾斜，最高处在离济宁九十里的南旺。惟有在每年夏秋涨水时期尚可通行漕船，岁运不过三四十万石。由是，元朝实际上并未有效地利用济州、会通两河。不得不开创海运，以完成每年数百万石粮食的漕运任务。因此史书说：“终元之世，海运为多”^[54]。

明初，因建都在南京，漕粮、贡物等多利用长江、江南运河进行运输。虽然有时也需要南粮北运，以供应辽东、北京边防军事的需要，主要由海运完成。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河在河南原武县黑羊山决口。有记载说：“（会通河）自济宁至临清三百八十五里，内七十七里有河道，渔船往来；中一百二里淤为平地；北二百五里仅有河身”^[55]。破坏之严重，使会通河处于完全瘫痪状态。当时从济宁至临清，只能以分段接力的陆运来代替水运。“漕河塞四百里，自济宁至临清舟不可行。作城村诸所^[56]，陆运至于德州”^[57]。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由于政治、军事重心北移，加上当时塞外的鞑靼屡犯边境，明成祖决定对外用兵，急需大量的粮食和军用物资，于是南粮北运又成为朝廷头等要务。但因会通河淤废，河运已经不可能。惟有通过海运或河陆联运的方式来完成南粮北运任务。但是鉴于“海运险远多失亡，联运则由江淮达阳武，发山西、河南丁夫陆挽百七十里入卫河，历八递运所，民苦其劳”^[58]，当时就有不少人向朝廷建议重开会通河，以恢复漕运功能。

笔者按：明朝人所说的会通河，在概念上不同于元朝的会通河。明朝会通河是指南起济宁北达临清的山东运河，也就是对元朝济州河与会通河的总称。当时明成祖从其侄子手中夺取皇位不久，根基未固，深恐大量征派劳役进行开河，会引发民心不稳，因而暂时搁置了这些建议。永乐九年（1411年）二月初，又有济宁州同知潘叔正上疏，奏请速浚会通河以利漕运。他说：“会通河道四百五十余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唯山东之民免转输之劳，实国家无穷之利也”^[59]。明成祖采纳了这一建议，当即派遣工部尚书宋礼等人赴实地勘察，他们返京后向朝廷“极言疏浚之便，且言天气和霁，宜及时用工”^[60]。于是朝廷决定重开会通河，命工部尚书宋礼、刑部侍郎金纯、都督周长等共同负责其事，“发山东及徐州、应天、镇江民三十万”^[61]，并命宋礼总督之。

关于宋礼重开会通河之事，历来有关论著（包括近、现代的论著），大多依据《明史·宋礼传》和《明史·河渠志》，但《明史》的记载有不少方面与《明太宗实录》出入较大。例如，前者对白英献策、筑戴村坝和南旺分水评价很高，而后者一字未提白英、戴村坝和南旺其人其事，形成强烈反差。又如，完成会通河治理的工期，前者的记载为二十旬，后者为十旬。而作为第一手资料的《明太宗实录》，对于一些重要问题的记载，更是含糊其词。例如，“今汶河上流，自宁阳县堽城闸已筑坝堰，使其水尽入新河”。按其语意，似已将元朝建于汶河上的堽城闸改建为堽城坝；但又不是，因为汶河上并无堽城闸，只有堽城坝。又似对元朝建于汶河上的堽城坝，进行了修复或重建；但又觉得不是，因为修复或重建汶河上的堽城坝，何必要提洸水上的堽城闸？诸如此类令人费解的问题尚有不少。

笔者对这些费解的文献，进行了反复研读和推敲，霍然发觉：宋礼治理会通河，当以白英老人参与前后为界，而分成前、后两期的历史事实。由于现存文献记载，将前、后期的工程内容混淆在一起，因此产生了矛盾和问题。前期工程以潘叔正为技术顾问，始于二月己未，至六月己卯完成，工期共计十旬。治理内容包括：疏浚会通河全线、局部河段改道、置闸，并按元朝做法，使汶水入洸至济宁合泗水，并进行分水，流向南北。治理的结果是，会通河虽然重新开通了，但南旺以北的河段，水量不足，水位低，无法通行重载漕船。也就是说，没有达到这次治理会通河的目的，因此又有后期的继续。据分析，后期工程以白英老人为技术顾问，大概始于七月至十月完成，工期也是十旬。治理内容包括：开浚沙河、疏浚坎河口泄洪道、筑戴村坝、开创南旺分水枢纽，并在南旺至沽头和南旺至临清的河段上置闸，从前期的十五闸增为二十八闸。治理的结果是，因为改在号称水脊^[62]的南旺进行分水，使引入的汶水能以高屋建瓴之势分流南北，从此改写了会通河北段水浅的历史。

