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运河南段最后改道-中国运河三千年

本书第十四章第七节已经说过，自南宋后期以来，江南运河南段进入杭州有东、西两道。东道开通于隋炀帝时，走长安、临平一线；西道分两次开通于南宋淳熙和淳祐年间，走塘栖、奉口一线。因东、西两道各有利弊，所以一直同时存在并使用。

后来，由于年久失修，至元朝末年时，东、西两道都已淤浅难行。时张士诚割据江东，苏州为其都城，杭州为其控制区南部的军政重镇。苏、杭之间交通运输繁忙，尤其是体形较大的战船，循着旧道进出杭州十分困难。因此，张士诚决定对江南运河进入杭州的河段进行改道。据《大清一统志》卷二百十六《杭州·山川·上下塘河》条记载：

元末，张士诚以旧河狭窄，自塘栖南五林港开河至江涨桥，因名新开运河，亦名北关河。

《元史》《明史》等正史和其他有关张士诚的历史文献，并无张士诚开运河的记载。但明成化十一年《杭州府志》、嘉靖二十八年《仁和县志》有如下记载：“元至正末，张氏军船往来苏杭，以旧河为狭，复自五林港口开浚至北新桥，又南至江涨桥，广二十余丈，遂成大河，因名新开运河”。这可能是《大清一统志》记载的依据。

现在的问题是，张士诚割据江东自至正十六年（1356年）起到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止，共计12年。那么，究竟是在哪一年开通北关河的呢？

考张士诚在割据江东期间，曾先后两次占领杭州。据有关记载说：

至正十六年七月，淮兵（注：指张士诚军）逼杭州，达识帖睦尔即弃城遁富阳。^[181]

七月，淮张（注：指张士诚）弟士德据杭州，众号十万。^[182]

八月，士德与王与敬提兵入杭州，军器甚锐，大军（注：指元军）敛锋不敌，丞相（注：指元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尔）退避萧山。^[183]

从上引记载，可知张士诚军第一次占领杭州，是在至正十六年（1356年）七月或八月间。但是，时隔不久，元将杨完者率苗军反攻，杭州很快又被元军收复。有记载说：

苗军帅杨完者，时驻军嘉兴，引兵至（杭），败走张士诚（军），达识帖睦尔乃还。^[184]

杨完者自嘉兴赴援力战，士德几不免，由他道而遁，省治以安。^[185]

由于张士诚军第一次占领杭州的时间很短，不可能在此期间从事开通北关河的工程。

张士诚军第二次占领杭州是在张士诚于至正十七年（1357年）八月降元并授太尉之后。其时，坐镇杭州的江浙省左丞相达识帖睦尔与驻军将领杨完者之间矛盾激化。杨完者军的纪律很差，百姓怨声载道；加上骄横自大，目无丞相领导；尤其是杨完者看中了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庆童之女，强行娶她为妾一事，更使达识帖睦尔难以容忍。于是“乃阴与士诚定计除完者，扬言使士诚出兵收复建德（注：今浙江建德市，当时已被朱元璋军攻占），完者营在杭城北，不为备，遂被围，苗军悉溃，完者与其弟伯颜皆自杀……完者既死，士诚兵遂据杭州”^[186]。这事发生在至正十八年（1358年）秋冬之际。此后，杭州一直为张士诚军占领，直到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割据政权灭亡。因此，张士诚开通北关河运河之事，应该是在第二次占领杭州期间。根据以下一些文献记载，还可以进一步确定开通北关河的具体时间。

（至正）十九年，朝廷因授士信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士信乃大发浙西诸郡民筑杭城。^[187]张氏既归命本朝，兄弟相继拜太尉、平章之命，乃于十九年七月，大城武林，起平、松、嘉、湖四路官民，以供畚筑。^[188]

