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溪运河整治与改造内容

如果说胭脂河命运多舛，然而与之相通的胥溪运河，其命运则比胭脂河要好多了。虽然胥溪运河也受到迁都北京的巨大冲击，但因与太湖以西、水阳江以东大片地区的水利或水害有着密切关系，作为重要的灌溉和泄洪渠道，则自明初至明末始终受到朝廷与地方官府的重视，因而对其不断进行整治、改造，以及建造蓄水、排洪等设施。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进行的一次整治、改造中，不仅对运河全线进行了疏浚和重点河段进行了重开拓宽，还在运河的关键部位建造了一座广通镇石闸（即后世通称的东坝），用以调控胥溪运河的水量和水位，这是在古老的胥溪运河上所建设的一项关键性工程。

我们知道，胥溪运河是春秋时代由吴国的伍子胥开通用以运输军粮。后来在南朝刘宋时代，刘穆之从宜兴乘船沿胥溪运河至芜湖，说明当时尚可行船。^[8]但是，由于胥溪运河流经的地势，自西向东倾斜，运河的上游与下游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水位差，因此每当洪汛时期，水势汹涌东泻，淹没太湖周边地区的农田村舍，只因水量无法在胥溪运河中保留，一到干旱少雨时期，则运河往往缺水甚至断流。一言以蔽之，胥溪运河水患不断而无通航之利。但历史上的胥溪运河，不论是在春秋时代或南朝刘宋时代均可行船，足以说明古代的胥溪运河上，是筑有堰埭一类的拦水设施的，既可防止河水东泻成灾，又使运河能保持着一定的水位用以行船。据有关文献的记载，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年），“杨行密据宣州，孙儒围之，五月不解。密将台蒙作鲁阳五堰，拖轻舸馈军，故得不困，卒破孙儒。鲁阳五堰者，银林、分水、苦李、何家、余家五堰坝是也”。引文中所谓“作鲁阳五堰”，不当为始筑，而应是指修复或重筑五堰的意思。正是因为古代胥溪运河上有五堰的存在，所以能行驶舟船，否则是无法想象的。后来，五堰遭受破坏，胥溪运河也就不能通航。及至唐末杨行密部将台蒙修复或重建了五座堰埭，所以胥溪运河又可行驶粮船了。可是好景不常，到了北宋，因为胥溪运河上的五堰阻碍皖南木材的浮运，一些木材商人和地方豪强，为了私利竟勾结当地官府，借口在胥溪运河上筑五堰后，水流出路被阻、皖南一带受淹遭殃为由，拆除了五堰。从此，胥溪运河不仅不能通航行船，而且每当汛期，洪水东泻，太湖流域的低洼地区顿成泽国，于是包括苏东坡在内的许多朝官，力主恢复五堰。而另有一些朝官则认为恢复五堰后，皖南水阳江流域将成泽国而加以阻挠。为此双方争论、争执不休。最后，北宋朝廷采取一项折中办法，既不恢复五堰，也不听任自流，而是在胥溪运河上修建东、西两座低坝，使在洪汛期间能阻挡部分洪水东泻，对于太湖流域和水阳江流域都可避免发生水灾。这一折中措施，固然缓和了胥溪运河上、下游地区之间的矛盾，但对于通航行舟而言，无异于设置了两道人为的障碍，过往舟船必须卸货盘坝，十分麻烦，胥溪运河的航运价值也大打折扣。到了南宋时期，因对胥溪运河疏于管理，胥溪运河处于时通时塞或部分河段通、部分河段塞的半瘫痪状态，直到200多年后的明朝初期，才得以改变面貌。

明初，因需要在胥溪运河的基础上开辟通向京师南京的新运道，决定对长期处于半瘫痪状态的胥溪运河进行大规模的整治和改造，其中最大的动作就是拆除北宋时修建的两座低坝，而选择在胥溪运河的关键部位上修建一座水闸。闸址位于原五堰中的分水堰附近，名广通镇闸，后世通称为东坝。该闸用条石砌筑，用多个大木桩打入河底作为水闸的基础，闸厢长10米，高3米，单孔净宽5米，闸厢中央5米处安置着叠梁式闸门，闸门厚20厘米。^[9]当时估计利用滑轮等半机械化操作以启闭闸门，控制运河的水量，调节水位，以通舟楫。有了这座石闸，既可防止河水流失，保持着一定高度的水位，使胥溪运河重新恢复行船通航；同时，由于开凿了胭脂河，使固城湖、石臼湖与秦淮河相通，每当洪汛期间，来自胥溪运河上游的部分洪水，由固城湖、石臼湖通过胭脂河，从秦淮河排泄入长江，从而避免或减少了洪水对太湖流域与水阳江流域的冲击和危害。