由于《明太宗实录》只着重记载二月至六月的前期工程内容，其中包括竣工后潘叔正、宋礼等一大批治河人员先后受到褒奖赏赐的详细情况，虽然也记载了宋礼在八月奏请开浚沙河之事，但当时记载比较含糊。至于《明史·宋礼传》和《河渠志》的记载，因系包括前、后两期的治河工程，所以有关白英献策、筑戴村坝和南旺分水（见图18-4）等内容均有记载，工期也因此而为二十旬。现就前、后两期的治理会通河详细情况，分述如下。

图18-4　戴村坝和南旺分水示意图^[63]

（一）白英老人参与前的改造工程

宋礼虽为工部尚书，但他并非水利工程专家，也无主持大型治河工程的实际经验。因此在受命之初，对于如何治理会通河心中无数，并不像《明史·宋礼传》所说的那样：“用汶上老人白英策”，其实那时尚未发现埋没在民间的治水奇才白英老人。当时是按照济宁州同知潘叔正的治河意见进行实施。因为这次皇上下令重开会通河，就是接受潘叔正上疏的建议开展的，所以宋礼十分器重他。有记载说：宋礼“奉命治河，立署于济宁，（潘叔正）详言治河奇策。宋礼从之”^[64]。还有记载说，当时潘叔正参与了宋礼主持的治河工程。那么，潘叔正详言的治河奇策是什么内容呢？史无记载，但从宋礼在遇白英之前所进行的工程情况不难看出，所谓治河奇策，当是以下一些工程措施。

其一，修复或重建堽城坝，恢复济宁分水枢纽的运转。宋礼自永乐九年（1411年）二月至六月，历十旬时间完成了前期的治河任务。据《明实录》卷一百十六《太宗实录·永乐九年》条记载：

六月己卯，会通河成。河以汶、泗为源。汶水出宁阳县，泗水出兖州府，至济宁州而合，置天井闸以分其流。南达于淮，而河则其西北流也。

其实，天井闸并非明朝所置，只是将元朝的会源闸改名而已。由此不难看出，当时在引水方法和分水地点方面，完全是步元朝的后尘，亦步亦趋，因此前期治理会通河的失败原因，据笔者分析，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宋礼、潘叔正等人，在治河、治水方面并不具备白英那样的高超水平。尤其是潘叔正，当时虽然身为济宁州的同知（相当于今副市长），掌管本州督粮、缉捕、水利等事务，却并未掌握距离州城以北九十里的南旺是会通河“水脊”的地形概念，因此也不可能具备将分水枢纽从低处的济宁，移至高处的南旺这一革新意识。二是，当年可能时间紧迫，只求尽快恢复会通河漕运，结果欲速则不达。《明太宗实录》有记载云：“永乐九年二月己未，开会通河。河自济宁至临清，旧通舟楫”。就是说，会通河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以前，是可以通行舟楫的。涨水时期还可通行一定载重量的漕船。由于是年遭受黄河洪水的冲击，造成河岸坍塌、河道淤塞，被迫中断了漕运。因此，宋礼奉命治理会通河，其前期目标只求会通河能够通行漕船，就是达到目标了。

其二，对会通河进行疏浚、置闸和局部改道。前面已经说过，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河在河南原武县黑羊山决口，滚滚洪流沿着黄河旧道北犯，使会通河遭受严重淤塞，有些河段甚至被淤为平陆。因此，疏浚会通河全线是当时重开会通河的一项最基本、最繁重的任务。据记载，经过疏浚、治理后的会通河，其状况为：“从开河（闸）过东昌府入临清县，计三百八十五里，深一丈三尺，广三丈二尺”^[65]。说明会通河在通航条件方面，已基本恢复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以前的水平。在重开会通河的前期工程中，除了完成上述引导水源、疏浚河道等任务外，还进行了置闸和局部改道等工程。据《明太宗实录》记载：

自济宁至临清置闸十五，闸置官，立水则，以时启用，舟行使之。^[66]

《实录》所说的置闸十五，实际上新置者甚少，多系对元朝旧闸进行重修或改建。其中在明人王琼所著《漕河图志》有记载的，就有下列十三闸：会通闸、临清闸（位于临清州境内，元朝始建，明朝永乐九年即1411年重修）；七级下闸、七级上闸、阿城下闸、阿城上闸、荆门上闸（均位于阳谷县境内，元朝始建，明朝永乐九年即1411年重修）；开河闸（位于汶上县境内，元朝始建，明朝永乐九年即1411年重修）；此外，尚有济宁州的分水、天井、在城三闸和宁阳县境内的堙城闸，均始建于元朝，明朝重修（尚难确定是否在永乐九年即1411年重修）。

