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胥溪运河上筑坝以后，固然有利于太湖流域一方，却有害于水阳江流域一方。为此，在我国历史上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水利纠纷。到底应该不应该筑坝的问题，自北宋至明清，两种观点一直针锋相对，争论不休。
主张在胥溪运河上恢复筑坝者，实际上是采取一种“堵”的防洪措施，以保障太湖流域的安全。北宋的钱公辅、单锷和明朝的沈棨等均持这种意见。
钱公辅，武进人，宋神宗熙宁年间出知江宁府期间，曾与进士出身的宜兴人单锷讨论胥溪运河上五堰的存废问题。“公辅以为阖堰者，自春秋时吴王阖闾用伍子胥之谋伐楚，始创此河以为漕运，东则通太湖，西则入长江。自后，相传未始有废。”[12]后来，建筑在胥溪运河上的古堰被水冲垮了，至唐末，由杨行密的部将台蒙重建成五堰。北宋时，因五堰阻碍皖南木材浮运两浙而被拆毁，后又改筑东、西二座低坝，自是每当洪汛期间，洪水越过坝顶东泻，殃及太湖流域，这种状况截至熙宁年间已历时五十年。因此，钱、单两人都主张在胥溪运河上修筑堰坝，以杀减洪势。单锷还认为，如果开通故道（指胥溪运河），不需要完全恢复五堰，只要重建其中的银林、分水两堰就可以。这是因为“自银林堰以西，地形从东迤逦西下；自分水堰以东，地形从西迤逦东下，而其河自西坝至东坝十六里有余，开淘之际须随逐处地形之高低以浚之，然后江东、两浙可以无大水之患”[13]。
明朝的沈棨认为“唐末以来，吴中水患多而难治，未为之分杀也”[14]。因此他也主张恢复胥溪运河上的堰坝，以杀减洪水东泻之势。对于过去胥溪运河上的堰坝很看重，他引当地故老的话说：“当时虑后人复开此道，则苏、常之间必被水患，遂以石窒五堰，又液铁以固石，至洪武二十五年开通河道”[15]。他对有人主张开通胥溪运河、让洪水东下，而以大力疏治太湖流域通江通海的河道，来避免太湖流域洪水泛滥的意见不以为然。他说：“下流之导其十，不若上流之杀其一，为功倍也”[16]。就是说，“堵”比“导”有效得多。
乍看以上这些主张筑坝的意见，只顾太湖流域一方的利益，而忽视水阳江流域一方的利益，觉得十分幼稚和片面。其实，持这种意见者并非只主张“堵”而反对“导”，尤其单锷，他是力主“堵”“导”兼施的。在他们看来，在胥溪运河上流筑坝，以杀水势，是防治太湖流域洪水泛滥必不可少的措施，故对此加以强调而已。同时，持这种意见者也并非不知或忽视在胥溪运河上筑坝对水阳江流域带来的有害后果。由于太湖流域是朝廷财赋的主要来源地，地位重要，必须确保其安全。在当时限于水利技术水平不可能做到两全其美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舍卒保车”的办法。但在今天看来，这种办法是不可取的。
另一种意见是反对在胥溪运河上筑坝，主张开通胥溪运河和太湖的泄水道，让洪水流向长江和大海。明朝的归有光、韩邦宪和清朝的陈悦旦等都持这种意见。
归有光认为“水为民之害，亦为民之利”[17]，应该充分利用已有的胥溪运河，反对在运河上筑坝。对于从胥溪运河东泻的洪水，他主张在下游疏导而不是在上游堵拦。提出：“治吴之水，宜专力于松江，松江既治，则太湖之水东下、而余水不劳余力矣”[18]。所说的松江，即今吴淞江。“吴淞古江，故道深广，可敌千浦”[19]。古代的吴淞江，又宽又深，是太湖最大的泄水道。后来，因泥沙日益淤浅，以及沿江居民在两岸河滩围垦，河道不断变狭变浅，导致行水不畅，太湖泛滥成灾。因此，归有光竭力主张以疏治吴淞江，扩大其泄洪功能来解决太湖流域的水患问题。他还批评那些只致力在胥溪运河上游筑坝堵洪，而忽视疏治吴淞江进行导洪的治水者说：“泽患其不潴，川患其不流。今不专力于松江而欲涸其源，是犹恶腹之胀，不求其通便，徒闭其口而夺其食，岂理也哉？”[20]
韩邦宪则认为：“自有胥溪河，三湖水（注：指丹阳湖、石臼湖和固城湖，此三湖位于胥溪运河的上游）东归震泽，民始得平土居，稍稍垦湖田为业。但自筑坝以来，水势壅遏，田园沦没多矣。而赋额日增，户口视前仅十之三，则惟坝之故？”[21]韩邦宪是高淳人，他以亲身感受，诉说筑坝对高淳一带的危害。
陈悦旦说得更为透彻：“苟三江淤浅，则太湖之水必致泛滥，太湖泛滥，则苏、常之田必致沉沦。昔四郡（注：指苏、常、湖、秀四州）多水患，乃下流壅塞使然，而非广通镇之故也。诚令今日开两坝以通水源，使来者有所泄；浚三江以通水委，使去者有所归，则四郡虽当夏雨秋霖，可以不受水害，且引输灌溉，愈可以收水利也。”[22]