明朝人韩邦宪所撰《广通镇坝考》一文^[10]，对于明朝胥溪运河闸坝的变迁情况，有着详尽的描述，现摘引如下：

文皇帝（注：指明成祖）迁都于北，运道废。永乐元年，苏人吴相五以水之为苏、常患也，引单锷（注：北宋水利专家）议，奏改筑土坝，增设官吏，岁佥溧阳、溧水人夫各四十看守，自是宣、歙诸水稀入震泽（注：指太湖）矣。而坝犹低落，水间漏泄，舟行犹能越之。正统六年，江水泛涨，坝大决，苏常潦甚，国税无所出，周文襄、杨贺一大集夫匠重筑之。钦降板榜，如有走泄、淹没苏、松农田者，坝官吏处斩，夫匠充军。十二年，张惠等奏复故河道，勘行屡岁未决。成化四年，施普奏阻之。十二年，牟都御史时溧阳令靳彰又议复，常民张湍又奏阻之。大抵利塞者，坝下诸郡；利开者，坝上也。正德七年，绐都御史俞，以故例，乃令镇江判齐济舟，督责增筑坝三丈，自是水尽壅，高淳圩田日就坨矣。嘉靖三十五年，倭入寇，商旅由坝行者络绎不绝，沿坝居者利其盘驳，复自坝东十里许更筑一坝，两坝相隔，湖水绝不复东，今坝官及溧阳坝夫，俱不存矣。(www.xing528.com)

从以上文献记载可知，永乐元年（1403年），拆除广通镇闸而改筑土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东坝。初筑的东坝，低而薄，不仅河水可以漏泄，船行也可越过坝顶，说明当时的胥溪运河尚可行船。但因东坝低矮，每当洪汛来时，洪水往往越过坝顶甚至冲垮坝体，对胥溪运河下游的太湖流域造成严重灾害。于是在正德七年（1512年），将东坝加高至三丈（约合9米），这时洪水因东泻受阻而向西回流泛滥，对位于胥河运河上游的水阳江流域造成危害。总之，东坝低了，洪水东泻泛滥；东坝高了，洪水回流泛滥。因此自永乐元年（1403年）至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的一百五十年间，以太湖流域为一方，以水阳江流域为另一方，围绕着东坝的高与低以及胥溪运河的通与塞等问题，各陈理由，争执不已。即所谓“利塞者坝下诸郡，利开者坝上也”。当时主塞者的声势远大于主开者，朝廷的立场也是明显倾向于主塞，加高东坝，不让洪水东泻。例如，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东坝被洪水冲垮，苏、常两州境内许多农田被淹，国税无所出。在重筑东坝后，朝廷下达严厉的命令：“如有走泄（洪水），淹没苏、松等府农田者，坝官吏处斩，夫匠充军。”及至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在东坝以东十里的原何家堰附近，又筑了一座新坝，俗称下坝，而原有的东坝，也因此而称为上坝。自是“两坝相隔，湖水（注：指位于胥溪运河上游的丹阳湖、石臼湖和固城湖）绝不复东”。

明朝所筑的上、下坝是土坝，经不起每次洪水的冲击，决坝情况时有发生。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夏，连日大雨，皖南地区山洪暴发，水阳江来不及宣泄，加上长江水的顶托，洪水就地泛滥，高淳、当涂等县顿成泽国。当地居民为了排洪，竟扒开了胥溪运河上的上、下两坝放水，于是滚滚洪流沿着胥溪运河东泻，太湖沿岸的苏、常、湖、秀四州沦为泽国，造成百年罕见的大水灾，生命财产遭受难以估量的损失。灾后，在原来上、下坝的位置上，改建为两座石坝，咸丰元年（1851年）建成。科技界前辈学者丁文江、汪胡桢以及民国时期的水利部门，对上、下两座石坝都曾进行过调查和实测。上坝外观呈棱柱形，迎水面用层石迭作阶级状。坝身长为38米，高11.9米，坝宽40米；下坝较上坝长而狭，长60米，高10.12米，宽35米。两座石坝均以长条形（长2米，宽半米，厚20厘米）花岗石砌筑，用一份石灰、二份黏土和糯米汁搅拌后进行嵌缝，十分牢固。^[11]上、下两坝于1958年在大规模改造胥溪运河为芜沪运河时被拆除，已经成为古迹。

自从胥溪运河在明朝嘉靖年间出现上、下两坝后，河道便被分隔成三段：上坝以西的河段称为上河，水源主要来自水阳江，北流入固城湖后再东流入上河，泄水道主要是与石臼湖相通的胭脂河、秦淮河。两坝之间的河段称为中河，长约十里，即古代胥溪运河的本身，两岸系黄壤台地，呈峭壁状，为古代人工开凿的见证。宽度不一，距上坝四里处为最狭，不足40米，向下游方向逐渐放宽，至下坝附近宽达60～70米。水源主要来自南北两侧的五六条沟溪山涧，因其上、下游均被隔断，实际上成为一个长条形水库，水量泓大，距下坝60米处开有一个放水口，水口有门，可用以调剂中河的水量水位。放出的水，流向下河并排入太湖。下坝以东的河段称为下河，原为自然河流荆溪，宽度不及中河，平均约40米。水源主要来自两侧诸多的小支流、小湖泊（如北侧的长荡湖、滆湖）以及太湖涨水时的回流等。从此以后，胥溪运河由于各段之间河水互不流通，下游地区的水患大为减少；而且又因各河段水量都较充足，有利于沿河农田的灌溉；同时，也可用以分段行舟，发挥交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