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陵王迁都于中都（今北京），至金宣宗迁都至南京（今开封）止，为金朝的中期。历海陵王、世宗、章宗和卫绍王四帝，共64年。
海陵王完颜亮，是金熙宗的堂弟，熙宗时任平章政事。为了夺取帝位，他伙同一批不满于金熙宗的朝臣，大开杀戒，在残酷诛杀了金熙宗和数以百计的宗室贵族、大批正直朝臣以及帮助他搞政变的同伙人后，宣布自立为帝，改年号为天德。于天德二年（1150年），自上京迁都燕京（后称中都）。海陵王发动的宫廷政变，虽然残酷无比，激起天下共愤，但他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从历史的角度看，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主要表现在大量任用契丹人和汉族人，加速推行汉化政策；尤其表现在迁都方面，走出了有利于从奴隶制统治方式向封建制统治方式过渡的决定性一步，为后来出现的金朝五十年盛世奠定了基础。因此后世有评论说：“熙宗海陵之世，风气日开，兼务远略，君臣讲求财用之制，切切然以是为先务”[36]。当时为了满足京师中都对粮食、物资的需求，金朝开始重视疏浚河道，修建粮仓，发展漕运。
就对中都的漕运而言，金朝与辽朝有很大不同：其一，辽朝的南京（今北京市）不是国都，机构、官员不多，粮食、物资的需求数量也有限；而金朝的中都（今北京市）是国都，城市规模已经扩大，机构官员要多得多，加上驻军的数量也大，粮食、物资的需求数量自然也非辽朝时可比。其二，辽朝与北宋的分界线在河北的巨马河、界河（今海河）一带，当时对南京的漕运，粮食、物资的供应地主要是北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南）和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金朝与南宋的分界线在淮河一带，辽阔的河北、关中和中原大地，就是中都的粮食、物资供应地，因而用以漕运的水道，分布既广，路线也长。那么，金朝当时可用以漕运的水道究竟有哪些呢？据《金史》卷二十七《河渠志》的记载，主要有以下一些水道：
一是旧黄河。黄河原来是流经河北境内入海的，后来下游发生改道，改道后的黄河主流循着新道入海，而在河北境内留下一条旧道，这就是旧黄河。当时旧黄河流经滑州（今河南省滑县）、大名、恩州（今山东省武城县东南恩城镇）、景州（今河北省景县）、沧州、会川（今河北省青县）等，这些地方都可以利用旧黄河进行漕运。
二是漳水和御河。流经苏门（今河南省辉县）、获嘉、新乡、卫州（今河南省卫辉市）、浚州（今河南省浚县）、卫县（今河南省淇县东南卫贤集）、彰德（今河南省安阳）、磁州（今河北省磁县）、洺州（今河北省曲周县西南永年镇）等，沿途都可以通漕。
三是衡水。流经深州（今河北省深州市西南）会于滹沱水。沿途献州（今河北省献县）、清州（今河北省青县）都可利用该河进行漕运。
以上三水皆汇合于信安之海壖（指潞河、御河、巨马河等会合处，即今天津市附近），溯流（指溯潞河）而至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然后由通州溯闸河，十余日可达中都。
除此以外，如霸州的巨马河、雄州的沙河（今大清河）、山东的北清河都可以通漕。
上面列出的河道，除御河外，其他都是自然河流。御河是金朝河北地区通漕的主干河道，北宋时，河北地区的漕运虽然也是以御河为主，但当时的河北北部地方为辽朝占领，对于御河的利用只能至巨马河为止，路线不长。金朝则不同，不仅可以利用御河的全程，而且还可利用与御河尾闾相接的潞河。潞河是白河的下游，也就是今天的北运河，它是从直沽（今属天津市）到通州的必由之路。金朝自迁都于中都后，一直在利用潞河的巨大运输功能，除了在漕运方面充分利用外，还在军事上加以利用。如正隆四年（1159年），海陵王为了想统一中国而积极准备着大举伐宋，曾下令在潞河建造战船，具体地点是在通州，并任命“工部尚书苏保衡为水军都统，率水师泛海径趋临安”[37]。(www.xing528.com)
