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下游自金朝夺泗、淮入海以后，由于泗、淮河道狭窄，又受黄河泥沙淤浅，行洪不畅，导致黄河在郑州以下不时决堤，灾害频仍。当时金朝政权已是日薄西山，对此视而不见；元朝统一中国后，也未及时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致使河患越来越频繁，灾害越来越严重。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十月，黄河“决开封、祥符、陈留、杞县、太康、通许、鄢陵、扶沟、洧川、尉氏、阳武、延津、中牟、原武、睢州等十五处”[141]。两年后的五月，因中原地区连日霖雨，黄河先是“决襄邑，漂麦禾”，继而“决太康、通许、杞三县，陈、颍二州皆被害”[142]。黄河在这两次决溢漫流后，大溜夺取涡水入淮。到了成宗大德以后，黄河在开封上、下一带发生决溢日益频繁，如大德元年（1297年）、二年（1298年）、八年（1304年），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延祐三年（1316年）、七年（1320年），泰定二年（1325年）、三年（1326年）、四年（1327年），文宗至顺三年（1332年），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五年（1345年）、八年（1348年）、十一年（1351年）等，在短短五六十年间，发生大小决溢不下百次之多。元朝廷对此束手无策，轻者任其自流，严重者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进行治理，从而导致了特大灾害的发生。至正四年（1344年）“夏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许，北决白茅堤。六月，又北决金堤。并河郡邑济宁、单州、虞城、砀山、金乡、鱼台、丰、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东明、巨野、郓城、嘉祥、汶上、任城等处皆罹水患。民老弱昏垫，壮者流离四方。水势北侵安山，沿入会通，运河，延袤济南、河间，将坏两漕司盐场，妨国计甚重。省臣以闻，朝廷患之”[143]。这就是黄河灾害史上有名的白茅口决溢。由于白茅口决溢受灾面积大，淹溺地域广，既危及朝廷财政主要来源之一的两漕司盐场，又危及南粮北运的主要通道会通运河，因此“朝廷患之”。
时任工部郎中的贾鲁，是个识胆兼备、善于治河的水利专家，在河患肆虐之际，被朝廷任命为都水监，到黄河决溢地区视察灾情，制定治理措施。他“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复数千里，备得要害”[144]。在经过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并向朝廷提出了两套治理方案：一是“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其用功省”；另一是“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复归故道，其用工数倍”[145]。可是，在朝廷审议贾鲁的治河方案时，却遭到工部尚书成遵、大司农秃鲁等一些苟安保守派朝官的横加阻挠；说什么“河之故道，断不可复。且山东连年歉收，民不聊生，若聚二十万众（注：指民工）于此地，恐后日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丞相脱脱实在听不下去了，怒对成遵说：“汝谓民将反邪？自辰至酉，辩论终不能止。明日，执政者谓成遵曰：治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责，公勿多言，幸为两可之议。”成遵说：“腕可断，议不可易。”在这种僵持状况下，脱脱不得不将成遵“出为河间盐运使，议遂定”[146]。
有人也许会问：当时河患如此严重，治河当为紧迫要务，为何有些朝臣还持反对态度？对此，笔者分析如下：
第一，元朝建都于大都（今北京市），政治重心在北方，政权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在江南，京杭大运河是其生命线。黄河频繁决溢于中原地区，尽管灾情十分严重，灾民流离失所，但对元朝的统治没有构成直接威胁。何况治河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元朝到了顺帝至正时期，政治腐败，财政状况捉襟见肘，十分紧张；加上黄河决溢次数太多，决溢范围又广，疲于应付，而朝廷中有些缺乏百姓观念的朝官，对于黄河的肆虐、百姓的苦难，熟视无睹，麻木不仁。
