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直达法，顾名思义就是从东南六路将粮食、物资直接漕运至京师，不再在淮南进行转般的方式。在唐朝裴耀卿始行转般法以前，秦、汉、晋、隋、初唐时期的漕运均采用直达法。直达法虽然没有转般法先进，弊端亦多，但它不在中途卸货入仓、换船转运，运输程序简单，速度较快，因此在转般法盛行时，直达法也未遭淘汰，一直作为辅助方式在使用，因为有些容易腐烂的鲜货和价值高昂的珍贵物品，不宜采用转般法漕运，而只能采用直达法。
北宋与隋唐等朝有所不同，因其建都于水运交通发达的开封，从东南六路至京师的漕运量空前激增，来往于楚扬运河的漕船特多，而运河的水量却显不足，不得不在真州、扬州和楚州的运河南北两端修建堰埭，用以抬高水位。于是，漕船过堰必须卸货盘坝。这样一来，一方面为实行转般法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却给直达法设置了障碍，这就是北宋前期一直实行转般法，而直达法一度中止的重要原因。到了宋仁宗天圣年间，“发运使方仲荀奏请废真、楚州堰为水闸。自是，东南金、帛、茶、布之类（注：贵重物资），直至京师；惟六路上供（注：粮食等大宗物资）犹循用转般法”[73]。当时在实行转般法的同时，又启用直达法，以漕运不同物资的安排，无疑是十分恰当的。殊不知当时启用直达法，却为后来废止转般法而单行直达法打开了绿灯。
北宋晚期，六贼当道，社会黑暗，一派乌烟瘴气。六贼之首的蔡京，是个彻头彻尾的奸佞之徒。早在宋神宗致力于变法图强之际，刚入仕途的蔡京，装扮成变法的积极分子，赢得了变法派的信任，并顺利得到知开封府的重要官职。神宗死后，高太后听政掌权，司马光等守旧派上台主政，全面否定新法，蔡京就投靠司马光，为废止新法而卖命出力。高太后死后，哲宗亲政复行新法，蔡京又摇身一变而成为恢复新法的干将。哲宗死后，向太后掌权再废新法，恢复旧法。这一次，蔡京虽然被贬官外放，但不久宋徽宗上台，蔡京不仅被很快召回京城，而且一跃坐上了宰相宝座。别人宦途都是险恶莫测，蔡京却是政坛上的不倒翁。究其原因，他具有看风使舵和谄媚讨好的超人本领。可是，当他成为宰相、大权在握时，又一反过去看风使舵、谄媚讨好的惯伎，而行结党拉派、唯我独尊的权术。他与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勘、李彦等人结成死党，把持朝政，架空皇帝，排除异己，无恶不作，因此时人呼为“六贼”。六贼当道之际，政治腐败，国库空虚，只知吃喝玩乐和欣赏艺术的宋徽宗，与蔡京集团沆瀣一气。为了竭天下以自奉，千方百计搜括钱财，竟觊觎国家的盐利，于崇宁二年（1103年）下令改行盐钞法。所谓盐钞法，即将一向由官方专卖的食盐，改由商人经销。“崇宁间，蔡京始变（盐）法，俾商人先输钱请钞，再赴产盐郡授盐，欲囊括四方之钱尽人中都以进羡要”[74]。这一记载的意思是说，规定商人用现款向设于京师、由蔡京集团控制的榷货务买取盐钞（相当于食盐提货单一类的凭证），再凭盐钞至食盐产地提货，运往各地销售。这样一来，国家的盐利都为蔡京集团所控制或占有。
盐利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东南六路转运司从事转般法漕运的经费，就是来源于盐利。转般法漕运制度规定，东南各路的漕船，在淮南的转般仓卸完粮食后，可以利用空船从设于楚州盐城、泰州如皋以及真州、通州等地的国家盐仓，装载食盐回各路销售，其收益的一部分用作漕运事务的开支。转般法之所以能够长期运转，是与利用空船回载食盐的措施分不开的。改行盐钞法后，盐利为蔡京集团所垄断，东南各路的漕运经费来源断绝，使转般法漕运无法维持下去，这是蔡京集团破坏转般法漕运的第一步。