至正十九年（1359年），张士诚的幼弟张士信被元朝廷任命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去杭州上任，发现杭州虽为省城，但城郭陈旧残破，不利于守卫。于是上书张士诚说：“钱塘为东南重镇，地当要冲，城郭不完（整），其何以守？”^[189]要求“出粟二十万石，以始兴筑”^[190]。张士诚同意了他的要求，遂在当年调集平江、松江、嘉兴、湖州四路民众进行修建杭州新城。修城的主要工程为整修城墙，重建余杭、天宗、北新、艮山、清波、钱塘、候湖等十二城门，有的城门还建筑瓮城和月城。工程于至正十九年（1359年）七月十三日开始，历时三个月，至当年十月某日结束^[191]。工程内容中虽然未提开浚北关河之事。但从实际情况分析，北关河无疑是在张士信整修杭州城墙、城门的同时，乘着已经动员起来的大批民众劳力，对原来出入杭州城北武林门的狭窄、淤浅的旧河道，进行拓宽、浚深而开通北关河运河的。

现就北关运河的地理位置、走向、水源及其优越性分述如下：据上引《大清一统志》记载：“自塘栖南五林港开河至江涨桥。”五林港即武林头，位于杭州以北塘栖镇西南。江涨桥位于杭州城内今卖鱼桥附近。可知北关河北起塘栖镇，南至杭州城内，呈南北走向，长四十五里，“广二十余丈”^[192]（见图17-8）。

图17-8　元末江南运河南段改道示意图^[193]

北关运河在元末开通时并无正式河名，通称为新开运河。后世因该河流经位于城北历史悠久的北新桥，而北新桥又因明朝景泰年间曾在此设关收取水陆商税而称北新关，俗称大关或北关。由是，将流经北关的新开运河也称为北关运河（民间通称北关运河为北关河，本书以下亦同此）。北关河之名大概起自明朝中期，以后一直流传下来。这就是北关河名称的由来。

由于北关河起自塘栖，止于杭州城内，全长不过四十多里，因此它的开通只是改变了江南运河进入杭州城内的一段路线，而在塘栖以上，还是利用原有的江南运河河道：即自塘栖向东，经博陆、大麻至崇福，折而向北至石门，再折向东北至嘉兴的运河。所以，北关河实际上取代了东面的上塘河或西面的奉口河。

北关河水源主要来自东苕溪，其引水道也是现成的，因为南宋淳熙年间开通奉口河时，曾同时开通了从崇福向西经塘栖至奉口东苕溪的一段东西向运河，这段东西向运河在塘栖以东的一段，仍是用以通航的运河；而在塘栖以西的一段，已经不用以通航，所以就利用它作为北关河的引水道，引取东苕溪的水进入北关河。北关河的水源除了来自东苕溪外，还来自余杭塘等多个方面。《读史方舆纪要》说：“运河（注：指北关河）在城北十里。其源有三：一自城西北三里西湖坝，上承西湖之水；一自城东北三里德胜坝，上承上塘河之水，俱汇于府北六里之江涨桥；又余杭塘河之水亦由江涨桥西出，以汇于运河”^[194]。由此可知，北关河水源较为丰富，能经常保持着用以行舟的足够水位，这比位于东面的上塘河要理想得多。

北关河的起点塘栖镇，径直向南可达杭州城内的江涨桥，就地理位置而言，这比位于西面的奉口河要近便得多。可以说，北关河是兼得了上塘河与奉口河之长处，而避开了上塘河与奉口河之短处，在江南运河进入杭州的三条路线中，北关河有着明显的优越性。所以自北关河开通以后，明清两代相继沿用，并一直到今天。时间一长，东线上塘河退化成为运河的故道，西线奉口河则已淤塞成为断断续续的河段，惟有后来居上的北关河，成为今天京杭大运河南端的正道。

北关河的开通，是张士诚留下的历史功绩。虽然，当时开通北关河并非难事，因为北关河是在现成水道的基础上扩宽、浚深而成的。但是，在规划设计上却非易事。因为江南运河南段进入杭州的水道，在历史上已经改道过好多次，不是失败，就是不理想，原因是选线有问题。而张士诚的这次改道，选择从塘栖镇向南通至杭州的路线，就对头了。这也是一条历史上早就存在的现成水道，笔者这么说，有下列文献记载为依据。