会通河因纵坡有起伏，行水困难，不得不采用“相地置闸，以时蓄泄”的办法，在河道上设置一系列闸门，用以调控水量和水位，使会通河中的舟船，利用启闭闸门时的放水和蓄水，逐段地航行前进。河道上闸门多，是会通河的特色。于是它有一个别名：闸河。

对会通河进行局部改道，是当年宋礼重开会通河的前期工程中又一项重要内容。据《明史》卷八十五《河渠志·运河上》记载：

“又开新河，自汶上袁家口左徙五十里至寿张之沙湾，以接旧河。”明·王琼《漕河图志》卷二《诸河考论·汶河》也有类如记载：

旧河自汶上县过安山西南，经寿张东门，折而西北，抵东昌。新开河乃自汶上县袁家口徙左几二十里，至寿张县沙湾复接旧河。^[67]

记载中所说的旧河，是指元朝所开的会通河。左徙，则是向东移位改道的意思。从记载可知，改道的河段位于东平州安山湖附近。但河段向东移动的距离，两条记载并不一致，一说五十里，一说二十里，究竟哪一个资料正确很难断定，因为改道的河段不论是旧河或新河，不可能是两条平行的直线，而是不规则的曲线，这就决定了新、旧河段之间的移位距离也不会是一致的。所说的五十里，可能是指河段东移距离的最大处而言；而二十里，可能是指河段东移距离的最小处而言。所以至今学术界没有统一的说法。

现在的问题是，当时宋礼在重开会通河时，为何要选择这一河段进行改道？据说是因为“袁口以北，运被河淤，而安民南、安山、寿张等闸，频受河患。乃自袁口北，改浚东迁，循金线岭东，又北经靳口、安山镇、戴庙，西北达于张秋。凡新开运道一百二十余里，余皆循其故道。”^[68]明朝时的寿张县城，即今梁山县东北的寿张集，位于当时的安山湖以西，安山湖在今东平湖的西南，当时湖的面积“萦回百余里”^[69]，今已湮淤成陆地。由此可知，元朝所开的旧河是从安山湖以西通过的；明朝所开的这一段新河，则是从安山湖以东通过的。改道的目的是因旧河经过之处，地势较低，又接近黄河旧道。每当黄河在郑州至开封之间决口时，洪流往往会沿着旧道北上，侵犯寿张县一带的会通河，使河道淤塞，闸门冲垮。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的水患情景，就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而新开的河段，位于当时的安山湖以东，不仅距离黄河旧道较远，而且地势也稍高于湖西。一旦黄河洪水来犯，中间隔着一个面积不小的安山湖，可以作为缓冲，有利于消除该处会通河的隐患，保障河道和航运的安全。

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重开会通河宣告完成。潘叔正、宋礼以及一大批参与治河的人员，先后受到了朝廷的褒奖和赏赐。但是，重开后的会通河，由于在南旺以北河段的水量明显不足，无法通行重载漕船。于是就有了后期治河的继续，从而改写了元朝以来，会通河因水浅而长期没有很好发挥漕运作用的历史。

（二）白英老人参与后的改造工程

明成祖下令重开会通河的目的，是为了尽快恢复会通河的漕运功能，急速进行南粮北运。经过前期治河的努力，会通河虽然重新开通了，但是因为位于济宁以北九十里的南旺是会通河的水脊，地势比进行南北分水的济宁要高，所以从济宁分流北上的水，不易越过南旺，使南旺以北河段常处于水浅状态，难以航行重载漕船。元朝在初开会通河时，并没有认识到南旺是会通河水脊的这一关键问题。明朝宋礼在重开会通河的前期阶段，是根据济宁州同知潘叔正的建议，完全照搬元朝做法，当然不可能认识到这一问题。因此，不论是元朝初开或明朝宋礼的重开，会通河北段始终会出现水量不足、水浅现象。

当时宋礼面对着好不容易才开通的会通河，因南旺以北河段水浅而无法通行重载漕船的尴尬局面，深感难以向皇上交代，不禁忧心忡忡。然而，宋礼毕竟是一位具有很强责任心和使命感的朝廷大臣，他既不气馁，更不灰心，决定查究原因，进行改进，甚至不惜推倒重来。当时他听说附近汶上县有个白英老人，善于治水、治河。于是他微服深入民间，寻访贤能，终于在汶上县找到了白英老人。白英老人为宋礼“三顾茅庐”般的诚意和礼贤下士的作风所感动，当场分析、指出了会通河南旺以北河段，始终水浅的原因，并向宋礼进言道：

