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朝廷已有开凿会通河的刍议。据《元史》卷十四《世祖纪·至元二十四年》记载：
这条记载的意思是说，开凿一条河道引汶水和泗水到达御河，再至京师大都。翌年十月，主管钱粮财赋事务的右丞相桑哥，再次提请朝廷开凿安山至临清的运河（即会通河），并对工程量、施工人数以及所需钱粮开支进行了匡算。如《元史》记载说：
桑哥请明年海道漕运江南米须及百万石。又言安山至临清为渠二百六十五里，若开浚之，为工三百万，当用钞三万锭、米四万石、盐五万斤，其陆运夫万三千户，复罢为民，其赋入及刍粟之估，为钞二万八千锭，费略相当，然渠成亦万世之利。请以今冬备粮费，来春浚之。[101](www.xing528.com)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寿张县（治所在今山东省梁山县西北寿张集）尹韩仲晖、太史院令史边源相继建言：
开河置闸，引汶水达舟于御河，以便公私漕贩。[102]
上引三条记载，说明自至元二十四至二十六年（1287～1289年），几乎每年都有朝臣提议开凿会通河。而当时正值济州河基本遭受失败，海运则日趋兴盛之际，为什么在这个时期还要如此积极地倡议开凿会通河呢？原来，开凿济州河并没有失败，失败的是由济州河、大清河和渤海组成的河海联运路线，因为大清河入海口壅沙严重，无法行舟。前面已经提到，按照丞相伯颜“今南北混一，宜穿凿河渠，令四海之水相通”的指导思想，在开凿济州河后，再继续开凿会通河是必然的趋势，这样可使南面的泗水与北面的御河相沟通，组成一条南粮北运的直达漕路。至于海运，至元二十四、二十五年（1287、1288年）的海运粮食徘徊在三四十万石上下，离桑哥丞相提出的每年一百万石粮食的需求量尚有很大差距。并且当时尚未找到最有利的海上航线，速度慢，风险大，船破人亡、葬身海底的事故时有发生。而当时每次从南方海运到京师的货物，除了粮食外，还有珍贵的南方特产和外国贡品，如何保障这些珍贵特产、外国贡品和粮食等能够安全运抵京师，乃是当时漕运管理部门和朝廷决策层反复考虑的问题。既然海运不安全，水陆联运效率又低，相比之下惟有河运较为可取，所谓“漕船泛河则失少，泛海则损多”[103]。这就是开凿济州河后又继续打算开凿会通河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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