其一，南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年），元军包围了南宋都城临安，执政的谢太后遣使奉降书和玉玺向元军投降。不久，元朝派人前来护送（实为押送）宋恭帝、全太后、福王等北上大都朝觐元世祖。当时北上朝觐的随行官员和其他人员共计二百九十余人，于丙子年（即德祐三年，1276年）二月初九日在杭州北新桥上船启程。随行的记录官严光大对北上行程作了日记，名曰《丙子北狩》^[195]，其中有如下的记录：

初九日：登舟，（舟）泊于北新桥岸下。初十日：是夕泊谢村。十四日：舟次平江府。十五日：舟次无锡。十六日：舟次常州。

上列“是夕泊谢村”一句话值得注意。谢村位于张士诚新开运河旁，今杭州北郊京杭运河旁还有谢村的地名。既然“是夕泊谢村”，说明早在南宋末年时，谢村旁边已经存在着可以通航北上、经塘栖至平江（今苏州）的水道。因此，所谓新开运河，无疑只是对现成的水道进行拓宽、浚深等改造而已。

其二，元末睦州人姚桐寿，寓居海盐期间写了一本名为《乐郊私语》的笔记书，记载着不少有关张士诚方面的史料。其中有一条云：

（至正）十六年五月，声言张兵（注：指张士诚军）南下，杨参政（注：指元将杨完者）以数万众屯嘉兴，先锋吕才七千众屯王江泾，商旅不行，军容严肃。张兵遂不敢取道嘉兴，乃自平望、乌墩（注：即今之乌镇）直捣武林（注：即杭州）。

所谓“自平望、乌墩直捣武林”，显然是指张士诚运兵船南下杭州的航行路线，这条航线的具体走向是，从平望镇循澜溪塘向西南行，经乌镇、新市镇、塘栖镇至杭州，因路线较直、又不途经任何县城，故云直捣武林。这事发生在北关河开通前三年的至正十六年（1356年），足证在北关河开通前已存在着从平望镇（位于太湖之滨、苏州市以南的吴江区境内）通向杭州的水道，其中塘栖至杭州一段，正是北关河的前身。

其三，民国十五年（1926年）出版的《杭州府志》卷五十三《水利》引明嘉靖《仁和县志》云：

元末张士诚军船往来苏杭，以旧河为狭，复自五林港口开浚至北新桥，又南至江涨桥，广二十余丈，遂成大河，名新开运河。新开运河在北新桥北旧有此河，不甚深阔，北通苏、湖、秀、常、润等府，凡舟巨物伙、碍行于上塘河者皆由此达。

上引记载所说“以旧河为狭”这里所说的旧河，并不是指上塘河或奉口河，而应是指北关河的前身。而且此记载又接着作了进一步说明：“开浚至北新桥，又南至江涨桥，广二十余丈，遂成大河。”明显是属于拓宽浚深，而不是新开运河。据此可知，在杭州武林门外的北新桥，原有河道北通湖州、苏州等地，只因该河道不甚深、宽，经元末张士诚扩宽浚深后，成为宽二十余丈（约合80米）、可以通行大船的北关河，并通向杭州以北的塘栖镇，与江南运河相衔接。从此，这条北关河成为京杭大运河南端的新航道。

最后，将本节文字进行浓缩并扼要概括如下：京杭大运河最南端的长安镇至杭州一段河道（俗称上塘河），因地势倾斜而无法保持正常水位，自隋炀帝开通以来，屡治无效，成为制约京杭大运河的一大瓶颈。笔者曾发掘出一些新史料，论证了一向为人们所鄙视的元末地方军阀张士诚，在割据太湖流域期间，为了运兵运粮的需要，曾千方百计寻求大运河新的入杭途径。从而开通了自塘栖镇至杭州的一段新运河，名曰北关河，用以取代因水浅无法通航的上塘河。由于北关河沿途地势平坦，水量丰沛，一直畅通无阻地沿用至今，并成为当今京杭大运河南端的航行主要干道。历史上虽为地方军阀的张士诚，但在开通北关河、彻底改进京杭大运河南端的航道方面，却有历史性的贡献，本书特此记上浓浓一笔。