南旺地耸，盍分水于南旺。导汶趋之，毋令南注洸、北倾坎。其南九十里使流于天井，其北一百八十里使流于张秋，楼船可济也。^[70]

意思是说，位于会通河上的南旺，地势比南面的济宁要高。如果将汶水引至济宁进行南北分水，北流的水就难以越过南旺再向北流，造成会通河南旺以北河段水浅。因此，应该在汶水上筑一坝，拦阻汶水不使南入洸水、北入坎河，而使之全部流向南旺，在南旺进行南北分水。这样，水流就可以高屋建瓴之势，南流九十里至济宁天井闸，北流一百八十里至张秋镇，使会通河全线都不水浅，可以通行楼船。

宋礼听后，深感这才是真正的治河奇策，当即邀请他出山相助，白英同意了。从此，一介布衣的白英，成为永乐九年（1411年）重开会通河后期工程的技术顾问，承担起规划设计的重任（见图18-4）。

白英老人^[71]是汶上县（今山东省汶上县）人，对当地的一山一水和地形情况十分熟悉。他经数十年的殚精竭虑，对治理好会通河早就胸有成竹。他所规划的治理方案，包括如下三项重要工程。

工程之一：在汶河上筑戴村坝，迫使汶水流向南旺。

白英老人所说的筑一坝以阻汶水，就是指戴村坝。因该坝位于东平州（今山东省东平县）以东六十里汶河上的戴村而得名。发源于莱芜和新泰的汶河，自东向西流经洸水口、戴村后，折向西北流，成为大清河的上源。元朝时，为了引汶水解决济州河的水源，曾在宁阳县东北洸水口汶河上修筑堽城坝，以遏止汶水西流，迫使其改道流入洸水，再流至济宁进行分水。当时，元朝还在汶水南岸的洸水口，修筑了堽城闸，以启闭闸门来调控汶水进入洸水的流量。及至明永乐九年（1411年）白英老人参与治理会通河后，决定完全改变步元朝后尘的做法，将分水地点由地势较低的济宁，移至济宁以北九十里、地势较高的南旺。为了遏止汶水流入洸水再流向济宁，而使之直接流向南旺，当时在汶河的上游筑堽城坝，而在汶河的下游筑戴村坝。

《明史》卷八十五《河渠志·运河上》对于这些工程措施，作如下记述：

（宋）礼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筑坝东平之戴村，遏汶使无入洸，而尽出南旺，南北置闸三十八。(www.xing528.com)

这一记载，不仅词不达意，而且概念不清，人们读后如入五里雾中。因为戴村坝在汶河的下游，而洸水口在汶河的上游，两者毫不相关，筑戴村坝后怎能起到“遏汶使无入洸”的作用呢？再看《明史》卷一百五十三《宋礼传》的记载：

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筑堽城及戴村坝，横亘五里，遏汶流使无入洸而北归海。

记载中多了一座堽城坝，就合理了，反映了当时既筑堽城坝又筑戴村坝的事实。需要说明的是，堽城坝不是修筑在汶河上，否则汶水被阻，何以下流？而是筑在汶河南侧的洸水口，前面说过，这里原有元朝所筑的堽城闸，宋礼、白英所筑的堽城坝很可能是由原有的堽城闸改建的，这从《明实录》的记载可以得到证实。《实录》说：“永乐九年八月戊午，工部尚书礼言：……今汶河上流，自宁阳县堽城闸已筑坝堰，使其水尽入新河”^[72]。如果是新建堽城坝，何必提堽城闸？很明显，是改闸为坝的。改闸为坝的目的，是为了切断汶水入洸的通道。还需进一步说明的是，在改闸为坝的同时，须将元朝筑于汶河上的堽城坝拆去或改坝为闸，否则，汶水入洸通道虽然被切断，汶水仍然无法流向下游。惟有在完成了上述的改闸为坝和改坝为闸（或拆去元朝堙城坝）等工程后，汶水才能顺畅地流向下游，在戴村坝受阻后，被迫改道从新开的引水渠道（由沙河改造而成，即今之小汶河。详见后述）流向南旺。以上就是筑戴村坝、开浚引水渠道引汶水至南旺、进行南北分流济运的全部流程。

横亘五里的戴村坝，究竟是用什么材料筑成的？《明史》没有明确交代，但从后世的记载得知是土坝。清初的张伯行说：“戴村坝在坎河口石坝之南，五里土坝是也”^[73]。那么，戴村坝何以要长达五里？这是因为：一是汶河下游河道宽达数百丈^[74]，河既如此之阔，则坝就需要如此之长；二是为了减小水流对坝体的冲击，并使汶水容易流入引水渠道。戴村坝不像一般水坝那样横卧在河道上，而是斜卧在汶河上，坝体与水流方向成锐角，这也是戴村坝设计思想的精巧不凡之处，所以需要大大地增加坝体的长度。

