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莱运河历时五年才开通,使用不久就被罢废,可谓命运多舛,寿命短暂。究其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胶莱运河本身的缺陷。首先是,河浅水少,航运不顺畅。胶莱运河虽然位于胶潍河谷平原,但该河谷平原位于山东半岛上,土层较浅,多流沙,其下则为坚硬岩层,施工时难以深挖。明朝在重开胶莱运河时,曾对胶莱运河所在的土层情况有如下记载:
上层至岸坚土四尺,中层冈石五尺,以下四尺俱是松散靡沙,旋挑旋堕,工役难施。两海贯通,必深以六七丈始得两平,宽十余丈始免崩岸,经费非百万、程限非六七年不能成。[50]
这些记载,可能是当时反对重开胶莱运河的官员所提出,难免有夸大之嫌,但胶莱运河所处位置,因受地理、地质因素的限制,施工艰难,河况较差,则是事实。首先是,由于运河的河床浅,加上水源不足,使运河的水位低,重载的漕船航行困难。关于运河的水源,虽然在第二期工程中将分布在运河两侧的诸多自然河流引入运河,但这些自然河流大多是流程很短的季节性河流,洪汛时期,山洪暴发,齐向运河灌注,运河来不及排泄,造成泛滥或积水成塘;而在干旱时期,河流水少,甚至断流。由于运河的水源时大时小、时续时断,致使运河无法保持长年均衡的水位,严重影响漕船的航行。其次是,运河与大海不能在同一水平面上衔接。胶莱运河与其他运河不同之处是运河的两头直接通海,我们知道,不论是自然河流或是人工运河,其河面一般多高于海面,否则海水就会倒灌,而陆地上的百川也不可能汇于大海。正是由于胶莱运河的河面高于海面,来自海上的漕船,无法从较低的海平面进入较高的运河水面,必须停航在胶州湾内等候涨潮,乘着潮势进入运河。这样,不仅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用于候潮,降低了运输效率;而且从胶州湾乘着潮势冲入运河,再从运河中乘着退潮冲向莱州湾,使漕船极易与河侧的山岩或河口的礁石相撞,造成船体损坏、粮食溺海的事故。有记载说:“至元二十年,复海运……新河(注:指胶莱运河)须候潮以入,船多损坏,民亦苦之”[51]。再次是,元朝时尚未发现从胶州湾东侧,即今青岛附近进入胶州湾的航行途径,当时的漕船从淮河入海后,沿海岸北上,经灵山湾从胶州湾西侧薛家岛附近进入胶州湾。由于薛家岛周围暗礁密布,航行艰难,漕船触礁时有发生,轻则船体受损,重则船沉人亡。据《大元海运记》卷上记载:
火鲁火孙等奏:阿八赤所挑河道迤南,用船一百九十四只,运粮四万八千九百六十一石。其船一百四只损坏……
从这一记载来看,走胶莱运河一线,漕船的损坏率很高,粮食损失严重。
以上三点,说明胶莱运河因地理和周围环境的特殊,开凿时事倍功半,极为艰辛;而开通后又受到种种地理因素的制约,难以发挥应有的运输作用。因此,《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海运》说:“开胶莱运河通海,劳费不赀,卒无成效。”
其二,随着海上漕运的尝试成功,河海联运(即取道胶莱运河)显得相形见绌。用海运方式运输粮食,我国唐朝已有此现象。大诗人杜甫有诗云:“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52]另一首诗云:“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凌蓬莱。”[53]这两首唐诗说的都是将江南生产的粮食、布帛,从海路贩运到今北京一带的情况。不过,这是民间商业运输或对边防前线的军运,其性质并非属于漕运。真正的海上漕运,则发轫于元朝初期,由当时灭南宋有功的伯颜丞相首先倡导。早先,伯颜统率南征大军攻占临安(今杭州市)后,曾收取大批图籍典册和皇宫珍贵物品,因其时扬州运河沿途尚有部分宋军据城顽抗,无法利用运河送往大都,遂责成原是海盗、后投诚元军的朱清、张瑄两人,自苏州刘家港(今江苏省太仓市浏河镇)出发,从海道将这批图籍物品送至京师取得成功。这事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但伯颜对此记忆犹新。至元十九年(1282年),当胶莱运河初步开通,而通航状况并不理想时,伯颜“追忆海道运载宋图籍之事,以为海运可行,于是请于朝廷,命上海总管罗璧、朱清、张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54],进行海上漕运的尝试。