【注释】

[1]《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

[2]《元史》卷一百六十四《郭守敬传》。

[3]《元史》卷一百六十四《郭守敬传》。

[4]《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5]《元史》卷一百六十四《郭守敬传》。

[6]《元史》卷六十六《河渠志·金口运河》。

[7]《元史》卷六十六《河渠志·金口运河》。

[8]《元史》卷六十六《河渠志·金口运河》。

[9]元朝职官地位，与其他朝代不同，规定右比左高。

[10]《元史》卷六十六《河渠志·金口运河》。

[11]《元史》卷一百六十四《郭守敬传》。

[12]《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海运》。

[13]参考《水利学报》1984年12期，蔡蕃先生《元代的坝河》一文的插图绘成。

[14]元·宋本《都水监事记》，载《元文类》卷三十一。

[15]蔡蕃《元代的坝河——大都运河研究》，载《水利学报》1984年12期。

[16]《元史》卷八十五《百官志》。

[17]《元史》卷十六《世祖纪十三》。

[18]《元史》卷一百六十六《罗璧传》。

[19]《元史》卷四十二《顺帝纪五》。

[20]《元史》卷六十四《河渠志·坝河》。

[21]见《史元》卷九十三《食货志·海运》所列统计数。

[22]《元史》卷一百八十三《王思诚传》。

[23]《元史》卷九十七《食货志·海运》。

[24]明·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三十四《漕挽之宜下》。

[25]《元史》卷九十七《食货志·海运》。

[26]《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27]阎复《静轩集》卷五，载《丛书集成续编》集部第109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

[28]《元史》卷一百六十四《郭守敬传》。

[29]元·阎复《万户宁（玉）公神道碑铭》，载《丛书集成续编》集部109册《静轩集》卷。

[30]侯仁之《迎接北京建都八周年——八百年来劳动人民改造首都地理环境的两件大事》，载《地理知识》杂志1953年1月号。

[31]韩愈《送陆歙州诗序》，载《全唐文》卷五百五十五。

[32]郑思肖，字所南，自称三外野人。今福建人。因痛心南宋亡于元，终生不仕元，隐居于苏州。所著《心史》，以铁函封缄，沉于承天寺井中。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发现，翌年刻版传世，上述记载，引自该书下卷《大义略叙》。

[33]《元史》卷一百八十三《苏天爵传》。

[34]《元史》卷一百三十《彻里传》。

[35]《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一》。

[36]《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一》。

[37]《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一·海运》。

[38]《宋史》卷二十五《高宗纪·建炎二年》。

[39]黄河下游夺淮入海，始于何时？历来说法不一。清代学者胡渭认为始于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见其所着《禹贡锥指》卷四十下。近代学者郑肇经则明确说：金明昌五年黄河改道是“南徙入淮之始”。见其所着《中国水利史》第一章第五节，商务印书馆，1939年出版。本书上面所引《宋史·高宗纪·建炎二年》记载，时间更早些。

[40]《金史》卷二十七《河渠志·黄河》。

[41]《大元海运记》卷上：“盖运粮之事，应广运输之途，今只是中滦线一处，漕运尽力一年，惟可运三十万石。”

[42]参考史念海先生《中国的运河》第293页插图绘成。

[43]元世祖任命姚演为开凿胶莱运河的总管，而不是开凿济州河的总管。《元史·河渠志》的编撰者张冠李戴，将标题写成《河渠志·济州河》，显然是搞错了。这条记载所说的，都是关于胶莱运河的事。

[44]《新元史》卷一百八十六《张天祐传》。

[45]《元史》卷一百二十九《来阿八赤传》。

[46]《元史》卷一百五十一《张荣传》。按张君佐为张荣之子，其生平事迹附记在《张荣传》中，不易发现。

[47]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十二《运漕》。

[48]清·乾隆十七年《胶州志》卷一《山川》条记载：“胶水出县治西南望荡山……北流九十里入胶莱北河。乾隆十四年，南徙至平度界入胶莱南河，达于海（胶州湾）。”

