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漕运：管理制度详解

金朝自迁都于中都开始，在漕运和仓储方面还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关于漕运，每年规定为春、秋二次。规定春运时间为“冰消行，暑雨毕”；秋运时间为“八月行，冰凝毕”^[45]。在漕运程序方面也有详细的规定：

将发也，乃合众所载之粟苴而封之，先以付所卸之地，视与所封样同则受。凡纲船以前期三日修治，日装一纲，装毕以三日启行，计道里分溯流、沿流为限，至所受之仓以三日卸又三日给收付。^[46]

上述规定的意思是说，在漕船出发前，要将装船的粮食、物资加封，并将所发的粮食、物资的品种、数量等列出清单，先送达接受仓一方。凡运到的粮食、物资，接受方要核对其品种、数量，与清单吻合后才可接受入仓，否则拒绝接受。每十只（或三十只）漕船组成一纲，称为纲船。每只漕船，在装粮前要进行检查，并在三日内检修完毕。发运时，规定的指标是每日装粮一纲。装完后再进行一次检查并加封，这些工作三日内要完成，完成后就开船启程。关于路途时间，按顺水或逆水的不同情况，分别按里程进行计算，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到达接受方，并在三日内交卸完毕。

在漕运过程中，往往要雇用一些劳力，进行拉纤、搬运等。因此，对于所付佣金、脚钱也有统一规定：

凡挽漕脚直：水运盐每石百里四十八文，米五十文一分二厘七毫，粟四十文一分三毫，钱则每贯一文七分二厘八毫。陆运佣直米每石百里一百十二文一分五毫，粟五十七文六分八厘四毫，钱每贯三文九厘六毫。余物每百斤行百里，平路则春、冬百三十一文五分，夏、秋百五十七文八分；山路则春、冬百四十九文，夏、秋二百一文。^[47]

在仓储管理方面，金朝设有仓使和副使，分别为正八品和正九品，掌仓廪畜积、受纳租税、支给禄廪之事。^[48]后来发现在仓储方面常有行贿舞弊现象，因此从章宗泰和年间起，命监察御史参与巡视、纠察之事，并形成制度。据记载：

泰和元年（注：1201年），尚书省以景州漕运司所管六河仓，岁税不下六万余石，其科州县近者不下二百里，官吏取贿延阻，人不胜苦，虽近官监之亦然。遂命监察御史一员往来纠察之。^[49]

在漕运水道管理方面，金朝也有相关的制度。早先，在都水监下设有若干都巡河官，“都巡河官从七品，掌巡视河道、修理堤堰、栽植榆柳凡河防之事”^[50]。由于单靠巡河官巡视河道，一方面限于人手，巡视不过来；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养成了沿河地方官对国家漕运水道漠不关心的消极性。因此从泰和六年（1206年）起，朝廷颁布了新的制度。据记载：

尚书省以凡漕河所经之地州县官，以为无与于己，多致浅滞……于是遂定制：凡漕河所经之地，州府官衔内皆带提控漕河事，县官则带管勾漕河事。俾催检纲运，营护堤岸。^[51]

将沿运河的地方官衔与运河事务挂钩，是促使地方官时时关心运河设施的完好、保障漕运畅通的一项十分有效的措施。

综上所述，金朝在统治我国北方地区的120年间，无论在运河开凿、漕运组织或漕运、仓储管理方面都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特别是在京师南迁至中都（今北京）后，漕运方面更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特色。金朝是在我国历史上最早建都于今北京的朝代，除了在城市建设、皇宫布局和通州至都城间开凿运河等方面，创造了先例、奠定了历史性的格局外，还在漕运路线和运输方向方面，开启了由南向北进行漕运的先河，为后来的元、明、清三朝奠定了漕运基础，提供了历史经验；同时，在漕运和仓储管理方面，也有颇多创新举措，为后来的元、明、清三朝所继承和发扬。以上这些，都是金朝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贡献。

【注释】

[1]《辽史》卷一《太祖纪上》。

[2]《辽史》卷二《太祖纪下》赞语。

[3]《契丹国志》卷六《景宗孝成皇帝》。

[4]《辽史》卷七十一《后妃传》。

[5]由于京剧《四郎探母》的广泛传播，我国民间对历史上的辽国萧太后，颇知其名。就女性治国理政的才干而言，唐朝的武则天，前后主政五十年（其间还做了十五六年的女皇帝）。辽国的萧太后则主政四十年，对内、对外政绩斐然。她俩的才干，真可谓“巾帼不让须眉”；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两位杰出女政治家。