以上围绕着胥溪运河是否应该筑坝的问题，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但不论是主张筑坝或反对筑坝，所持意见不免偏颇，其中比较合理、可取的是单锷的意见。单锷（1031～1110年），江苏宜兴人。北宋嘉祐四年（1059年），时年28岁的单锷考中进士，但他一直没有当官，在家乡潜心研究太湖流域的水利问题。“经常乘坐小舟，遍行苏、常、湖三州的水道，对一沟一渎无不周览考究，历三十年，著成《吴中水利书》。苏轼知杭州时，录其书进于朝”[23]。单锷主张恢复胥溪运河上的堰坝，以减少上游来水。他说：“苟复堰，使上（游）之水不入于荆溪（注：即胥溪运河），其余之水宁有几耶？比之未复，十须杀其五六耳”[24]。同时，单锷还主张开通胥溪运河中、下游与之相通的水道和太湖的诸多泄洪道，提出：开通夹苎干渎、百渎、江阴入海通道、白蚬江、安亭江入海通道以及改建位于吴淞江太湖出口处的吴江塘路为千座木桥，以利于胥溪运河和太湖的泄洪。总之，单锷关于治理太湖的水患，贯穿在他《吴中水利书》中的主导思想是，主张堵、导结合，应该说是十分正确的，因而受到后世治水者的广泛尊重。(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历史悠久的胥溪运河，经历数千年的沧桑变化，已经苍老不堪，长期地丧失了航运的功能。虽然在明朝初年曾发挥过良好的航运作用，也只是昙花一现。惟因胥溪运河所在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所以被一直保存下来。可以说_，在明、清时期，胥溪运河的主要功能是泄洪，航运功能则是很小。
附：开辟芜沪运河的初步设想[25]
1949年以后，鉴于长江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地区是我国农业、轻工业和商业最为发达地区，水运交通则是输送能源、原材料以及各种工农业产品的运能最大、运价最低的运输方式，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东西方向的水运通道，除了长江航道外，胥溪运河无疑是另一条重要的途径。因此，自20世纪50年代起，江苏省水利和交通部门就着手对古老的、已经处于瘫痪状态的胥溪运河进行重点整治，使部分河段恢复通航。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对胥溪运河进行规划、改造成为芜沪运河。所谓芜沪运河，是以胥溪运河为关键环节，西连水阳江通向长江岸畔的芜湖市；东经太湖水域，与黄浦江上游相接，通向上海市，全长约300千米（见图18-2）。从芜湖市启程的货船，如循长江东下到达上海吴淞口，路程约为500千米，而循芜沪运河到达上海市，则明显可以缩短五分之二的路程，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
图18-2 芜沪运河（胥溪运河+太湖+黄浦江）示意图[26]
20世纪50年代末规划的芜沪运河，由于众所周知的客观形势而无法实施，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又旧事重提。在当前国家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的形势下，有关交通和水利部门，根据当前和今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对芜沪运河重新进行了规划。由于现有的胥溪运河河况较差，例如河道在不同河段，宽窄不一，深浅不同；沿途需要改建重建的桥梁数以百计；现有的杨家湾船闸（位于高淳县城西北，1973年建成）和下坝船闸（位于东坝镇与定埠镇之间，1989年建成）规格太低，在每年的丰水期，部分河段尚可通航小型货船，在枯水期则无法通航；因此，运河建设工程十分艰巨繁重。芜沪运河的新规划，按三级航道标准设计，资金投入预计高达数十亿。用以征地、动迁，浚深、拓宽河道，加固河岸，建造桥梁、码头，建造船闸和航道标志，未来的芜沪运河航道底宽不小于45米，水深不小于3.2米，桥梁净空高度不小于7米，这些都有利于通航船舶向大型化发展。由于芜沪运河横穿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使两省（江苏、安徽）一市（上海）的水运交通进一步得到加强和便捷，这对于促进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此外，芜沪运河的开通，还可用以水力发电和农业灌溉，好处多多。
在改造胥溪运河成为芜沪运河的同时，对于明初开凿、早已淤塞的胭脂河，也需要进行治理和改造，使它成为芜沪运河的一条支线，从高淳县西北的杨家湾船闸处，向北经石臼湖通向溧水县境，连接秦淮河上游通向南京。
可以预言，古老的胥溪运河与胭脂河，经过现代工程技术的改造后，必将返老还童，使未来的芜沪运河赫然出现在富饶的长三角大地上，重新焕发出航运干道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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