[49]见《大元海运记》卷上，载《续四库全书》第8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50]清·岳濬等修《山东通志》卷二十《海疆志附海运·胶莱河停工考》，乾隆元年刻本。

[51]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十二《运漕》。

[52]杜甫《后出塞五首》的第四首，载《全唐诗》卷二百十八。

[53]杜甫《昔游》诗中的四句，载《全唐诗》卷二百二十二。

[54]《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海运》。

[55]所列出的每年海运粮食数，均见《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海运》。

[56]《永乐大典》卷15950《元·漕运二》有记载云：“万里海洋，渺无际涯，阴晴风雨，出于不测，惟凭针路定向行路，仰观天象，以卜明晦。”可知当时海上航行已经采用了指南针。

[57]明人所撰《海道经》（撰者佚名），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21册，齐鲁书社，1996年。

[58]明人所撰《海道经》（撰者佚名），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21册，齐鲁书社，1996年。

[59]明·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三十四《漕挽之宜下》。

[60]《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海运》。

[61]《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海运》。

[62]元·赵世延、揭溪斯等纂修《大元海运记》卷上，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63]元·赵世延、揭僎斯等纂修《大元海运记》卷上，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64]《元史》卷六十五《河渠志·济州河》。

[65]《元史》卷六十五《河渠志·济州河》。

[66]《元史》卷一百二十九《来阿八赤传》。

[67]《元史》卷一百二十九《来阿八赤传》。

[68]《元史》卷十三《世祖纪十·至元二十二年》。

[69]见明人所撰《海道经》，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21册，齐鲁书社出版，1996年。

[70]《元史》卷十五《世祖纪十二·至元二十六年》。

[71]《元史》卷六十五《河渠志·济州河》。

[72]《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海运》。

[73]《元史》卷四《世祖纪一·中统元年》。

[74]《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一·海运》。

[75]《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一·海运》。

[76]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二《丞相淮安忠武王》，中华书局出版，1996年。

[77]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二《丞相淮安忠武王》，中华书局出版，1996年。

[78]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二《丞相淮安忠武王》，中华书局出版，1996年。

[79]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二《丞相淮安忠武王》中华书局出版，1996年。

[80]元朝官制规定，右、左丞相的官阶均为正一品，佐天子理万机。但右丞相的地位和实权，比左丞相要高和大。

[81]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九之二《太史郭公》。(www.xing528.com)

[82]左路元军为水军，自江阴循长江入海，再入杭州湾至澉浦。右路元军为步骑，自建康循今皖、浙边境至广德、安吉。

[83]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二《丞相淮安忠武王》。

[84]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二《丞相淮安忠武王》。

[85]参考《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朝山东地图，经过增加相关内容后绘制而成。

[86]《元史》卷六十五《河渠志·济州河》，该条所记载的内容，除了以上所引文字为济州河外，其他均为胶莱河的内容，对此，不可不辨。

[87]《元史》卷六十四《河渠志·兖州闸》条。

[88]《元史》卷六十四《河渠志·兖州闸》条。

[89]详见本书第十章第一节第三部分内容。

[90]据《宋史》卷三百二十二《李师中传》记载：“北宋李师中，知济、兖二州，济水湮塞久，师中访故道，自兖城西南启凿之，功未半而去。”又据《山东运河便览》卷五《府河》条引《河防志》云：“府河一名济河。”可知济水就是府河，而府河的前身是丰兖渠。据此足证丰兖渠在北宋时已经湮塞。

[91]见陆耀《山东运河备览》卷四《金口现》条引牛运震《空山集》。

[92]《元史》卷六十四《河渠志·兖州闸》条。

[93]《山东运河备览》卷四《堽城坝》条引元代李惟明所撰《改作东大闸记》。

[94]《元史》卷六十四《河渠志·兖州闸》条。

[95]元朝有两个“至元”年号，一为元世祖至元，另一为元顺帝至元。此处则为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