第一年(至元二十年,1283年),运粮四万六千零五十石;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运粮二十九万零五百石;至元二十三年(1285年),运粮五十七万八千五百二十石;至元二十四年(1286年),运粮三十万石;至元二十五年(1287年),运粮四十万石;至元二十六年(1288年),运粮九十三万五千石;至元二十七年(1289年),运粮一百五十九万五千石。[55]以后多年保持在每年运粮一百万石以上;到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海运粮食每年增至二百多万石;从元仁宗延祐六年(1319年)起,每年海运粮食达到三百万石以上。从这一系列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当时的海上漕运量几乎与年俱增。这是因为:开始进行海上漕运时,无前人经验可资借鉴,一切靠从头摸索,走了不少弯路,损失了不少粮食和船舶。后来在实践中不断积累海运经验,不断探索和改进海上航路,以及采用平尖底大船在深海航行和指南针指引航向等[56],使海运状况日益改善,漕运量逐年增加。《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海运》对此记载颇详:
“初,海运之道,自平江刘家港(注:今江苏省太仓市浏河镇)入海,经扬州路通州海门县(注:治所在今江苏省启东市东北的南阳村)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开洋北行,历盐城、海州、胶州界,放灵山洋(注:今胶州湾西南的海域),“投东北,路多浅沙,行月余始抵成山。计其水程,自上海至杨村马头(今天津市西北武清区),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险恶,复开生道。自刘家港开洋至撑脚沙……过万里长滩,放大洋至青水洋(注:即东海、黄海西部浅海区,水色较淡,故古人称为青水洋),又经黑水洋(即东海、黄海西部深海区,水色深蓝近似黑色,故古人称为黑水洋)至成山。过刘家岛至芝罘、沙门二岛,放莱州大洋(注:即莱州湾),抵界河(注:即今海河)口。明年〔注:至元三十年(1292年)〕,千户殷明略又开新道,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经刘家岛、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注:今太湖流域地区)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
从上记载可知,元朝时曾经三次改变海运航路,一次比一次有利。特别是殷明略所开辟的新航路,如遇顺风,从江南至京师大都,路途时间不过旬日,真可谓海上漕运的捷径。
现在的问题是,同样是从江南至京师大都,在起讫点相同的情况下,为什么取道最后开辟的新航路,会比前两条航路要快捷如此之多?原来,在浩瀚无际的海洋中,存在许多流向各异的海流。海流又称洋流,是指海洋中朝着一定方向流动的海水。在我国东海、黄海的东部海域,活动着一股起源于菲律宾附近海域的海流,自南向北流经台湾海峡、东海和黄海的东部,再流向渤海。这股海流因来自热带海域,其水温和盐度相对来说比其他海流要高,故称为暖流。元朝殷明略所取航路,“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由于漕船是在东海和黄海的东部深海区自南向北航行,正好利用上自南向北的暖流水势,如在春、夏、秋季节,又多东南风或西南风,则漕船在顺流、顺风的状态下航行,必然快捷无比。另有一股海流,在靠近我国海岸的海域中自北向南流动,称为沿岸流。黄海沿岸流起源于渤海湾,向南沿着山东半岛,江苏北部海岸,流至长江口与岸流相接。如在冬季,这股沿岸流就成为寒流。元朝海运初期,所取航路沿着黄海海岸,或在黄海的浅海区中自南向北航行,正好位于黄海沿岸流的范围内,漕船顶着沿岸流的水势前进,如遇东北风或西北风,则漕船在逆流、逆风中航行,阻力重重,必然缓慢而无疑。