金世宗大定四年（1164年），“八月，以山东大熟，诏移其粟以实京师”[38]。当时从山东漕运粮食到京师，只能运至通州为止，因为通州至中都没有水道可以利用。通州至中都相距五十里路程，原有一条高梁河流经附近，高梁河是一条小河，水源来自地下泉水。从三国时代起，就开始改造利用，后经北魏、唐朝进一步的改造用以灌溉和漕运，但因水量有限，加上地形倾斜，河道根本留不住水，经常处于断流、湮塞状态。金朝海陵王迁都中都后，可能也对它进行过疏浚，用以通漕，故《金史·河渠志》称它为运河。但到世宗时又因缺水而湮塞。因此当时从山东运来的粮食，自通州至中都的一段，完全依靠大批劳力陆运，十分艰苦，这种情况金世宗并不知道。到了这一年的十月，金世宗去密云县狩猎，路过北郊的这条运河时，目睹河道湮塞，他十分生气，召来户部侍郎曹望之，严厉地责备说：“有河不加浚，使百姓陆运劳甚，罪在汝等。”[39]并责令赶快疏通该运河，曹望之不敢懈怠，迅即组织人力进行疏浚。可是因为没有解决关键的水源问题，结果并无实际效果。
为了解决通州至中都的漕运问题，金朝曾经付出了巨大努力。先是在世宗大定十一年（1171年），开凿了金口河；嗣后，在章宗泰和五年（1205年）又开凿了闸河。但是，这两次工程措施，都因水源问题未能很好解决而先后失败。
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八月，金世宗以“京城储积不广，诏沿河恩、献等六州粟百万余石运至通州，辇入京师”[40]。由于金朝时通州至中都的水运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因此这一次从恩、献六州漕运至中都的粮食，仍然只到通州为止。通州至中都一段不得已采用“辇入”方式，所谓“辇入”，就是利用马、驴或人拉大车的方式运粮入京师。
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尚书省奏：辽东、北京路米、粟素饶，宜航海以达山东。昨已按视东京近海之地，自大务、清口并咸平铜善馆皆可置仓储粟，以通漕运。若山东、河北荒歉，即可运以相济。”[41]辽东，即东京路。金朝的东京辽阳府，也就是辽朝的东京，即今辽宁省辽阳市。金朝的北京路即今河北东北部，北京大定府就是辽朝的中京，在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南。当时的北京路和东京路，正是辽河的上游流域和下游流域地区，这两处地方水资源丰富、土壤肥沃，加上自辽朝以来有不少汉族人迁居其地，因而农业十分发达，盛产米、粟粮食。朝廷根据尚书省的奏报，将这两处地方列为粮食供应地，并在那里置仓储粮，以供不时之需。从这一条记载可知，金朝的漕运方式，不仅有水运、陆运，而且还有海运。
漕运离不开仓储。金朝在重要漕运路线的沿途州县，设置了不少粮仓，有的用以储存税粮，有的用以漕运时中转。据《金史》卷二十七《河渠志·漕渠》记载：
凡诸路濒河之城，则置仓以贮傍郡之税，若恩州之临清、历亭，景州之将陵、东光，清州之兴济、会川，献州及深州之武强，是六州诸县皆置仓之地也。
以上六州均位于河北境内的御河沿途。但所说六州，实际只有五州，经对照《金史》卷二十五《地理志》后，得知所缺的是沧州，现将沧州境内的清池、南皮二处河仓补上，则六州中共有九座粮仓。这些粮仓均属景州漕运司管辖，每岁所得税粮数“不下六万余石”[42]。漕运司是管理漕运和仓储事务的机构，主持者称为提举，官阶不低。据《金史》卷五十八《百官志》记载：“景州漕运司提举一员，正五品，景州刺史兼领，掌河仓、漕运之事。同提举一员，正六品；勾当官从八品，掌催督起运纲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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