[96]清·陆燿《山东运河备览》卷四《堽城坝》条。

[97]《元史》卷十三《世祖纪·至元二十二年》。

[98]《元史》卷十三《世祖纪·至元二十二年》。

[99]清·傅泽洪主编《行水金鉴》卷九十九引《山东全河备考》。

[100]《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海运》。

[101]《元史》卷十五《世祖纪·至元二十五年》。

[102]《元史》卷六十四《河渠志·会通河》。

[103]《元史》卷六十五《河渠志·济州河》。

[104]参考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的《山东航运史》第68页插图，经过取舍内容后绘制而成。

[105]《元史》卷六十四《河渠志·会通河》。

[106]《元史》卷十五《世祖纪·至元二十六年》。

[107]元·揭傒斯《建都水分监记》，载《揭傒斯全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108]《元史》卷六十四《河渠志·会通河》。

[109]“料”是我国古代计量舟船载重的单位，一料约合30千克。

[110]《元史》卷六十四《河渠志·会通河》。

[111]《元史》卷六十四《河渠志·会通河》。

[112]明·刘天和《问水集》卷一《运河·汶河》：“元人遏汶分流北出阳谷以通卫，南出济宁以通泗，名会通河。然分水之处地势犹高，仅胜小舟。”

[113]《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海运》。

[114]见邹逸麟《山东运河历史地理问题初探》第二部分，载《历史地理》杂志创刊号。

[115]清·张伯行《居济一得》卷一《济宁分水》条。

[116]《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海运》。

[117]明·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三十四《漕挽之宜下》。

[118]《元史》卷一百六十四《郭守敬传》。

[119]《元史》卷一百六十四《郭守敬传》。

[120]《元史》卷一百六十四《郭守敬传》。

[121]《元史》卷一百六十四《郭守敬传》。

[122]据《永乐大典》卷七五—仓字引《经世大典·仓库》记载。

[123]《元史》卷六十四《河渠志·通惠河》。

[124]《元史》卷一百六十四《郭守敬传》。

[125]《元史》卷六十四《河渠志·通惠河》。

[126]《元史》卷一百六十四《郭守敬传》。

[127]《元史》卷一百六十四《郭守敬传》。

[128]《元史》卷十七《世祖纪·至元二十九年》。

[129]《日下旧闻考》卷八十九《郊垧二》。

[130]《元史》卷六十四《河渠志·海子岸》。

[131]参考侯仁之先生发表在1955年《北大学报》上，题为《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一文的插图。

[132]参考侯仁之先生发表在《地理知识》1953年1月号上一文的插图，经过取舍改进后绘制而成。

[133]利用柳条或竹编成筐，内装石块，称为石囤。将石囤排放在河口，筑成临时性堰坝。

[134]《元史》卷六十四《河渠志·海子岸》。

[135]《元史》卷一百八十二《欧阳玄传》和清朝人邵远平编撰的《元史类编·文翰传》中，均未提及欧阳玄曾从事修建通惠河闸坝设施之事。在元朝名人危素撰述的《圭斋欧阳文公传》和《圭斋先生欧阳公行状》中也只字未及此事。而且，流传于后世的各种版本的《圭斋集》，大多未见上引《欧阳原功中书右丞相领通惠河都水监事政绩碑》一文，就连《四库全书》著录的《圭斋集》（在第1210册内）也没有此文。此碑文仅见于清朝乾隆年间成书的《日下旧闻考》卷八十九。清·道光十四年刻印的《圭斋集》（棣余山房藏版）卷九录有此碑文，但注明是据《日下旧闻考》增补的。综合上述情况，该碑文的可靠性值得怀疑。