在谈戴村坝时，少不了要涉及与之相连的坎河口坝。坎河是一条位于戴村坝上游不远处的汶河汊道，通向汶河下游的大清河，再入海。由于汶河在洪汛期间的水势很猛，永乐年间在汶河上筑戴村坝时，为了预防洪水冲垮坝体，有心不在坎河口筑坝，这样有利于泄洪。有记载说：“每岁重运（注：指满载的漕船）过时，只用刮沙板作一沙坝于坎河口，即涓滴尽趋南旺。若水涨，则连沙冲入坎河。后来河身渐移近坎河口，全河之水直灌坎河口，故沙坝岁筑岁决”^[75]。原来，在永乐年间筑戴村坝时，坎河只是一条用以泄洪的小河汊，坎河口也不宽阔，但在洪水的不断冲击下，坎河越冲越阔，尤其是坎河口首当其冲，不断向下游扩大。到明朝中期以后，坎河已不再是一条小河汊，而已成为汶河下游直通大清河的一段新河道。汶河的水流，大量地从坎河流失，大大地减少了流向引水渠道至南旺的水量，严重影响到会通河的漕运。为此，在隆庆年间任总理河道官的万恭，决定采取工程措施以改变这种状况。他说：“坎河者，入海之快捷方式也。若建瓴之势，南流（注：指通向南旺的水流）遂微。治水者议堤坎河口，岁堤岁败，莫如之何？”^[76]既然坎河口水势大，筑土坝“岁筑岁败”，就另想办法。于是，他令工部主事张克文组织人力，在坎河口堆乱石为滩，纵深约一里，于万历元年（1573年）完成。实际上是一座不规则的堆石坝，使用效果较好。据万恭自己说：“龙山有乱石，盍取石，滩坎河口里许，若天成平水焉（注：意即有如天然的滚水坝）……遂滩坎河口，万历元年，漕大利。”^[77]

但是，乱石滩终究不及滚水坝。由于汶水从坎河口日夜流失，使流向南旺的水量日益减少，会通河漕运面临着严峻挑战。到了万历十七年（1589年），新任总理河道官潘季驯决定撤去乱石滩，在坎河口修筑滚水石坝。该坝“长四十丈，面宽一丈五尺，底宽一丈七尺五寸，高三尺。用丈许大石夹砌如墉，实细石其中，涂以垩柎，上锐下丰，状如鱼脊。水高于坝，漫而西出，漕无溢也；水卑于坝，顺流而南，漕无涸也”^[78]。从此，比较彻底地改变了坎河口长期以来白白流失汶水水量的面貌。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横卧于汶河上的戴村坝，是20世纪50年代按照古代原貌修复的，但其原貌并不是明初永乐年间所筑的戴村坝，而是明朝万历年间始建，后经多次改建、扩建的坎河口坝。原来，由于汶河的自然演变和坝体的多次改建，原为泄洪道的坎河，已演变成宽阔的、通向大清河的汶河下游河段，而原为拦阻汶水的戴村坝，则已演变成为小汶河（即原来的引水渠道）的堤岸。因此，人们已看不到真正的戴村坝，而误将坎河口坝视为戴村坝。这一张冠李戴的假象，早在清朝初期已经形成。因此，生活在清朝康熙年间的张伯行曾经指出：“今直呼坎河口石坝为戴村坝，后人之误也”^[79]。

工程之二：开浚从戴村坝通向马常泊的引水渠道，将汶水引向南旺。

在戴村坝末端南侧的汶河上，有一条河汊蜿蜒曲折地通向南旺的马常泊。因河汊多沙，明朝人称它为沙河。永乐年间重开会通河时，该沙河的河口已被泥沙淤塞，河道干涸，但河床尚存，开浚并不困难。这条看似已经淤废无用的沙河，在白英老人规划设计重开会通河工程方案中，却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可以这样认为，当时为什么选择在戴村附近的汶河上修建拦河大坝？原因固然很多，例如戴村位于汶河下游，因有多条支流注入后，汶河的水势得以大增；又如戴村附近有一条名叫坎河的河汊，可用以泄洪、保坝等。但是，主要因素是戴村附近存在这条直通南旺的沙河。这是一条得天独厚的引水渠道，只要稍加疏浚、改造就可发挥作用。因此，开通沙河是戴村坝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戴村坝的建成，开浚沙河也就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据《明实录》记载：

