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孝宗时期重修“里护塘”工程后,出现了乱套,使原来向南流入杭州湾之水,被迫改向为东流。显然,这是维修工程或日常管理方面的重大失误所造成。按照常规,因人为失误而破坏了自然界长期形成的水流格局,必将会受到自然界不堪设想的报复。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当年自然界不仅没有给予报复,反而将一个即使是异想天开也难以得到的大礼包,主动送上门来。原来,东江下游之水,被迫东流途经“闸港”附近时,其中有一股水流忽然旁泄出来折向北流,时间一长,就从顺着地势漫流而演变成一条水沟。这条水沟后来又与当地一条名为上海浦的水道自然相接,并合流而成南北流向的泄水道,从当时的上海南郊径直地流至上海北郊,注入吴淞江。这条新生的泄水道,南宋人为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称为“黄浦”。
说起这条“黄浦”,真是三生有幸。它在今闸港以北一带,与上海浦的上游河段萍水相逢。从此,在上海浦的慷慨接纳与大力帮助下,其河道等级一再升格,先是从一条没有正规河床的水沟,升格成为贯通南北的太湖泄水道,继而又从太湖泄水道,进一步升格成为滔滔黄浦江的重要组成河段。
(1)明朝开通的大黄浦(即今黄浦江)中游河段,就是对这条黄浦泄水道,进行拓宽、浚深、消除水位差,并经全面整治、改造而成。然而,话得说回来,当年“黄浦”虽是水沟出身,并无正规河床,但它上通东江与太湖,具有四季长流的充沛水源。而上海浦虽有正规河床与水源,但其水源微弱,难以保证一年四季都充沛。它俩的自然结合,一以具有正规河床占优,一以具有充沛水源见长。彼此之间,正好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因此可以说,当年黄浦与上海浦的同床合流,乃是“琴瑟和鸣,相辅相成”的天赐良缘。
(2)现今“黄浦江”之大名,也是来源于这条“黄浦”。那么“黄浦”之名,究竟是何来由呢?前面已经有理有据地辩驳过,“黄浦”之名,绝非一些旧志逸史所牵强附会,说是战国时代“黄歇浦”的简称。笔者根据逻辑推理,由于黄浦原为东江下游旁泄出来的一条水沟,既无河床,更无河名,直到与上海浦合流而成太湖泄水道后,南宋人才觉得这条流水滔滔、已粗具规模的泄水道,应该有个正规名称。于是,当时很可能按其水色而取“黄”字;又因上海浦原为吴淞江下游的一条纵向支流,黄浦既与上海浦合流后,也就自然而然成为吴淞江的纵向支流。按照当地约定俗成的规则,而取“浦”字,遂将这两字组合而成“黄浦”这一名称〔笔者按:上海位于太湖流域水网地区,横七竖八的小河道星罗棋布。当地前辈们,为了有规律地对这些小河道进行命名,曾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取名规则,谓之“横浜纵浦”。意思是说,横向(即东西向)的小河道,通常称为“浜”,例如陆家浜、肇嘉浜、方浜、洋泾浜等;纵向(即南北向)的小河道,通常称为“浦”,例如上海浦、黄浦、彭越浦、桃浦、大盈浦等。当然,这是过去盛行的一种老规矩,现代社会上对小河道取名并不讲究这些。因此,笔者在这里顺便介绍的,只是一种历史知识,供年轻一代的读者们增添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黄浦”之名,根据考证,最早见于南宋孝宗时期的有关记载:“乾道七年,丘崈谓:华亭县东北,有北俞塘、黄浦塘、盘龙塘,通接吴淞大江”[32]。其中的黄浦塘,就是黄浦。当时的黄浦位于上海之南(在今上海闵行区境内),而吴淞江横贯于上海之北(在今嘉定、虹口、杨浦等区境内),两者相距数十里,试想,如果当年不是因为上海浦接纳它,并合流向北,黄浦之水怎能北流注入吴淞江?既然不存在这一历史细节,也就不会有今天的黄浦江。但就当时两者合流后的黄浦而言,只能给它定性为泄水道。因为:除了北段黄浦(即原上海浦)具有正规的河床并可以航行舟船外,南段黄浦原为没有正规河床的水沟,必然是:河身曲折而宽窄不一,河底起伏而深浅不同,与上海浦连接处存在着水位差等,只能用于排洪泄水,不宜航行舟船。