[6]《辽史》卷八十三《耶律休哥传》。

[7]《契丹国志》卷二十二《四京本末·南京》。

[8]《辽史》卷四十八《百官志四》。

[9]参考《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0～11页辽朝地图，再增加相关内容绘成。

[10]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五《香河县》条，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

[11]《辽史》卷五十九《食货志上》。

[12]清·震钧《天咫偶闻》卷九，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13]完颜亮因弑君夺位，杀母伐宗，丧失人性；加上在位期间又倒行逆施，民怨沸腾，因此死后未能获得某祖或某宗的庙号。而是降为海陵郡王，后又贬为海陵庶人，史称海陵王。

[14]《金史》卷一百二十九《佞幸传·高怀贞》。

[15]《金史》卷八《世宗纪下·赞语》。

[16]《金史》卷八十三《张浩传》。

[17]《金史》卷九十六《梁襄传》。

[18]实际是三国时代遗留下来的一条灌溉渠道，并非天然的高梁河派流。按高梁河是一条短小的自然河流，发源于中都城西北（今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一带），流向东南，注入今北京市东南的凉水河。在三国时代，曾利用它作为所开车箱渠东段的水源，用以灌溉。当时在引水口处筑堰（在今北京市德胜门外护城河上），将高梁河水流一分为二，使一部分水流进入车箱渠东段，东流注入潞河支流温榆河（详见本书第八章第二节之第八部分）；另一部分水流则继续流向东南入凉水河。三国时代开挖的车箱渠东段，虽属人工渠道，当时可能是在当地现成河道的基础上开挖而成的，因此后世视它为高梁河的派流。如《水经注·鲍丘水》条云：“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别源也。”北齐时，也有“导高梁水，北合易京水，东会于潞，用以灌田”的记载（《北齐书》卷十七《斛律金传·附其子斛律羡传》）。金朝时，这条派流已经成为运河。元朝时，又被改造成为坝河，其遗迹至今尚存。

[19]《金史》卷二十七《河渠志·漕渠》。

[20]本节所说的“中都北郊运河”，其所在位置，大致在今北京市德胜门、安定门外、由西向东一线；而金口运河的所在位置，大致在今北京市长安街以南的新文化街、绒线胡同、北京火车车站一线。两者一在北，一在南，大致平行。(www.xing528.com)

[21]参考《北大学报》1955年第1期，侯仁之先生所撰《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一文插图并加其他内容而绘成。

[22]参见侯仁之《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水源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

[23]《金史》卷一百十《韩玉传》。

[24]《金史》卷二十七《河渠志·漕渠》。

[25]闸河的建闸数量，史书上没有记载，据现在有关专家研究成果，说法不一。侯仁之先生认为：“沿河设闸八座，以节流水，因此又称闸河。”（见《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而蔡蕃先生认为：“泰和五年开闸河……并在下游河道上建闸五、六座，以节制水流”。（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卷》第101页《古代北京城水利》条目）。本书认为蔡先生的说法更在理，故取后者说法。

[26]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八《通惠河不始于郭守敬》条。

[27]《金史》卷一百十《韩玉传》。

[28]《金史》卷二十七《河渠志·漕渠》。

[29]《金史》卷二十七《河渠志·漕渠》。

[30]《金史》卷二十七《河渠志·漕渠》。

[31]《宋史》卷四百三十六《陈亮传》。

[32]《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会宁府》。

[33]《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肇州》。

[34]《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肇州》。

[35]《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肇州》。

[36]《金史》卷四十六《食货志一》。

[37]《金史》卷八十九《苏保衡传》。

[38]《金史》卷二十七《河渠志·漕渠》。

[39]《金史》卷二十七《河渠志·漕渠》。

[40]《金史》卷二十七《河渠志·漕渠》。

[41]《金史》卷二十七《河渠志·漕渠》。

[42]《金史》卷二十七《河渠志·漕渠》。

[43]《金史》卷二十七《河渠志·漕渠》。

[44]《金史》卷二十七《河渠志·漕渠》。

[45]《金史》卷二十七《河渠志·漕渠》。

[46]《金史》卷二十七《河渠志·漕渠》。

[47]《金史》卷二十七《河渠志·漕渠》。

[48]《金史》卷五十七《百官志》。

[49]《金史》卷二十七《河渠志·漕渠》。

[50]《金史》卷五十六《百官志》。

[51]《金史》卷二十七《河渠志·漕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