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萧太后运粮河开通的历史背景

（一）契丹（辽）崛起的时代背景

契丹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属东胡系，其祖先是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宇文部落分离出来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魏书·契丹传》。该民族早期生活在今内蒙古东部老哈河和西拉木伦河流域，以畜牧和渔猎为生，人数很少，后来繁衍发展成为包括有八个部落的大部族。契丹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无固定住所，但人强马壮，秉性剽悍，正如《辽史》卷五十九《食货志上》所说：

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以是制胜，所向无前。

历史发展到隋唐时代，契丹族逐渐强盛起来，尤其是在唐朝后期，朝廷国力衰微，对塞外的少数民族无力控制，契丹族得以乘机崛起，并且不断侵犯、骚扰唐朝的边境。到了五代时期，契丹出了一位雄才大略、智勇兼备的领袖人物，名叫耶律阿保机。他自幼胸怀大志，长大后“身长九尺，丰上锐下，目光射人，开弓三百斤”^[1]。907年，35岁的阿保机，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成为契丹部落联盟的可汗。在他的领导下，契丹的社会经济除畜牧业外，农业和纺织、冶铁、煮盐等手工业也得到发展，并且居有定所，改变了原来逐水草游牧的生活方式，使每个小部落既是生产单位，又是军事单位，因此经济上得到很快发展，军事上也更加强大，从而不断以武力拓展领土。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阿保机正式称帝建国，国号契丹。其时，契丹国的疆域为：“东自大海（注：今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西至流沙（注：今甘肃张掖以西沙漠），北绝大漠（注：今外兴安岭）”^[2]，南面则越过长城至今山西、河北的北部。契丹国的建立，将原来处于分散状态的塞外各游牧民族，统一而成一个国家，这对加速北方各游牧、渔猎民族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926年，阿保机在攻灭渤海国（位于今辽、吉、黑三省东部至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的广阔地域）后，病死于扶余城（今吉林省农安县）。

阿保机死后，由次子耶律德光即位，是为太宗。契丹国太宗不断出兵蚕食中原政权的边境，好在当时的中原正值颇有作为的后唐明宗在位，国势强盛，契丹国并未得到多少便宜。明宗去世后，形势急转直下，手握重兵的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意欲篡夺后唐政权，竟以国家领土换取契丹出兵相助。契丹国太宗天显十一年（936年）九月，应石敬瑭之邀，五万契丹军长驱直入后唐国境，在里应外合之下，很快击败毫无准备的后唐军，耶律德光册立石敬瑭为晋帝，石敬瑭率所部直抵后唐都城洛阳，后唐末帝自焚，后唐亡。石敬瑭遂称帝并改国号为晋，史称后晋。石敬瑭为了感谢契丹，按事先协议，把位于河北、山西北部的燕云十六州奉献给契丹，从此大片领土被契丹占领。石敬瑭还向契丹每年贡献绢帛三十万匹，向契丹国称臣，向契丹帝称父，成为历史上无耻的儿皇帝。但是，契丹国并未因此而收敛其侵略中原之心。947年，也就是石敬瑭建立后晋政权后的第十一年，契丹国太宗亲率大军南下，攻陷后晋都城开封，后晋亡，太宗在开封宣布改国号为大辽。是年，辽太宗自开封班师北归，在途中病死于栾城（今河北省栾城县）。其后，辽国历经世宗、穆宗而传到景宗、圣宗时，在杰出的萧太后主政下，使辽国的国势达到鼎盛阶段。

萧太后，名绰，小名燕燕，辽景宗皇后。因景宗即位后一直多病，经常不能临朝主政，而由萧皇后代为主持朝政。据史书记载：

燕燕皇后以女主临朝，国事一决于其手。有关大诛罚、大征讨等要事，均由番、汉诸臣集众共议，皇后裁决，报之帝知而已。^[3](www.xing528.com)

辽景宗在位13年而病逝，其子即位为圣宗，因圣宗年幼，由其母（即萧皇后，此时尊称为承天太后，史称萧太后）继续主持朝政长达27年。其间，她团结番、汉朝臣，任人唯贤；调整社会各阶层关系，解放大批奴婢，编户为民；修改法律，规定官僚子弟犯法等同平民，并亲自审断狱讼，昭雪多年冤案；重视发展生产、减轻赋役，劝课农桑，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关注民情，及时赈济灾害和贫困。因此，在她前后主政四十年间，辽国社会安定，人民富庶，国势强盛。史书上说她“明达治道，闻善必从，故群臣咸尽其忠。习知军政，澶渊之役，亲御戎车，指麾三军，赏罚信明，将士用命”^[4]。由此可知，萧太后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是一位具有经文纬武、治国安民之才的杰出女政治家。^[5]

