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坝河开通两个问题的疑问

问题之一：坝河开通于何时？是中统三年（1262年）还是至元十六年（1279年）？

目前不少有关论著，说是大都的坝河开通于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年）。其依据：一是《元史》的记载：“中统三年八月，郭守敬请开玉泉水，以通漕运……从之。”^[26]根据这条记载，认为郭守敬于中统三年（1262年）在上都提出的“中都旧漕河东至通州，引玉泉水以通舟，岁可省雇车钱六万缗”的建议已得到元世祖的同意。二是元朝人阎复《万户宁（玉）公神道碑铭》记载：“中统初，定鼎于燕，召公之（注：指宁玉）充河道官，疏浚玉泉河渠”^[27]。根据这条记载，认为郭守敬引玉泉水开通坝河的建议，已由宁玉实施。结合这两条记载，于是得出了坝河开通于中统三年（1262年）的结论。

笔者认为，坝河开通于中统三年（1262年）之说，值得商榷。这是因为：

其一，坝河是元朝大都一条漕运要道，如果确实开通于中统三年（1262年），则在中统三年（1262年）以后的十多年中，历史文献中总会或多或少要提到它。可是检遍《元史》的《河渠志》《食货志》和有关纪、传，均未提及此河。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很明显，是因为当时坝河尚不存在。从而说明坝河并非开通于中统三年（1262年）。

其二，宁玉疏浚玉泉河渠，时间是“中统初”，所谓“初”，一般是指中统元年（1260年），最迟也不会晚于中统二年（1261年），何况中统年号总共只有四年，绝不可能将中统三年（1262年）称为“中统初”的。郭守敬的建议是在中统三年八月己丑（1262年9月11日）得到元世祖同意的，即使立即筹备进行开河，也得在当年的冬季或第二年的早春时期才能正式动工，因为在古代兴修水利工程，需要征用大量青壮劳力参加，为了不耽误农业生产，一般都安排在冬季或早春农闲时期进行（暴君如隋炀帝等则例外，故激起民愤，不久被推翻），如金世宗所说的“方春不可劳民”。如此看来，郭守敬的建议与宁玉的疏浚玉泉河渠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宁玉疏浚玉泉河渠在前，郭守敬的建议在后。因此，宁玉奉命疏浚玉泉河渠，当时疏浚从玉泉山通向高梁河上源的引水渠道，即今之长河（也称玉河），是为了解决元世祖因避寒驻跸于金离宫的宫苑（即今之北海、中海）用水等需要，而并非为了实施郭守敬的建议进行开通坝河。

那么，元朝大都的坝河究竟何时开通的呢？笔者认为，应是开通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理由如下：

一是，《元史》卷一百八十三《王思诚传》记载：“至元十六年开坝河。设坝夫户八千三百七十有七；车户五千七十；出车三百九十辆；船户九百五十，出船一百九十艘。”这条记载，不仅有开坝河的时间，还有开通坝河后对漕运人员和工具的配备数量，无疑是一条强有力的证据。可是，许多论著都视这条记载为这一年对坝河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治理，而不是开通。当然，在我国古代史书中对于运河的重开或大规模整治，笼统地写成开河的情况并不少见，因而对于“开河”之说，有时可以理解为对河道的疏浚治理。但是，在上引的这条记载中的“开”字，并非重开或大规模整治的意思，因为王思诚是元末顺帝时的监察御史，他为了反映当时在坝河从事漕运的劳力因劳动强度太大，以致“肩背成疮”，逃亡现象严重，因而追述坝河开通之初，将劳力和运输工具配备数量进行了对比。所以他说的“至元十六年开坝河”，就是指坝河的开通，而不是指坝河的治理。

二是，《元史》卷六十四《河渠志》，设有《坝河》的专条，记载了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年）的一次大规模治理、维修坝河的情况，十分详细。如果上引《元史·王思诚传》记载的“至元十六年开坝河”，也是一次大规模治理的话，那么《元史·河渠志》为何不将这次大规模治理的情况列于《坝河》专条中？这就充分说明《王思诚传》记载的“至元十六年开坝河”，不是一次大规模的治理，而是指坝河的开通。再反过来说，在《元史·河渠志》的《坝河》专条中，并没有记载大德六年（1302年）以前的另一次大规模治理情况，如果坝河真的开通于中统三年（1262年）的话，则从中统三年（1262年）至大德六年（1302年）长达四十年间，不可能没有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治理。这也可从另一角度证明坝河并非开通于中统三年（1262年），而是开通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

