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河的压力与改道-中国运河三千年

自宋、元以后，过去“深广可敌千浦”的吴淞江，河道日益变浅变窄，尤其是在下游尾闾段，出现严重淤塞，多处已淤成平陆。自从在明初开通大黄浦后，太湖泄水主要循大黄浦流入长江，进入吴淞江的流量大为减少，吴淞江的泥沙沉积速度也随之加快，淤塞现象进一步加重。当时的状况，可以概括成这样两句话：大黄浦在一天天地发育、壮大，吴淞江却在一天天地衰老、萎缩。一些有识之士，预感到吴淞江下游河段（即位于上海市区内的河段）必将淤塞殆尽，造成严重水灾，因此开始改弦易辙，在吴淞江下游河段的南侧，另开新江以取代。于是，出现了下列一幕幕前赴后继进行开河改道的情景。

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都御史崔恭巡抚东南，了解到太湖流域水患连年频发，其根源在吴淞江，于是派遣得力官员进行治理。经过实地勘察和调查研究后，认为：“吴淞江之故道虽浚必淤，乃从新地凿之，起自大盈浦，东至吴淞江巡司，计二万二千丈，约合一百四十六里”^[44]。经考证，明朝时吴淞江巡司的官署设在今潭子湾一带。由此可知，当时从今青浦区大盈浦口起，沿着吴淞江之南侧，向东开挖了一条新江，经黄渡、北新泾，至曹家渡东北的今潭子湾一带，长七十三千米。

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年），“苏松水道（注：指吴淞江）两岸尽为势家所占用。工部尚书李充嗣奉命治理吴淞江水患，浚故道，穿新渠”^[45]。叧据清代褚华《沪城备考》卷一《老闸、新闸》条记载：“李充嗣始自夏驾浦浚江、改入浦之道，并建闸于头坝之关桥。后该闸圮入水（注：圮，倒塌之意）。隆庆四年，由海瑞更建于二坝”。而上引《明史》所谓“穿新渠”与《沪城备考》所谓“改入浦之道”，实际上是指开挖新江的同一件事。据笔者分析和逻辑推理，李充嗣很可能是在崔恭所开新江的基础上，自西向东重新开挖其中已经淤塞或淤浅的河段（按：当时距离崔恭开新江已有60多年，崔恭所开的新江，难免已经出现淤塞或淤浅等状况）。笔者还进一步认为，李充嗣所完成的“穿新渠”工程任务，很可能是指：接着崔恭所开的新江，自吴淞江巡司（即今潭子湾一带）继续向东延伸，利用当地存在的一条名为宋家港的现成减水河，将它全部改造成为通向今外滩黄浦江的新江尾闾段。这就是上述“改入浦之道”的真实含义。

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年），都御史海瑞奉命在今上海地区进行治水。海瑞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办事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受命后首先对吴淞江全线进行实地考察，鉴于下游（即今上海境内）旧江淤塞严重，而且随浚随淤，已经不可救药，乃对其原宽三十余丈（约合100米）的淤塞河段，开宽十五丈（约合50米）以利泄水。而将这次治水的重点，着意放在进一步改善新江方面。由于当年在新江开挖过程中，被迫开开停停，因主管开河的官员前后不同，掌握的工程标准也就不同。因此，就已经开通的新江而言，发现全线存在参差不齐的情况，无法实现统一达标。海瑞为了提高新江全线的工程质量，对此进行了全面整治和疏浚，“自黄渡至宋家桥长八十里”^[46]。此外，海瑞在新江的二坝地方还修建了一座石砌水闸，俗称老闸。又据清光绪《嘉定县志》卷六《水利志上·吴淞江》记载：“康熙十一年，巡抚马祜疏浚新江七十二里。次年，建闸于宋家桥。”（笔者按：康熙年间马祜在宋家桥所建之闸，也称老闸。据分析，此老闸应为海瑞在二坝地方所建之老闸，因年久损毁后而在原处重建，所以沿用老闸之旧名。老上海皆知，今之福建路桥，因历史上曾有老闸存在而民间都称为“老闸桥”，福建路也因此而称为“闸路”。据此可知，上海历史文献上所记载的“宋家桥”和“二坝”，应该就在今福建路桥附近的苏州河上）。

这里，还有一条文献记载十分重要，值得大家关注：“吴松江东流与黄浦会合处一带，别名宋家港或减水河”^[47]。据此可知“宋家港”乃是一条减水河的名称，位于今曹家渡以东的苏州河上，在明朝开挖新江以前早就存在（笔者按：所谓“减水河”，是为了防止洪汛时期河水大涨而泛滥成灾，通常选择在干流河道的薄弱处，开挖一条或多条汊河，用以分流洪水。例如，我国河北省境内，在历史上为防止发源于太行山东坡的多条激流，进入沿海平原地区后泛滥成灾，因此在沿海一带，开挖了多条用以分流洪峰、减弱水势的减水河，直通渤海）。也许读者们会提出诘问：在今叶家宅路桥向东至长寿路桥之间的一大段苏州河（今宜昌路、弹子湾一带），显得特别曲折多拐，为什么？这是一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疑难问题。因解释这种状况，史无记载。笔者只能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符合逻辑的分析和推理如下：这一段连续曲折多拐的苏州河（见图18-3），原为宋家港减水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年开挖新江时，为了节省人工、时间、经费等，充分利用了这条现成的减水河。而前人在这里开挖减水河时，之所以要开挖成如此曲折多拐，其原因主要是在洪汛时期用于分洪时，可以降低洪水的流速和冲击力；而在平常时期，则又可使这条曲折多拐的减水河有利于保存较多水量，以便进行灌溉农田和用于行舟（注：今苏州河流经的繁华市区，在明朝时乃是大片稻田、农地和小村落。当地农家需要这条减水河经常保持着充沛的水量与平缓的水流）。这条宋家港减水河，在工部尚书李充嗣开挖新江时被充分利用，经改造而成为新江的尾闾段（即今曹家渡至外滩黄浦江的一大段苏州河）。