因此宋、元时代的黄浦,充其量只是一条泄水道。直到明初,夏原吉尚书在上海治水,经过规划和改造后,黄浦才由泄水道升格成为一气贯通南北、用于泄水和航行两相宜的大黄浦中游河段(即:今南起闸港附近,北至今外滩苏州河口附近。也就是当今人们,在外滩可看到的这一段黄浦江)。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自从黄浦与上海浦合流、并径直向北流至今虹口区嘉兴路桥附近注入吴淞江后,其注入口称为黄浦口。元朝时,黄浦口阔三十余丈(约合一百米)。[33]但是到了元末明初时,黄浦口、黄浦尾闾段以及黄浦口附近的吴淞江下游尾闾段(即今嘉兴路桥朝东北方向曲折地延伸经复兴岛以北、再继续向东北延伸至入海口的河段)全都呈现着断断续续的淤塞,而吴淞江的入海口一带,则已完全淤成平陆(今浦东高桥地区,就是在南宋时由海域淤积而成陆地的),根本无法进行整治。当时领导治水的夏尚书,果断地采纳当地一位布衣的建议(详见下文),决定彻底放弃对黄浦口和黄浦尾闾段(即今位于虹口区境内的虹口港及其两侧的九龙路、溧阳路一带)的大规模改造计划,而对原开通大黄浦中游河段的施工计划进行了重大调整。于是,大黄浦中游河段的北端终点,也从原计划中的黄浦口,向南移动到达今外滩苏州河口附近为止。
行文至此,有必要给予“上海浦”这条河道大力点赞。因为它不仅得天独厚的流经路线好,而且处处舍己为公的风格高。上海浦之名,最早见于北宋时郏亶所撰述的《水利书》记载,它是吴淞江下游一条南北流向的小支流,也是与黄浦组成合流水道的骨干和中坚(笔者按:这里提到的郏亶,与本文前面提到的郏侨,经多种历史文献的相互参看、考证,他俩为父子关系,郏亶为父,郏侨为子,父子俩均为北宋时的太湖水利专家,各有《水利书》著述传世。他俩的著述收录在明归有光《三吴水利录》一书内,该书见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6册)。好在从南宋起,上海浦与黄浦合流在一起,因此可知黄浦的流经路线,就是上海浦的流经路线。从而有力地印证:明朝所开通的大黄浦中游河段,名为改造和整治“黄浦”泄水道而成,实则是对上海浦进行拓宽、挖深、改造而成的(笔者按:您站在外滩举目就可看到眼前流水滔滔的黄浦江,这就是本小节所说的大黄浦中游河段,而其前身就是上海浦)。
上海浦为开通黄浦江,以及孕育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具有优异基因的胚胎,而献出了自身的一切。真是:善莫大焉,功莫大焉。这里可从三个方面来概括说明:①在南宋时,上海浦坦荡大度地接纳并带领着新生的黄浦之水,从当时的上海南郊,径直地流向上海北郊并注入吴淞江。在完成帮助原为水沟的黄浦,升格成为南北走向的太湖泄水道这一重大使命后,立即功成身退。②在明初时,上海浦又为开通大黄浦中游河段,隐姓埋名地献出自己的全部身躯(即整条河床),这为当时的改造、开挖工程,节省了大量的人工、经费、时间等。在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后,从此销声匿迹。③早在北宋时,上海浦正值青春焕发时期,它孕育、诞生、并哺养了襁褓和童年时期的“上海”,使之茁壮成长为后来的大上海(笔者按:“上海”诞生于北宋时的上海浦畔,其名也来源于上海浦)。以上这三个方面,就是上海浦“善莫大焉,功莫大焉”的真凭实据。(www.xing528.com)
当是时也,上海浦由于距离吴淞江的入海口较近,加上河道比较宽阔,水量也较大(是指其下游,今小东门、十六铺以下的一段上海浦而言),可以容纳下当时各种船舶在港内进进出出,非常自由地航行或停泊。这足以说明当时的上海浦,其下游河段具备着一条天然良港的优越条件。因此,每当海上风暴来临时,诸多航行于东海的中外商船、渔船等纷纷驶入上海浦内躲避风浪,时间一长就形成一个泊场,其规模也不断地扩大。其时,位于今青浦区的吴淞江畔,建镇于盛唐天宝五年(746年)的“青龙镇”。在“安史之乱”平定后,日益繁荣于中晚唐、五代、北宋等朝代,成为当时名扬整个远东地区的国际贸易港口(笔者按:天宝十四年即755年爆发“安史之乱”后,淮河以北的广大国土,都沦为“尸山血河”的战场,大批中原和北方人民,纷纷渡淮避难于淮南或江南地区。