至于郭守敬提出开坝河的建议，既然早在中统三年（1262年）已得到元世祖的同意，为何要推迟到17年后的至元十六年（1279年）才开通？其中原因不见于史书记载。但据笔者分析，当时的情况可能是，郭守敬于中统三年（1262年）八月去上都（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的闪电河北岸）向元世祖提出建议时，并不知道中都城将进行重建和扩建，因为定都于中都并对残破的中都进行重建、扩建的决定，是元世祖同其最亲信的部属刘秉忠、霸突鲁等人商议后确定的，一般人都不了解，初出茅庐的郭守敬是不会知道的。后来知道了，当他的开坝河建议得到元世祖同意并被授予提举诸路河渠的官职后，返回中都重新进行了实地勘查，发现建议中的引玉泉水开通坝河的关键部分积水潭（即金时的白莲潭北部）一带，不仅是在未来的大都城内，而且还位于未来的皇宫内，这就使郭守敬不得不改变原来的主意而暂缓实施。原来，早在蒙哥任大汗（即元宪宗）时期，忽必烈就负责总管漠南汉地的军国庶事，经常出入中都城。由于当时城内的金皇宫早已毁坏殆尽，而位于东北郊外白莲潭一带的大宁宫（金朝皇帝的离宫）则未遭受战火光顾，殿宇宫苑完好无损，风光十分秀丽，当时忽必烈就驻跸在金离宫内，大概是这一带的环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每年冬季，他就离开寒冷的上都，南下中都在金离宫内居住避寒。因此在他即位后，就决定建都于中都，并且计划将中都城进行重建和扩建，金离宫一带则规划为未来大都城的中心区和皇宫所在地。当郭守敬知悉这些情况后，也就暂时搁置了开坝河的计划。至元二年（1265年）郭守敬从西夏（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东南）巡视水利工程返回中都，被提升为都水少监。这时他转而积极配合营建新城工程，提出重开金口运河的新建议，既用以运输建城急需的木石材料，又可代替坝河进行漕运，一举两得，因此开坝河的事就延宕下来，直到至元十六年（1279年）大都和皇宫基本建成后，才实施开通坝河。(www.xing528.com)

问题之二：最早引玉泉水济运的是何时何人？

目前有不少论著，将郭守敬于中统三年（1262年）向元世祖提出“中都旧漕河东至通州，引玉泉水以通舟，岁可省雇车钱六万缗”^[28]的建议，同宁玉于“中统初……充河道官，疏浚玉泉河渠”^[29]的治河工程联系起来，认为这是我国历史上引玉泉水以济运的最早记录。这种说法也值得商榷。且不说郭守敬的开河建议与宁玉的治河工程是否存在着必然联系，仅就宁玉疏浚玉泉河渠而言，足以否定这种说法。因为有关宁玉的文献记载明确说是疏浚玉泉河渠，而不是开凿玉泉河渠。所谓玉泉河渠，就是引玉泉水通向运河的渠道，既然是疏浚，则疏浚的对象也就是引玉泉水至运河的渠道必然已经存在，因此郭守敬和宁玉最早引玉泉水以济运河的说法，也就不能成立了。

那么，最早引玉泉水以济运的是何时何人？这里引用前辈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在五十多年前说的一段话，就可以明确地解答这个问题，侯先生说：

玉泉山至湖（注：指昆明湖）西约二公里，山麓泉源迸发，出水甚旺，冬夏不绝……玉泉山水原来都流向东北而不流向东南，乃是因为东南地势稍高的缘故。经过详细勘测之后，我们知道在今昆明湖与北京城之间，沿今长河所经，有一段隆起的高地，略似一小分水岭，岭北之水，其自然流势自南向北，今万泉庄迤西的平地泉水皆向北流，就是证明。反之，岭南之水，其自然流势则自西向东南，古高梁河就是一例（注：其紫竹院前的源泉，恰在岭之南麓）。故就自然地形而论，玉泉山水断无南流之理。金朝为开发水源，就以人工打开了这个小分水岭，把发源于玉泉山的水，挽而使南，与古高梁河上源相接，这就是今日长河的前身。

金朝初次把玉泉山水引向东南与古高梁河水汇流之后，更向东南直注大宁宫的湖泊，然后由湖泊分水南下，入中都城北的运河故道。^[30]

据此可知，早在元朝以前的金朝，就引玉泉山之水以济运了。侯先生的这番话是完全可信的。虽然没有进一步点明是金朝何人所为，但从引文中最后一段话就可明显地看出，所谓“运河故道”，指的是金口运河的故道，而“由湖泊分水南下，入中都城北运河故道”的，当为闸河，闸河是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年），由韩玉建议并规划设计的，韩玉在开闸河时，鉴于所引高梁河的水源不足，因此又从今昆明湖向南开凿引水渠道至高梁河上源处（今北京市紫竹院），引玉泉山水与高梁河水合流，这一段引水渠道即今之长河。闸河开通后，使用时间不过十来年，因当时强悍的蒙古骑兵时而南侵，严重威胁中都，金宣宗慑于蒙古兵威，在贞祐二年（1214年）迁都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从此，中都的闸河失去漕运作用，也就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不久就湮废了。宁玉疏浚的玉泉河渠，就是五十多年前金朝遗留下来的，从玉泉山以东的昆明湖通向高梁河上源（今紫竹院公园）的引水渠道。

从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是金朝韩玉最早引玉泉水以济运的。这里还需一提的是，今之长河历史上称为玉河，顾名思义，当为玉泉水所形成的河流。《辽史》卷四十一《地理志四·南京道》玉河县条下有记载说：“玉河县本泉山地……（唐末）刘仁恭割蓟县分置，在京西四十里。”当时所以取名为玉河县，推测可能是玉河流经其境。如果推测正确，则玉河在唐末已经存在。不过，当时玉河即使已经存在，并未引水济运。因此，引玉泉水作为运河的水源，当以金朝韩玉开通的闸河为最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