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为北宋中央的最高财政机构。所谓三司，乃是盐铁、度支、户部的合称。始设于五代后唐长兴元年（930年），当时设置三司使，通掌盐铁、度支、户部事务。北宋建国后，继承三部合而为一的三司制度，有利于统一管理财政、经济、人口、资源方面的事务，设三司使、副使、判官和推官等职官。其中三司使为最高长官，因其总管天下财用和四方贡赋所入，而朝廷又不加干预，故职高权重，通称计相，地位仅次于宰相和枢密使。
由于三司是宋朝财政经济方面的最高决策机构，有关国用方面的一切费用开支，都归口于三司机构统一掌握和审批，所谓“举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会于三司”[93]。因此，机构庞大，官员众多，文牍繁缛。苏辙对三司机构大小事务亲自抓，而没有充分利用下级转运使的现象，很有些看法。他说：
三司者案牍之委也，案牍既积，则吏不得不多，案牍积而吏多，则欺之者众，虽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财，下自郡县而至于转运，转相钩较，足以为不失矣。然世常以转运使为不可独信，故必至于三司而后已。夫苟转运使之不可独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则三司未有不责成于吏者，岂三司之吏则重于转运使欤？故臣以为天下之财，其详可分于转运使，而使三司揽其纲目。[94]
三司也是漕运在中央的主管部门，漕运定额即每年漕运物资的种类、数量等都是由三司确定的，再由下属的漕运机构按照这一定额执行。由于三司是中央机构，高高在上，它所确定的每年漕运物资（包括粮食，以下均同）的种类和数量，是一种年年不变的定额指标，因而存在的问题很多，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既脱离京师实际所需，也脱离各地的实际供应能力。这是因为每年京师消费的物资种类和数量是个变量，而由三司确定的漕运定额，却是年年固定不变，这就造成京师的物资供应不平衡。即有时供过于求，物资大量积剩和浪费；有时，则由于每年的农业收成有地区丰歉之分，丰收地区按漕运定额上供当然不成冋题，但是歉收地区就无力完成上供定额。有些漕运官员为完成定额任务，不顾歉收地区农民的死活，强行按定额征收，致使农民日食糠秕，[95]甚至流离失所，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三司确定的不合理漕运定额制度，直到宋祌宗熙宁年间经王安石变法（即实行均输法）后才得到改变。
北宋在各路（相当于今天的省）设置转运司的常设机构，具体负责各路的财赋征收和粮食、物资的漕运事务。各路转运司受中央三司的领导，因此三司有权对各路转运司发布指令和通报。如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年）十月，由三司拟定通过皇帝下诏云：
国家择方正之士，领漕运之权，其才甚难，所掌尤重，固宜夙夜匪懈，朝夕在公，岂可不守攸司，擅离使部……宜伸约束，以警贪饕。自今诸路转运使，更不得以寿节辄来赴阙；仍不得入献文章。其民间利害及合废置厘革等事，止令实封附递以闻；必须面奏者，即先具事宜入急递闻奏，候朝旨，方得赴阙。[96](www.xing528.com)
这道诏令是针对当时各路转运使，为了一些小事就跑京城的不良风气而发布的，为此三司通过皇帝发出这一通报，加以约束。规定：如必须赴京面奏者，应先写好内容提要送京，得到朝廷同意后才可入京。不过，在七年后的至道三年（997年），宋太宗又下诏要求各路转运使轮流进京面奏和垂询地方情况。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在封建社会是司空见惯的。
此外，三司还负有对各路转运司及其官员的政绩进行考核和奖惩的责任。如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二月的诏令云：
今后，诸路转运使、副（使），如规划得本处场务课利增盈，或更改公私不便之事及除去民间弊病，或躬亲按问雪活冤狱，或就水陆利便搬运粮草不扰于民者，宜令诸道州府军监，候年终件析以闻，若止是点检寻常钱谷公事，别无制置事件，亦仰具状开说，当议比较在任劳绩。[97]
综上所述，三司虽是国家漕运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但它只是通过宏观调控来领导，并不涉及漕运方面的具体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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