第二，当时朝廷中除了贾鲁等少数人外，对于治河理水大多是外行。自己对治河既提不出良策，对于贾鲁提出的治河方案又不懂得其科学性和可行性，却自以为是，妄加非议。身为工部尚书或大司农的成遵和秃鲁就是这种人。正如当时河南、河北廉访司在一份奏报中所说的：“黄河决溢，千里蒙害，浸城郭，漂室庐，坏禾稼，百姓已罹其毒……今之所谓治水者，徒尔议论纷纷，咸无良策。水监之官，既非精选，知河之利害者百无一二……问地形之高下，则懵不知；访水势之利病，则非所习。即无实才，又不经练”[147]。
第三，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思想在作祟，只顾自己利益，不管他人死活。自从黄河下游的入海路线南迁以后，频频遭受灾害的南方地方官府，竭力主张将黄河下游的入海路线回归北方原处，因而对于促使黄河下游北迁的治理方案，无不支持；对于保持南流现状的治理方案则予以反对。与此相反，自从摆脱黄河祸害的北方地方官府，则竭力主张维持南流现状，因而对于就地疏导黄河的治理方案备加支持；而对于促使黄河下游入海路线北归的治理方案，则横加阻挠。
由于元朝的统治者存在着以上三方面的思想因素，因此朝廷对于河患频仍的态度，或是视而不见，听任自流；或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而陷于决而堵、堵又决，今岁堵此，明年决彼的怪圈。朝廷顾此失彼，疲于应付；而最受苦难的，则是灾区的老百姓。(www.xing528.com)
在河决白茅口之后的第七年，即至正十一年（1351年），由于重登相位后的脱脱，对于治河“慨然有志于事功……请躬任其事”[148]，在丞相脱脱的力排非议和大力支持下，贾鲁提出的治河第二方案终于得以实施。是年四月，朝廷“下诏中外，命（贾）鲁以工部尚书为总治河防使，进秩二品，授以银印。发汴梁、大名等十有三路民十五万人，庐州等戍十有八翼军二万人供役”[149]。贾鲁受命主持治河工作后，有计划地对黄河决溢地区分段分区进行治理，今鲁西南一带是当时治河的重点，在此堵塞了白茅口、黄陵冈等多处宽阔的决口，疏浚了黄河故道二百八十余里，使泛滥漫流的黄河水，重新回归旧道入淮入海，并修筑大堤二百五十余里，以防河水到处窜流。从四月二十二日开工，至十一月竣工，终于结束了鲁西南地区长达七年之久的黄泛灾害。除鲁西南地区外，当时贾鲁还对郑州至汴梁一带的黄河决溢进行了治理，在当地疏浚和新开了若干河道，用以分流泛滥的黄河水。自明、清以来，相传起自郑州，东经朱仙镇，折而向东南至周口镇并通向颍水的贾鲁河，就是贾鲁在这次治河工程中，为了将泛滥在汴河一带的黄河水分流入淮河而开通的。
贾鲁这次治河，可谓兴师动众，声势浩大。投入了约二十万军民进行施工，消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上堵口工程异常艰巨，工期安排又很紧凑，在施工过程中，由于劳动强度大和堵口施工的危险，可能伤亡了不少人员，因而在当时产生怨言和怨情。但是，贾鲁治河，效果良好，对当时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不能抹煞的。正如有史书评论的那样：
脱脱能体上意，不惮焦劳，不恤浮议，为国拯民。贾鲁竭其心思智计之巧，乘其精神胆气之壮，不惜劬瘁，不畏讥评。[150]
事实是，当时如果丞相脱脱没有为国拯民的思想，贾鲁没有不畏艰难和物议、勇于献身的精神，那么，我国历史上就不存在贾鲁治河的这一壮举，受黄河泛滥的地区必将不断扩大，流离失所的灾民必将持续增加。关于贾鲁治河的功过问题，古今学者都有一些见仁见智的评说。历史上流传着这样一首诗：
“贾鲁治黄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载后，恩在怨消磨。”[151]
这首诗的观点，既肯定了贾鲁治河的历史功绩，也反映了治河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功绩是主要的、历史性的。笔者认为，这一评价是比较客观和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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