[136]《元史》卷六十四《河渠志·通惠河》。

[137]《元史》卷六十四《河渠志·通惠河》。

[138]元·宋本《都水监事记》，载苏天爵编《元文类》卷三十一。

[139]《元史》卷六十四《河渠志·通惠河》。

[140]《元史》卷三十《泰定帝纪·泰定四年》。

[141]《元史》卷十四《世祖纪·至元二十三年》。

[142]《元史》卷十五《世祖纪·至元二十五年》。

[143]《元史》卷六十六《河渠志·黄河》。

[144]《元史》卷一百八十七《贾鲁传》。

[145]《元史》卷一百八十七《贾鲁传》。

[146]有关成遵反对贾鲁治河方案的引文，见《元史》卷一百八十六《成遵传》和明·潘季驯《河防一览》卷六《贾鲁河记》。

[147]《元史》卷六十五《河渠志·黄河》。

[148]《元史》卷六十六《河渠志·黄河》。

[149]《元史》卷六十六《河渠志·黄河》。

[150]元·欧阳玄《至正河防记》。

[151]据《行水金鉴》卷十七《河水》引蒋仲舒《尧山堂外记》记载，此诗发现于山西高平县贾鲁故宅的壁上。当为后人所题。

[152]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二《河漕·贾鲁河故道》。

[153]李长傅《朱仙镇历史地理》，载《史学月刊》1964年第12期。

[154]《明史》卷八十三《河渠志·黄河上》。

[155]《明史》卷八十三《河渠志·黄河上》。

[156]《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七《宋纪·理宗端平元年》。

[157]参考史念海先生《中国的运河》第294页插图绘成，内容方面略有取舍。

[158]《明史》卷八十三《河渠志》。

[159]《明史》卷八十三《河渠志》。

[160]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二《河漕·贾鲁河故道》。

[161]《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六《河渠志·黄河》。

[162]《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六《河渠志·黄河》。

[163]故宫档案：道光二十三年巡抚奏折。

[164]《豫河续志》卷十九《附录·贾鲁、惠济等河与黄河有无关系之案》，民国十五年，河南河务局刊印。

[165]《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七《河南二·祥符县·朱仙镇》。

[166]清·乾隆四年《祥符县志》卷六《场集》。

[167]《豫河续志》卷十九《附录·贾鲁、惠济等河与黄河有无关系之案》。

[168]民国七年《商水县志》卷五《地理志·集镇》。

[169]清·陈世元《金薯传习录》卷上《青豫等省栽种番薯始末实录》：“乾隆十一年，陈世元长子陈云、次子陈艳燮移种河南朱仙镇……”

[170]故宫档案：清。嘉庆十七年河南巡抚奏折。

[171]《明史》卷一百二十三《张士诚传》。

[172]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中华书局，1959年。

[173]明·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174]《元史》卷四十三《顺帝纪·至正十四年》。

[175]史册《隆平纪事》，见《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编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

[176]清·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六引姚桐寿《乐郊私语》。

[177]清·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六引刘辰《国初事迹》。

[178]《元史》卷一百四十《达识帖睦尔传》。

[179]《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上《江南六·苏州府》。

[180]《明史》卷三十《五行志》；又，刘辰《国初事迹》，见《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编第二分册。

[181]《元史》卷一百四十《达识帖睦尔传》。

[182]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六引《农田余话》。

[183]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九《纪隆平》。

[184]《元史》卷一百四十《达识帖睦尔传》。

[185]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六引《农田余话》。

[186]《元史》卷一百四十《达识帖睦尔传》。

[187]《元史》卷一百四十《达识帖睦尔传》。

[188]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七引姚桐寿《乐郊私语》。

[189]贡师泰《玩斋集》卷九《杭州新城碑》，见《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编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

[190]贡师泰《玩斋集》卷九《杭州新城碑》，见《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编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

[191]贡师泰《玩斋集》卷九《杭州新城碑》，见《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编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

[192]明·嘉靖二十八年《仁和县志》卷六《水利》。

[193]参考《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第24～25页，对江南运河地图进行取舍后绘成。

[194]《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浙江二·仁和县·运河》。

[195]《丙子北狩》载于元朝刘一清所撰《钱塘遗事》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