八月戊午，工部尚书宋礼言：会通河以汶、泗为源，夏秋霖潦泛滥，则马常泊之流亦入焉……河流浅深，舟楫通塞，系乎泊水之消长，然泊水夏秋有余，冬春不足。东平州之东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路口通马常泊，比年流沙淤塞河口，宜趁时开浚，况沙河至十路口故道具存，不必施工，河口当浚者仅三里……从之。^[80]

关于沙河，在明朝东平州境内有好几条被称为沙河的河道。其中主要的一条是，汶河被戴村坝截断后，主流改道流向南旺，而原汶河通向大清河的一段尾闾就被称为沙河，位于戴村坝西北。宋礼所说的沙河，位于戴村坝西南，并且是通向南旺的，显然不是指原汶河尾闾的那条沙河，而是另外一条。从宋礼所说沙河的地理位置和走向来看，似乎在《水经注》中可以找到它的踪迹。《水经注》卷二十四《汶水》有如下记载：“汶水又西，合为一水，西南入茂都淀。”说明古代汶水是通向茂都淀的。因茂都淀位于汶水的西南方，其所在位置与南旺诸湖的地理位置相符合，所以《水经注》所说从汶河通向茂都淀的那段汶河汊道，正是宋礼所说的沙河。

再说马常泊。明人胡瓒在《泉河史》中指出：“巨野泽在巨野县北，济水故渎所入也……五代以后，河水南迁，汇于巨野泽。连南旺、蜀山诸湖，方圆数百里。”^[81]清朝的靳辅在《治河方略》中也曾指出，南旺诸湖与梁山泺（即梁山泊）曾是相连在一起的。他说：“南旺湖宋时与梁山泺汇而为一，周围三百余里，明代周围九十三里，漕渠贯其中”^[82]。据此可知，南旺诸湖、梁山泊等，原为古代巨野泽的一部分，方圆达数百里。后因巨野泽的主要水源济水出现断流，巨野泽也就逐渐淤涸成陆，留下了一些局部的水域，也就是茂都淀、梁山泊等。再后来，茂都淀演变成明初时的马常泊，而梁山泊在明后期淤涸成陆。又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三《济宁州·马场湖》条记载：“马场湖，本名马常湖。旧与蜀山、南旺二湖相接，故南旺亦兼马常泊之名。”可知明初时期的马常泊，即今马场湖。但当时的马常泊，面积比今马场湖要大得多，它还包括今蜀山湖、南旺湖和马踏湖等大片水域。

宋礼上奏时还说：“况沙河至十路，故道具存，不必施工，河口当浚者仅三里。”十路是地名，在南旺。所谓“故道具存不必施工”，当是指有古河道的河床存在，不需要开凿新的河道；而绝不是不需要进行疏浚施工。既然沙河多沙，而且河口已经淤塞，进行疏浚施工是必不可少的。当时的情况是，如果没有这条已经淤塞的沙河，就必须开凿一条从戴村坝通向南旺的新河道，而这条新河道的终点地势又较高，这就要求整条新河道的地势比终点南旺还要高，这样才能使汶水顺利流向南旺，于是牵涉到新河道沿途的高程问题，是够复杂和麻烦的。正因为有了这条现成的古河道，问题就不复杂，麻烦也不存在，只要加以疏浚就可开通使用。这就是宋礼所谓“故道具存，不必施工”的含义。

综上所述，宋礼奏请开浚的沙河，正是古代汶河通向茂都淀的尾闾河段；而古代的茂都淀，就是明初时的马常泊，也就是后来的南旺诸湖。

永乐九年（1411年）八月，宋礼在得到朝廷批准后开浚了上述的沙河，东起戴村坝西端的汶河，西迄南旺分水龙王庙，长七十二里。^[83]开始为导引汶水至南旺的引水道，后来则演变成为汶河下游的正道，史称小汶河。因系开浚古河道而成，故线形蜿蜒曲折并不顺直。这样也有好处，可以起到降低上下游落差过大的作用，有利于储存水量，细水长流，不至于一泻而尽。并因沿途陆续有泉水流入引水道，得以增加水量，十分有利。又因原为古河道，沿途分成许多河段，并各有名称。例如，“自戴村坝南流谓之席桥河；又西南流至汶上县城北二十五里，受泺挡诸水谓之鲁沟；又西南流至城北三里，受蒲湾泊水谓之草桥河；又西南流十里谓之白马河；又西南流十五里谓之黑马沟；又西南流二十里谓之鹅河；又西南至南旺入漕。”^[84]