嗣后，发运使胡师文为图谋升官发财，想尽办法取宠蔡京集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发运司用以籴粮调剂上供的数百万缗籴本，谎称“羡余”上交给该集团，果然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一个户部侍郎的肥缺，并且成为蔡京集团的党羽。籴本是转般法赖以运转的根本，没有了籴本犹如人体没有了血液。正如元人马端临所说：“本钱竭矣，本钱既竭，不能增籴，而储积空矣；储积既空，无可代发，而转般无用矣”[75]。胡师文身为主管东南六路漕运工作的发运使，当然知道籴本的重要性，他之所以胆敢釜底抽薪，将籴本上交，必然在事先已揣知蔡京集团意欲废止转般法的打算，所以迎合其意图而为之。这是蔡京集团破坏转般法漕运的第二步。
转般法漕运一再受到破坏，至此已无法继续维持下去。户部尚书曾孝广不得不奏请朝廷改行直达法漕运。崇宁三年（1104年）由蔡京集团把持的朝廷下令：“六路转运司每岁以上供物斛，各于所部用本路人船般运，直达京师，更不转般”[76]。于是，发运司也不再总管东南六路漕运，原有汴船除留少部分外，其余均分拨各路使用。沿用了100多年、曾起到很大作用的转般法被迫结束。
从转般法改行直达法，是我国漕运史上的一大倒退，因为两者相比较，直达法明显不如转般法，其缺点可以列举如下：
首先，直达法没有籴本和代发制度，也就失去了对歉收地区的调剂作用，使歉收地区的农民无法完成上供任务，出现拖欠状况。这样，不仅严重影响京师物资的供需平衡，并且由于京师粮食或物资的短缺，进而引发诸如物价飞涨、人心浮动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其次，没有了盐利，各路州县也就缺乏漕运经费，具体操作漕运的吏卒，不仅毫无工作积极性，并且满肚子都是怨恨，于是“纲运阻于重江，吏卒并缘为奸”[77]，成为普遍的现象。就是说，在漫长的漕运途中，吏卒互相勾结，将官粮边吃边盗卖，等到一船的粮食吃光、卖光后，就把船只凿沉，人逃之夭夭。地方官员上报时，则称途中出了舟沉人亡的运输事故，由于无从核实，这种盗粮毁船事件，往往不了了之。还有记载说：“毁舟盗卖充日食，而败舟亡卒处处有之，转为盗贼不可胜计，其为害非细也”[78]。就是说，实行直达法后，由于漕运人员既劳累而生计又无着落，被逼成为盗贼者不可胜数。(www.xing528.com)
再次，原在真州、扬州和楚州运河上的堰埭，早在北宋中期（真宗、仁宋、神宗时期）已经陆续改建为水闸或船闸，为了蓄水以保持运河有足够的水位，对于这些水闸均有定期启闭的管理制度，即“三日一启闸，复作澳储水”[79]。过去实行转般法时，漕船分段航行，水闸启闭有节，可使运河保持足够的水位。改行直达法后，漕船频繁通过水闸，使水闸启闭失控，无法保持运河有足够的水位，造成“河道日益浅涩”[80]，严重影响通航。
最后，直达法从南到北，一以贯之，尤其是江南西路和荆湖南、北路的漕船，长途跋涉，旷日持久，舟人在途中不堪劳累重负，且思家心切，因而“舟人逃散、舟亦随毁”[81]的现象时有发生；加上南方人不熟悉北方河道的水性，发生舟沉、人亡、物损的事故屡见不鲜。总之，在唐朝裴耀卿改革漕运、创行转般法之前的一系列问题又在北宋重新出现。
