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提到，中都所处的地形环境，西高东低：坡度较大。而水性向下，因此作为运河的水源，必须位于中都以西，才能顺着地势流向运河。然而，在中都以西，除了那条桀骜不驯的卢沟河外，没有其他合适的自然河流可以为运河提供水源。于是，当时朝廷在议开运河的热潮中，上源在中都西北，曾经一度为位于中都北郊的运河提供水源、后因水量太小而被放弃的高梁河，再次被提出并寄以全部希望。
高梁河，原是今北京地区的一条地方小河，其名最早见于《水经注·鲍丘水》的记载，郦道元引刘靖碑词云：“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别源也。”显然，这一说法是将高梁河与㶟水（今永定河）混为一谈了，以致误认为它发源于并州（今山西境内）而注入于潞河。其实，高梁河发源于金朝中都西北（即今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一带），其水来自泉源，因涌出的泉水很多，汇流成河，流向中都北郊，再折向东南，在流经中都城东北的低洼地带时，潴聚成一连串的小湖泊，金朝时名曰白莲潭（今什刹海、北海和中海的前身），金朝的统治者曾在这片风光旖旎的湖泊群间，营建了一座大宁离宫，其宫苑用水即引自高梁河。高梁河在潴聚成湖泊群后，继续向东南流，最后注入今北京市东南的凉水河。高梁河虽是一条小河，因其水来自泉源，水质清澈，无泥沙淤积之虞，因此历代的宫苑用水，主要取自高梁河。金朝早期曾利用它作为中都北郊运河的水源。由于水量太小而于金世宗大定年间一度放弃。到了三十年以后的金章宗泰和年间，情况发生变化，主要是发现了新的泉源，可使高梁河增加水量。原来，在高梁河上源所在的紫竹院西北十多里外的玉泉山，山麓处有许多泉源从地下涌出，水颇旺盛，四季不绝，并汇流成河，东流至三里开外的瓮山（今万寿山）下，潴聚成一个湖泊（金时该湖泊无名，元时名瓮山泊，明时名七里泊，清朝至今名昆明湖）。因为当时湖泊南面有一片隆起的低矮台地[22]，迫使该湖泊的出水，只能向东北流入清河（温榆河的支流），而无法朝东南流向中都城，一般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湖泊和玉泉水的作用，因此一直未被人们加以利用。
当时担任翰林应奉官职的韩玉，虽然是个操持文墨的小官，但对中都周围的地形和水源分布情况了如指掌。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年），他向朝廷“建言开通州潞水漕渠”[23]。所谓“开通州潞水漕渠”，指的就是重开中都至通州的运河。金章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并派遣近侍局提点乌古论庆寿协助其实施。韩玉提出的“开漕渠”建议，可惜史书没有记载其具体内容，但据当时的情况分析，至少包括如下两项规模较大的工程：
一是解决运河水源问题。其实施方法是，在今昆明湖与中都城之间（今北京市北郊）的台地上，开挖出一条引水渠道（即今之长河），从昆明湖通向今紫竹院高梁河上源并与之相接，使玉泉山的泉水和今昆明湖的湖水，源源不断地流入高梁河；同时，在今昆明湖通向清河的河道口建闸，以控制有限的湖水流失到清河，而迫使湖水只能朝东南方向流入高梁河。高梁河因本身有着一定的水量，再加上新水源的接济，于是水量大增。这时的高梁河已不是三十年前的高梁河了，作为运河的水源，基本上不会再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当时，为了确保运河的水源，除了采取上述工程措施以增加高梁河的水量外，同时还采取了以下一些工程措施。即：将白莲潭改造成为用于调剂运河水量的水柜，也就是在白莲潭的周围筑堤建闸，使白莲潭储存较多的水量，以便在必要时用以济运。史书上所谓“金都于燕，东去潞水五十里，故为闸以节高梁河、白莲潭诸水，以通山东、河北之粟”[24]，指的就是以上所述两方面的工程措施。
二是解决运河比降大的问题。韩玉所开的运河，大致可以分为上、下两段。上段属于引水渠道，其路线走向已如上述，但引水渠道尚未终止，在白莲潭以西，还需要向南开凿一段引水渠道，通向中都城的北护城河（严格地说，该运河本身应自中都城的北护城河开始）。下段则利用原金口运河旧道。金口运河虽然已经堵塞，但河床尚存。韩玉利用金口运河的旧道，使该运河循着旧道一直向东流至通州。由于在向东的途中与高梁河南支（自然河流）相交，因此在交会口建闸，就可以在必要时接受来自北面白莲潭水柜的水源，以补充该运河的水量不足。总之，该运河的路线所在位置，就是原金口运河东段的位置。80多年后，元朝郭守敬循金口运河旧道开凿通惠河时，曾发现金朝的一些水闸遗址就是铁证。