如上所述,由于海上捷径的发现和采用,航行速度大大加快,运输周期得以缩短,使已经试行成功的一岁春、夏二运,有条件成为制度。据记载,至元二十六年(1288年)实行春、夏二运的情况为:“正月装粮在船,二月开洋,四月到直沽交卸,五月返回。复运夏粮,至八月回本港(注:刘家港),一岁二运”[57],这样,每年的海运量比过去翻倍。这是海上漕运量与年俱增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由于漕船改在黑水洋(即东海、黄海的东部深海区)中航行,漕船的形体和大小也随之发生变化。海运初期,由于漕船沿海岸或在近海中航行,水浅多沙滩,只能使用吃水较浅的平底船(即沙船),如前面提到的至元十九年(1282年),丞相伯颜下令由上海总管罗璧等建造平底海船六十艘用以海上漕运,这就是一个例证。当时六十艘漕船运粮四万六千余石,则平均每船装粮七百多石。后来,为了适应在深海中航行,改用可装粮数千石的尖底大海船。据文献记载:初时,“所造船只大者不过一千(石)粮;小者三百石……延祐(注:元仁宗年号,1314~1320年)以来,所造海船,大者装八九千(石)粮;小者二千余石。是以海道富盛,岁运三百六十万石粮,供给京师,甚为易便”[58]。不难看出,漕船船体的不断扩大,运载量的大幅度增加,当是元朝海上漕运量与年俱增的另一重要原因。
大凡漕运之事,采用何种运输方式,当以效率高、成本低、安全可靠为选择原则。就利用胶莱运河的河海联运与海运两种运输方式比较而言,在当时是各有利弊的。明朝人丘濬曾说过:“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盖河漕虽免陆行,而人挽如故;海运虽有漂溺之患,而省牵挽之劳。”[59]看来,海运除了有粮船漂溺之患外,其他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海运具有速度快、劳力省、运量大等特点,并且在当时是新生事物,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其优势在开始阶段不可能显示出来;相反,其“风涛不测,粮船漂溺者无岁无之”[60]的劣势,也很快显露无遗。但是,随着航海经验的积累、海船和设备的改进、驾驶技术的提高、安全航路的发现和利用,其“漂溺之患”的发生率必然会逐步降低。所谓“粮船漂溺者无岁无之”的情况,在严重程度方面也会随着海运经验的丰富而逐渐降低,试想元朝自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以后,每年海运漕粮都保持在二百多万石以上,甚至达到每年三百多万石,此时的粮船漂溺发生率必然比开始阶段要低得多,否则从江南运出的粮食,不可能每年有这么大的数量到达京师的。何况在利用胶莱运河进行河海联运时,也需要进行海运,这就同样存在着粮船漂溺之患,而每年所能完成的漕运量,则不可能达到海运所完成的数量的。当时正是依靠着海运的优势,在元朝中期出现了“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61]的可喜景象。尽管当时海运的风险大,粮船漂溺的事故多,《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海运》对海运方式还是啧啧称赞说:“岂非一代之良法欤!”并且说:“然视河漕之费,则其所得盖多矣。”很明显,当时人们在权衡利弊得失后,认为海运胜过河运。总之,随着海上漕运方式的采用和迅猛发展,胶莱运河相形见绌,最终被淘汰也是在情理之中。(www.xing528.com)
其三,胶莱运河的罢废,除了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外,还与当时海运派朝官对胶莱运河的全盘否定和大肆诋毁有很大关系。胶莱运河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七月开通并试用后,由于存在着诸如河道狭窄水位浅、水源不足等缺点,立即遭到以忙兀䚟火鲁火孙、麦术丁等为一方的海运派朝官的攻击,要求罢废胶莱运河,全面实行海上漕运。而以阿八赤、姚演为一方的河海联运派则认为,胶莱运河存在的缺点,可以进行改进,决不能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为此展开了一场攸关胶莱运河存亡的激烈争论,最后朝廷采纳江西行省参知政事王积翁的建议,命阿八赤于至元二十年(1283年)对胶莱运河进行开水源、拓宽河幅的第二期工程。但是,就在第二期工程进行期间,那些海运派朝官仍然不停地对胶莱运河进行攻击、诋毁。据《大元海运记》卷上记载:
至元二十年十一月,以海运可行,议罢阿八赤新开河道。
所谓阿八赤新开河道,就是指胶莱运河。由于当时海运已经开通,海运派朝官乘势要求进行廷议,企图造成一种气氛,请元世祖下达诏令,一举罢废胶莱运河。因此在这次廷议中,海运派占有压倒优势,有记载说:
上曰:伯颜运粮之道,与阿八赤所开(河道)相通否?对曰:不通也。阿八赤之言非实。今春试行海道,其船一百四十八,皆已至矣。其不至者七舟而已。前有旨,以其事嘱忙兀。今忙兀使来言,今用此道运粮,为船二百七十,所失者十有九舟,今皆得之矣。上曰:果如是,阿八赤不必用,忙兀好人也,俟其来,使遵所用海道以行。[62]
忙兀䚟当时为负责海运的官员,因此他竭力主张海运,罢废胶莱运河。又有记载说:
至元二十一年二月,中书省右丞麦术丁等奏:斡奴鲁、忙兀三移文,言阿八赤所挑(开)河道,损多益少,漕运勿济。其水手、军人等二万,船千艘,俱闲不用,乞付臣等,岁运粮一百万石。臣等前奏旨与忙兀议用海道,今已送粮回讫。朱清等各愿送粮十万(石)。又,囊加、孙万户说:得此船与军,以充海运。臣与伯颜丞相等议,以阿八赤所有水手五千、船一千,付扬州省教习水手运粮,余军五千就驾平滦船,从利津海道运粮。[63]
麦术丁等不仅竭力诋毁胶莱运河,而且进一步地拆胶莱运河的台脚,奏请皇上将配备在胶莱运河从事漕运服务的人员和船只移作他用,使胶莱运河成为一副空架子。
但是,就在海运派一伙人对胶莱运河发出的一片攻击、诋毁声中,御史台官员玉速帖木儿却向元世祖奏报:胶莱运河所在省来人称“漕船泛河则失少,泛海则损多”[64]。证明当时敢讲实话的大有人在,阿八赤一派并不孤立。只是急坏了海运派阵营中的囊加(时任枢密副使)和万户孙伟等人,连忙奏道:“海漕舟疾且便。”[65]就这样,关于胶莱运河的存与废问题,争论了好几年。当时海运派眼看一时不能达到罢废胶莱运河的目的,竟使出最后的撒手锏,向朝廷抖搂出阿八赤、姚演曾在修建运河工程中挪用工程款。据《元史》卷十二《世祖纪·至元二十年》记载:
七月,阿八赤、姚演以开神山(注:在今莱州市境内)桥梁,侵用官钞二千四百锭,折阅粮米七十三万石,诏征偿,仍议其罪。
阿八赤出身行伍,因在攻灭南宋战争中屡立军功而为元世祖所信任。至元十七年(1280年),委以开凿胶莱运河的重任,工作认真负责,深得好评。运河开通后,任胶莱海道漕运使。[66]在此期间,他负责开通的胶莱运河,虽然频频遭受海运派朝官的攻击和诋毁,始终没有动摇元世祖对他的信任,因为当初开凿胶莱运河是元世祖亲自决定的,与阿八赤本人无关。但是,当海运派抖搂出阿八赤和姚演挪用工程款之事后,阿八赤开凿胶莱运河方面的业绩,可以说是前功尽弃,既要偿还挪用款项,还要追议其罪,并且将他调离胶莱海道漕运使之职,改任征东招讨使[67]而去辽东平叛,这使海运派搬去了罢废胶莱运河的最大障碍,取得了重大胜利。
当海运派攻击、诋毁胶莱运河和撵走阿八赤时,胶莱运河第二期工程尚在进行之中。当初坚决支持开凿胶莱运河的元世祖,此时的态度虽然已经从支持改变为动摇,甚至完全同意海运派的观点,但是他还要等着看一看胶莱运河究竟行不行,所以一直没有下达罢废胶莱运河的诏令。及至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胶莱运河第二期工程完成后,通航状况有所好转。是年,胶莱运河所完成的漕运量,虽然占总漕运量的60%,而所费劳力和经费开支也很大。因此,元世祖于是年“丙辰,诏罢胶莱所凿新河”[68]。可能这次只是罢其漕运任务,也就是暂停使用该运河的意思。到了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由于海运已实行春、夏二运,[69]每年完成的漕运量倍增;加上这一年开通了会通河,从江南到通州的大运河基本形成;而海运派朝官又不断奏请罢废胶莱运河,并要求一并承担起原属胶莱运河的漕运任务。“壬寅,海运万户府乞罢胶莱海道运粮万户府,而以漕事责臣。”[70]奏请罢废的胶莱海道运粮万户府,是胶莱运河、海道联运的管理官署。“世祖从之,阿八赤所开河道遂废。”[71]这次是彻底将胶莱运河连同管理机构都罢废了。
就上述胶莱运河被罢废的三方面原因而言,其中胶莱运河本身存在着难以弥补的缺陷和海上漕运日趋发达,当是起着主导作用的,尤其是海上漕运,具备着速度快、周期短、运量大等优势,虽然开始时存在着“风涛不测,粮船漂溺者无岁无之”[72]的安全得不到保障问题,但在当时毕竟属于新生事物,随着航海经验的不断积累、海船和设备的改进、驾驶技术的提高以及新航路的不断发现,海上漕运的安全系数也随之增加。海运派正是抓住了胶莱运河的劣势和海上漕运的优势,对胶莱运河发起攻击和诋毁,从而对罢废胶莱运河起到了促进和激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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