如上所述，吴淞江下游河段从旧江改道为新江，始自明朝天顺二年（1458年），先后经过崔恭、李充嗣、海瑞等人的不懈努力，至隆庆三年（1569年）基本完成。新江位于旧江之南（见图18-3）。蜿蜒地自西向东延伸并穿越今上海市区中心，到达外滩注入黄浦江。他们三人所开新江与旧江的分汊处并不一致。崔恭所开新江与旧江的分汊处，在今青浦区的大盈浦口附近；李充嗣所开新江与旧江的分汊处，无法查考；海瑞所开新江与旧江的分汊处，在今嘉定区黄渡镇附近。前两者的分汊处，因岁月久远，当地的旧江淤废，遗迹已不可寻；而海瑞所开新江，由于后继的清朝政府，持续不断地进行着疏浚和整治，其分汊处遗迹至今依稀可辨。因此，吴淞江下游新旧两江分汊处的确定，当以海瑞最后完成的，即在今嘉定区黄渡镇附近，比较合适、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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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3　吴淞江下游河段变迁示意图

新江是在开开停停的情况下进行并完成的，时间跨度长达100多年。为什么需要如此漫长的时间呢？这是由于在当时改道开挖新江过程中，遭遇到种种责难和肆无忌惮的阻挠，多次被迫中断开挖工程有关。因为放弃旧江、另开新江，意味着吴淞江下游将改道入大黄浦，使一向是干流的吴淞江降格为支流，而一向是支流的大黄浦却升格为干流，发生了颠倒乾坤般的巨变，因而遭遇到部分具有保守思想的官员，甚至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反对。应该指出，当时力主放弃旧江、另开新江的，都是一些具有先进理念与改革思想，并有胆识和远见的官员；而那些在思想上裹足于泥古保守、在行动上习惯于墨守成规的官员或皇帝，是坚决反对这种变革的。他们顽固地认为：“江（注：指吴淞江）有入海之名，浦（注：指大黄浦）无入海之理。”^[48]以及所谓“太湖定位在西，大海定位在东，必藉西东之江以泄之，则为顺；若藉南北之浦以泄之，则为逆”云云（引文出处，同本页下面的脚注①）。并以这些奇谈怪论为理由加以竭力折腾和阻挠。但是，对吴淞江下游河段采取人为改道的措施，是当时太湖流域和上海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快速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的选择。泥古保守派官员们的百般阻挠，犹如螳臂挡车，不仅徒然，还为后世人们所不齿。

吴淞江下游河段（指上海市区内的河段）被新江完全取代后，原来的河段也就被称为旧江，后来又按旧江的谐音而称为“虬江”。同治《上海县志》卷三有记载说：“旧江，即旧吴淞江也，亦名虬江。”及至近代，随着上海开埠后城市建设的迅猛发展，虬江的许多残留河段，被陆续填没而成为城市街道。如今仅留存数段互不连贯的残余河道，其中在今复兴岛西北，尚有残余虬江河段留存，称为东虬江，并在黄浦江畔有虬江码头。在今嘉定区境内，则有更多的残余虬江河段留存，称为西虬江。还有许多位于繁华市中心区内的残余虬江河段，则已成为市廛鳞次栉比的街道。例如，蜿蜒曲折地横贯于今闸北区和虹口区境内的虬江路，就是在民国三年（1914年）填河后建成街道的。

最后，简略地说一下大黄浦的发展状况（笔者按：大黄浦之名，何时改称为黄浦江？史无明确的记载。但这里引用明朝嘉靖二十四年的有关记载：“比来纵浦横浜多湮不治，唯黄浦、浏河二江颇通。”^[49]引文中的“江”字，虽然并非对黄浦江的正式称呼，但至少可以说明，在明朝中、后期的文人笔下，已经将河面宽阔、水势较大的大黄浦，视为“江”的概念了。后来到了清朝，社会上才出现“黄浦江”一名的通俗叫法，并且逐渐普及，乃至完全取代大黄浦之名，一直沿用至今）。大黄浦在开通初期，河道的平均宽度不过三十余丈（约100米）。后来，经过多次人工拓宽与浚深，自明永乐十年（1412年）至正德十六年（1521年）的一百一十年间，根据史书记载，计有八次疏浚与整治之多，平均约十五年一次。由于大黄浦“水流皆清驶，足以敌潮，虽有浑浊，不能淤也”^[50]；加上水流昼夜冲刷，河道逐渐刷宽、刷深，至明朝中期的正德年间，“巨舰自范家浜可直驶郭下”（笔者按：所谓“郭下”，即上海县的城郭下，意指今黄浦区的小东门、十六铺码头一带）。及至明末清初，今日所呈现的黄浦江之水系格局已基本形成。而今黄浦江宽达300～500米、吴淞口宽达七八百米，这种水流滔滔的壮观态势，则是在近代上海开埠后，为适应重载的商船巨舶以及兵舰等的航行需要，才逐步形成的。

以上洋洋洒洒的讲述，就是上海黄浦江与苏州河的不平凡身世来历的核心乡土知识。数百年来，这些客观存在的核心乡土知识，由于从来无人进行过深入挖掘、整理和揭示，以致一向鲜为人知。笔者认为，如果再不下定决心进行揭示、传播，并向上海人民进行普及的话，那么，黄浦江与苏州河这些可歌可泣的不平凡身世来历的故事，必将失传殆尽（按：现在广大上海人民对这些历史真相完全不知，说明实际上已经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