工程之三：建南旺分水枢纽，使引入的汶水南北分流。

前面已经说过，宋礼采纳白英老人的建议，将分水地点从济宁移至南旺。据《明史》卷一百五十三《宋礼传》记载：

（汶水）至南旺，中分之为二道：南流接徐、沛者十之四；北流达临清者十之六。南旺地势高，决其水南北皆注，所谓水脊也。

水脊，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制高点。在会通河的制高点上进行分水，具有高屋建瓴之势，可以顺利地分别流向南北河段。因此，白英老人的建议和宋礼尚书的决策，无疑是十分正确和英明的。

上引记载中所说的“南流十之四，北流十之六”。指的是南北分流的水量比例。关于这个分流比例，文献记载十分混乱。有的说是四分南流，六分北流。上引《明史·宋礼传》的记载和明万历《汶上县志》卷六《白英老人》条：“四分南流达于淮泗，六分北流达于漳卫”的记载，都属于这一说法。也有的记载说是三分南流，七分北流。如明代李鐩《宋尚书祠堂记》说：“遏汶勿东流，令尽出于南旺，乃分为二水，以其三南入于漕河，以接徐吕；以其七北会于临清，以合漳卫。”^[85]又如明代胡瓒《泉河史》卷三《泉源志》说：“初，尚书宋公坝戴村，浚源穿渠百里南注之达于南旺，以其七北流会漳卫，以其三南流会河淮。”甚至还有的记载说是七分南流，三分北流。如清代张伯行《居济一得》卷二《南旺大小挑》条说：“不知始自何年，竟改为七分往南，唯其七分往南，所以每逢雨涝之年，济宁、鱼台、沛县一带，民田往往淹没……不知始自何年，竟改为三分往北，水势甚微，所以每逢亢旱之年，东昌一带在在浅阻。”总的说来，上述诸多说法中，以三分南流、七分北流的说法比较流行，当地民间也广泛流行着“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传说。

据说在永乐年间南旺分水枢纽建成之初，分水设施极其简单，只是在汶水与会通河直交的分水口处，设置一个石砌的呈直角形的挡水坝。当从东而来的汶水直冲分水口时，汶水就被分成南北两股水流。由于直角形石坝的位置，是按照事先设计好的南四而北六，或南三而北七的分水比例进行设定的，因此其位置一般不在分水口的正中而是偏南，所以南流的水量总是比北流的水量要少。在当时，南旺分水的方法就是这么简单和精巧。

但是，由于在南旺分流的水，并不单纯来自汶河，因为在冬春时期，汶河的水量很少。这时在南旺分流的水，主要来自南旺诸湖（即水柜），因此针对着汶水而设置的直角形石坝，在此时也就很难控制南北分流的水量比例了。为弥补这方面的缺陷，从明朝中期起对分水方法进行了改革，即在南旺南北两侧的会通河上，分别设置南旺上闸（又称柳林闸）和南旺下闸（又称十里闸），以启闭闸门来控制南流或北流的水量，这比利用直角形石坝进行分水要有效得多，应该说是南旺分水方法的一种进步。从一些文献记载来看，利用上下闸来控制南北分流的水量，也有多种不同的方法。如生活在明朝万历年间的袁黄说：“昔陈平江瑄、宋司空礼之治会通河也，驱汶水逆流至南旺……析六分之水北达临清，四分之水南接徐、沛。贮六分之水者，其闸长；贮四分之水者，其闸短。后人以意增损，而水之分数紊矣。”^[86]意即利用闸的长短来控制水量的多少。清朝康熙年间曾任河道总督的张鹏翮在《张公奏议》中说：“（汶水）又西南，至南旺入于漕河。南流者十之三、四，北流者十之六、七。是为分水口，六分北流出南旺下闸至御、漳，长二百五十里；四分南流出南旺上闸会沂、泗，长一百里。分水之法：上闸石底高三尺许，下闸石底卑三尺许，故南少而北多也。”^[87]意即以南旺上下闸的闸基厚薄来控制水量的多少。与张鹏翮同时代的张伯行，在其所著《居济一得》一书中，则记载着另外一种方法：“查南旺分水口往南例系三丈，往北例系七丈，是合南北运河而总计之不过十丈宽耳！”^[88]意即以分水口的宽窄来控制南北分流的水量的。

如上所述，由于永乐年间南旺分水的方法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以上列举的几种分水方法，都是明朝中、后期或清朝初期的人在其记载中的追叙，或是根据南旺分水现场所见设施的记录。而这些现场设施，并非永乐年间始建时的状况，而是经过多次变更后的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宋礼、白英考虑到会通河的纵坡有起伏，行水困难，为此，曾在济宁至临清的河道上设置了开河闸等若干座水闸，用以调节水量。但是，位于南旺南北两侧、用以控制分流水量的南旺上、下闸，并非当时所建。据有关记载说：“南旺北闸（注：即下闸，又称十里闸）在分水河口北，南旺南闸（注：即上闸，又称柳林闸）在分水河口南，俱成化间工部郎中杨恭建议而设”^[89]。这南旺上、下闸，是控制南北分流水量的关键性设施。正如张伯行所说：“如运艘浅于南，则闭南旺北闸，令汶水尽南流；如运艘浅于北，则闭南旺南闸，令汶水尽北流”^[90]。万历元年，临清因会通河水浅而漕运困难，遂闭南旺南闸，使汶水尽行北注，困难顿解，一日出闸七百艘粮船，十日出六千余艘。^[91]