契丹自立国之日起，就一直觊觎经济、文化均比塞外发达得多的中原地区，及至轻易地取得燕云十六州后，更产生了得陇望蜀之心。于是，凭借其武力，频频南犯。辽圣宗统和四年（即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误认为新继位的辽帝年幼，太后主政是辽国的孱弱时期，应是宋朝以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好机会，于是匆忙派遣大军分东、中、西三路北伐辽国，岂知事与愿违，三路北伐军均遭大败。尤为惋惜的是，西路军统帅之一的杨业（即骁勇善战的历史名将、中国民间十分敬仰的杨老令公），在这次北伐战争中被俘，拒绝劝降，不屈而死，在我国历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呜呼！此战何以会遭如此惨败？笔者认为，萧太后主政之日，正是辽国鼎盛之时。除了当时宋朝情报工作没有做好，致使宋太宗存在误判和轻敌，以及三路北伐军缺乏协调配合、未能形成合力、被辽军乘机各个击破外，另一重要原因是：步兵无法对抗骑兵。尤其是辽国的骑兵，十分剽悍勇猛。其攻也，万骑奔腾而来，势若排山倒海，再加阵阵冲杀，宋军步兵无法抵挡。其退也，风驰电击而去，瞬间踪影消失，唯留滚滚烟尘，宋军步兵难以追击。当时萧太后在南京前线亲自督战，乘此大胜，立即亲率辽军南下，企图一举攻灭北宋。但在宋军的顽强抵抗下未能得逞，才收兵北返。经此一战以后，宋太宗才深刻认识到萧太后并非等闲之辈以及辽国骑兵难以对付的实力。于是完全改变了对辽战略，放弃以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打算，改攻势为守势。

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萧太后再一次亲率辽军大举南下，宋真宗在宰相寇准的再三力请下，也亲率宋军北上迎敌。辽、宋大军相遇于澶渊（今河南省濮阳市），一场生死决战迫在眉睫。也许这场决战由于双方都是御驾亲征，不能不慎重行事，并且各自的后方都有其他因素牵制，均无取胜的把握，加上当时又有人从中牵线联系，因此这场一触即发的决战，竟然戏剧性地在前线演变成一场和谈。结果以宋朝每年向辽方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真宗尊称萧太后为叔母等为条件，达成了两国结为兄弟之国、各守原有疆界、互不侵犯、和平相处的协议。因是在澶渊城下达成这一协定的，故史称澶渊之盟。澶渊之盟开创了辽、宋之间长达100多年的和平、对峙局面，既避免了当地民众遭受战争的苦难，又有利于双方的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以上就是辽国的崛起和发展概况，以及河北地区辽、宋双方长期和平对峙的缘起。

（二）萧太后运粮河开通的现实需要

一千多年前的辽河流域，是北方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尤其是辽河下游一带（今沈阳和辽东半岛北部地方），由于气候比较温润，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是辽朝境内的产粮区。辽朝的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就位于产粮区内。而当时辽朝的南京（今北京市），则是燕云十六州地区的军事重镇，也是辽朝重点经营、辽军南下的前方基地，地位十分重要。在萧太后主持朝政的四十年期间（辽景宗保宁元年至圣宗统和二十七年，即969年至1009年）委派耶律休哥镇守南京，总理南边军政事务。耶律休哥智勇兼备，曾多次击败宋军，为宋军所惧怕。他镇守南京期间，一方面治军修武备，一方面加强政治管理，注意发展城乡生产。《辽史》说他：“休哥均戍兵，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6]。当时的南京城，为辽国南京道治所，“户口三十万（笔者按：道，相当于现在的省。如以每户平均为五人计，则南京城的人口为一百五十万人，在当时来说，诚为特大城市也）；大内（注：即皇宫）壮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集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膏腴蔬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7]。可见当时的南京城，生活所需的各种物资十分丰富，农业和手工业也很发达。由于南京城的居民多、驻军多、僧侣多，加上商业、手工业发达，四方之士云集，粮食消费数量巨大。因此单靠南京道自己境内生产的粮食，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常常要从盛产粮食的东京一带，调运粮食到南京进行接济。当时从东京运粮到南京分两个步骤：先利用大海船从耀州（今辽宁省营口市）渡海运到渤海西岸的北塘（今天津市塘沽以北）；再改用漕船循内河运道至南京。由于当时运粮任务繁重，因此辽朝在南京设置“南京转运使司”^[8]的专门机构，负责调度粮食、物资的转运事宜。

其时，从北塘转运粮食到南京城的水运路线有二：一是入今蓟运河口，循蓟运河北溯至今天津宝坻区（当时尚无宝坻区），再向西北入潞水至潞县（即通州区），再陆运至南京城。这条路线虽有一些自然河道可资利用，但很不理想。因为今蓟运河在历史上就是那条迁徙不定、水流时断时续、弯曲如回肠的鲍丘河。漕船在鲍丘河中航行，不仅速度慢，而且水大时水势汹涌航行有危险，水小时水位过低漕船会搁浅。即使勉强利用，也只能偶尔为之。因此，当时不可能经常利用蓟运河来运粮。二是溯界河（今海河）至今天津市，再溯潞河至潞县，再陆运至南京城。这条运粮路线比较路近顺便，但是在界河中运粮风险太大。因为当时辽、宋之间以今海河为界，处于敌对状态。直至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澶渊之盟后，才转变为和平对峙。在此以前，满载粮食、物资的漕船，是绝对不敢在最前沿的界河中航行的。因此，在这种形势背景下，辽朝廷打算另外开挖一条从今天津直接通向今北京的运粮河，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急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