这些难民,后来几乎都成为永远生活在淮南和江南地区的农民或城镇居民。这就空前地促进了淮南和江南地区经济、文化、人口的大发展。例如,当时淮南的扬州、江南的青龙镇等,都迅速成为人口猛增、经济与文化繁荣昌盛的典型商业城镇。在这一历史大变迁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的经济重心原在黄河流域,因晋朝发生“八王之乱”“五胡侵华”等战乱,晋朝廷以及近百万北方和中原人民,被迫南迁长江流域,史称东晋。从此,我国的经济重心,随之逐步南移至长江流域。直到唐朝“安史之乱”平定后,这一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也基本结束而成定局。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当时北方和中原地区哀鸿遍野、到处战乱,而淮南和江南地区,之所以能够保持着安宁正常的社会秩序,则应该归功于当时张巡等民族英雄和一大批爱国将士,他们不惜壮烈殉国,死守位于淮河北岸的睢阳城,并多次粉碎敌军的进犯,使敌军始终无法渡过淮河,从而保障了为时八年的战乱没有殃及淮南和江南地区,使当时的淮南和江南地区,得以照常安居乐业)。
然而,到了北宋后期,持续繁荣昌盛了约300多年的青龙镇,由于吴淞江的淤浅堵塞状况不断加剧,海上中外商船等出入青龙镇时,经常发生困难和障碍,已明显地呈现日薄西山之颓势。而当时江南的长三角太湖流域地区,物产丰饶,人烟稠密,经济繁荣,商品经济已经开始萌芽。因此中外之间、南北之间,进行物资交流的贸易状况,十分频繁兴旺。就当时商品贸易的发展形势而言,似乎不能一日缺少贸易港口的存在。于是,自发地在距离入海口更近、条件比青龙镇更优越的上海浦畔(即今黄浦江畔的十六铺、小东门一带),形成一个中外商船频繁进出、或停靠休息、或吃饭购物、或修理船舶等的码头小镇,这就是襁褓时期的上海。上海的崛起,完全取代了昔日的青龙镇,成为北宋后期一个新兴的、发展前途无穷的海上国际贸易港口。
后来,南宋朝廷于咸淳三年(1267年),在上海正式建立镇治,并设置市舶提举司,对到埠的中外商船进行登记管理和征收贸易关税,类似于今天的海关。当时的市舶提举司官署,就设在今龙华附近的上海浦之畔。
到了南宋后期和元初,因吴淞江泥沙淤积严重,太湖泄水主要循着原东江旧道和新形成的黄浦来完成,从而将黄浦河段不断地冲宽刷深,浦面日益加大。在元朝“至元、大德间,阔尽一矢力”[34]。一箭的射程约为六七十米,就是说,元初时的黄浦宽度已达六七十米,浦面风浪很大。元朝至元年间曾任松江知府的张子翰,对此情况,曾有诗云:“黄浦春风正怒号,扁舟一叶渡惊涛。诸君来问民间苦,何用潮头几丈高?”[35]又,元朝文人王逢在隐居上海南郊黄浦岸畔的乌泥泾时,曾作诗描述乌泥径一带的黄浦情景,其中有句云:“我来初避地,黄浦渐生洲。”[36]
从上引两诗来看,“河面起惊涛”,说明当时黄浦的某些河段,狭窄而底浅,因而导致水流湍急出现浪涛。“河中生沙洲”,说明当时黄浦的某些河段,宽阔而水缓,因而导致在河道中冒出沙洲来。总之,宋末元初时的黄浦北段,已是一条水势较盛、舟楫畅通的水道,而当时位于黄浦北段岸畔的上海镇,则是“码头林立,民物繁庶。有市舶、官署、儒塾、贾肆、甿廛(注:指民房、小旅馆等)等,鳞次栉比”[37]。(笔者按:元朝人写的《建县治记》内容,应该是指当时黄浦北段,即原上海浦西岸今十六铺、小东门一带的情况。不可能是指当时整条黄浦岸畔的情况。因当时黄浦南段两岸,还是大片稻田农地和农舍村落等,属于一派清静、空荡荡的农村风光,与上引史料所描述的繁庶景象,不相符合)。
到了元朝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上海镇升格为上海县,县址在今黄浦区的老城区,但当时并未建造城墙(笔者按:上海县的城墙修建于明朝,拆除于民国时期,其遗址即今之中华路、人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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