汶河是一条集诸泉水为上源的河流，年流量很不均衡。每当夏秋多雨时期，山洪暴发，水势汹涌；而一到冬春干旱时期，则泉源涓滴，水势微弱。因此重新开通的会通河，如果仅靠汶河供给水源，则势难维持一年四季可以通航。这是十分不利于漕运的。为此，当时宋礼、白英在南旺以及会通河沿线设置若干水柜，以备在枯水时期用以济运。据《明史》卷八十五《河渠志·运河上》记载：

又于汶上、东平、济宁、沛县并湖地设水柜、陡门。在漕河（注：指会通河）西者曰水柜，东者曰陡门。柜以蓄泉，门以泄涨。

所说的水柜，就是水库，当时利用现成湖泊作为水库，起到旱时供水、涝时蓄水的作用。所说的陡门，就是减水闸，其作用是与水柜配合使用，做到水涨时启闸放水入湖，运河水少时则由湖放水注河。嘉靖年间，副都御史王廷在《修复南旺湖奏略》中对四个水柜的位置作了详细说明：“宋礼、陈瑄经营漕河，既已成绩，乃建议设水柜以济漕河。在汶上曰南旺湖，在东平曰安山湖，在济宁曰马场湖，在沛县曰昭阳湖，名为水柜。水柜即湖也，非湖之外别有水柜也。漕河水涨，则减水入湖，水涸则放水入河”^[92]。

在上述四个水柜中，南旺湖因位于地势最高的南旺，有利于济运，因此地位也最重要。前面已经说过，南旺湖就是永乐年间宋礼提到的马常泊，也是古代的茂都淀。明时，南旺湖萦回一百五十里，中有二长堤，会通河贯穿其中，将湖分隔成三部分，在会通河以西的称为南旺西湖，萦回九十三里。在会通河以东、长堤以南的称为蜀山湖，萦回六十五里。在会通河以东、长堤以北的称为马踏湖，萦回三十四里。湖间长堤在永乐年间初筑时为土堤，成化年间改筑石堤。

由于南旺的地势，东高西低和北高南低，因此位于会通河以西的南旺西湖，在会通河缺水时却不能放水济运，而在会通河水涨时则可减水入湖。蜀山、马踏二湖，因所在位置的地势比会通河高，所以在会通河缺水时，可起到放水济运的作用。尤其是蜀山湖，面积较大，蓄水量多，起到的济运作用更大，在南旺三湖中“最关紧要之区”^[93]。因此，清朝时有规定，每当夏秋涨水时期，均需在蜀山湖中大量蓄水，深达九尺七八寸^[94]，以敷枯水时济漕之用。

南旺分水枢纽的总面积为二千七百顷，其中除高亢地以及宋尚书、白英老人的香火地等二百八十余顷外，其余二千四百余顷均为水柜。

综上所述，宋礼、白英老人在完成了筑坝引水、南旺分水、运道置闸等一系列工程后，瘫痪二十年后的会通河终于重新开通并投入使用了。有记载说：“永乐九年，运道大通。浅船约万艘，载约四百石（指每船的载运量），粮约四百万石。浮闸，从徐州至临清，几九百里，直涉虚然”^[95]。从这条记载来看，重开后的会通河，使用效果良好。于是，宋礼回京后向朝廷提出了以河运取代海运的建议。据《明史》卷一百五十三《宋礼传》记载：

海运经历险阻，每岁船辄损败……计海船一艘，用百人而运千石，其费可办河船容二百石者二十船，用十人可运四千石。以此而论，利病较然，请拨镇江、凤阳、淮安、扬州及兖州粮合百万石，从河运给北京。

不久，平江伯陈瑄治理江淮间运河亦取得成功，于是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朝廷决定采纳宋礼以河运取代海运的建议，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宣布罢海、陆运^[96]。从此，明朝的漕运全由河运完成。

宋礼、白英老人重开会通河成功，其劳心竭思、为国利民的品德和功绩，受到后世人们的高度敬仰和颂扬。正德年间，经朝廷批准，先后在南旺高地上建成宋尚书祠和白老人祠，享受世人的香火祭祀，直到清朝而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