金朝在中都北郊的运河（即高梁河东支）以及后来开通的金口运河，之所以都不能用以通漕，归根结底是由于当地的地形倾斜，河道比降大，难以保持运河的必要水位，无法航行舟船。韩玉深谙其中的因果关系，因此他采取在运河沿途建闸的工程措施，以闸门的启闭来调节运河的水量，使运河分段保持着必要的水位，以便分段行船。当时，在通州至中都约五十里路程的运河上，共“建闸五、六座”[25]。韩玉所建的当是船闸，至元世宗至元年间末郭守敬修建通惠河时，在河底发现一些残存着的闸基，不言可知，当是金朝闸河的遗迹而无疑。因此清朝的史学评论家赵翼说：
京师至通州河闸，本元时郭守敬所开……帝还自上都，过积水潭，见舳舻蔽水，大悦，赐名曰通惠河……然此河不自守敬始。《金史·韩玉传》：泰和中，玉建言开通州潞水漕渠，船运至都。工既成，玉升两阶，是此河实自玉始……守敬建闸，往往得旧时砖石故址，当即（韩）玉遗迹也。盖燕都自金宣宗迁汴后，迨元世祖至元十一年始来都之，其间荒废都已四五十年，旧时河道久已湮没，守敬得其遗址而开浚之，遂独擅其名耳。[26]
暂且不管赵翼的议论是否偏颇，以上引文主要说明：元朝郭守敬设计的通惠河，其主要河段，是与金朝的金口运河以及韩玉设计的闸河，都在同一条线路上。(www.xing528.com)
运河上建闸实施渠化，就可分段行舟，这是在水量小、比降大的河道上解决航行问题的最佳办法，韩玉规划设计的运河，就是一条实施渠化的运河。
当通州至中都的运河开通后，金章宗看到“船运至都”[27]，十分高兴，遂赐名为通济河，并给予为开通该运河做出贡献的韩玉，晋升了两级官阶；协助者乌古论庆寿也得到了重赏。由于该运河多闸，民间都习称它为闸河，而钦赐通济河之名，反而不扬。
当时朝廷非常重视这条闸河，为了维护好闸河中的水闸，于闸河开通后的第二年，特设专职的巡河官，负责管理闸河事宜。
闸河开通后三年［即泰和八年（1208年）］，通州刺史张行信向朝廷奏称：“船自通州入闸，凡十多日方至京师，而官支五日转脚之费。遂增之”[28]。这条史料很重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三方面的情况：其一，闸河开通后，通航状况尚好，直到三年后还在继续使用。其二，规划设计时的航行标准，定为每日十里（通州至中都路程为五十里），故五日可以到达，而实际航行为每日不足五里，故需十多日才能到达。其三，在闸河中航行，十分缓慢，尤其是从通州至中都的重载漕船逆水而行，需要一段段地向上爬行，更是费时又费力。
金朝的漕运情况是，从山东、河北等地运往京师的粮食、物资，一般先运到通州集中贮存（金朝在通州建有许多粮仓），然后陆续地从通州沿着闸河漕运至京师。那么，金朝每年的漕运量是多少？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据《金史》卷二十七《河渠志·漕渠》记载：“世宗大定二十一年，以八月京城储积不广，诏沿河恩献等六州粟百万石运送通州，辇入京师。”可知金朝每年运往京师的粮食当在百万石以上，数量巨大（与北宋时向京师年运粮食六七百万石相比，则少得多）。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时，正值金口运河已经淤塞而闸河尚未修建之时，故从通州至中都须以车运方式送粮，即所谓“辇入京师”。等到闸河建成后，则改用水运方式。如此多的粮食、物资，都是通过闸河运输的，当时闸河运输的繁忙程度以及漕丁役夫们的艰难辛苦也就可想而知了。
闸河的使用寿命大约是十来年，终因高梁河水源不济，出现“或通或塞”[29]的状况，不得不“但以车挽矣”[30]。不久，蒙古军侵金，金宣宗迁都汴京，中都的闸河也就逐渐荒废了。
综上所述，金朝在通州至中都之间曾三次开凿运河。第一次，大约是在金海陵王迁都于中都前后，具体时间不详。运河路线大致循三国时车箱渠东段故道，位置在中都城北郊，即今北京市德胜门外、安定门外迤东一线。后因水源不济而放弃。第二次，是在金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年）。运河路线循中都城的北护城河向东，大致在今北京市长安街以南的新文化街、西绒线胡同、北京火车站一线；改用卢沟河为水源，名曰金口河。因卢沟河暴涨暴落，不仅无法漕运，而且经常决溢成灾，最后不得不加以堵闭、放弃。第三次，开凿运河是在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年），运河的主要河段基本循原来金口运河的路线，特点是沿途设闸，故史称闸河，以玉泉水和高梁河为水源，最终还是因水源不足而未能正常地发挥漕运作用。因此，可以这样说，金朝虽然三次开通中都至通州的运河，但都是因水源问题无法解决而失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