由于直达法有如此多的缺点，因此许多官员都对废除转般法改行直达法的做法提出非议，尤其是一些负责漕运工作的官员，纷纷上书要求恢复转般法漕运制度。宋徽宗被迫派遣谭稹调查此事，谭稹经实地调查后上书奏报说：“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转般仓之本意，一以备中都缓急，二以防漕渠阻节，三则纲船装发、资次运行更无虚日。自其法废，河道日益浅涩，遂致中都粮储不继。淮南三转般仓不可不复。乞自泗州为始，次及真、楚，既有瓦木，顺流而下，不甚劳费。俟岁丰计置储蓄，立法转般”[82]。原来，在政和二年（1112年），已经拆毁转般诸仓，[83]所以谭稹在奏报中请求恢复在淮南的三处转般仓，先恢复泗州仓，用船载瓦、木顺流而下，再依次恢复真、楚二州两仓。待丰收之年，储粮于仓中，复行转般法。
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二月，淮南路转运判官向子諲也向朝廷奏报说：“转般之法，寓平籴之意，江、湖有米则可籴于真（州），两浙有米则可籴于扬（州），宿（州）、亳（州）有麦则可籴于泗（州）。坐视六路丰歉，间有不登之处则以钱折斛，发运司得以斡旋之，不独无岁额不足之忧，亦可宽民力”[84]。其他还有江西转运副使张根，也奏请朝廷“尽以盐额还漕司，籴本钱还发运司”[85]。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江西转运判官萧序辰奏报道：“自行直达，道里既远，情弊尤多。如大江东西、荆湖南北，有终岁不能行一运者，有押米万石而欠七八千石者，有抛失舟船、兵梢逃散而十不存一二者；（甚）至有一路漕司不自置舟船，截留他路回纲，尤为不便”[86]。
在以上这种形势压力下，醉生梦死的宋徽宗不能再无动于衷，于宣和六年（1124年）下诏云：“以无额上供钱物并六路旧入发斛斗钱储为籴本，别降三百万贯付卢宗原，将湖南所起年额并随正额，预起抛欠斛斗于转般仓下卸却，将已卸均籴斗斛转运上京，所有直达候转般斛斗有次第日，罢之”[87]。就是说，朝廷决定恢复转般法以取代直达法，并安排了一些具体的实施措施。但是，据生活在该时代的杨时说：“自（盐）钞法行，盐课悉归榷货务，诸路一无所得，漕计日已不给，今又敛取之，非出漕臣之家，亦取诸民而已。民力困敝，徒为纷纷，无补于事”[88]。可见，当时朝廷所安排的措施，却是“取之诸路”[89]，实属剜肉补疮之举。由于当时的宋徽宗和蔡京集团丝毫没有收敛其贪婪享乐之心，不肯放弃占有国家盐利和转般法籴本的既得利益，因此根本不可能恢复转般法漕运。所谓诏令措置以转般法取代直达法云云，只是在朝野一片非议声的压力下，故作姿态，欺骗舆论而已。
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金兵大举南下，兵锋直指京师开封。惊慌失措的宋徽宗，在半夜出逃江南之前，匆忙传位于太子，是为钦宗。太学生陈东率先上书要求对祸国殃民的六贼治罪：六贼“误我国家，离我民心，天下困敝”，要求立即“擒此六贼，肆诸市朝，传旨四方，以谢天下”[90]。当时群情激愤，钦宗被迫接受。结果，除蔡京病死于南逃途中外，其余五贼均被诛杀，一时人心大快。当时以兵部侍郎李纲为首的抗战派，决心坚守京城，积极备战，急需储存粮食和各种物资。于是在靖康元年（1126年）下令：“东南六路上供额斛，除淮南、两浙依旧直达外，江、湖等四路并措置转般”[91]。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为求快速运粮，按路途远近，分别采用直达法和转般法，这一决策无疑是正确的、恰当的。但是，这时金兵已临城下，一切都已晚了。
综上所述，在北宋实行的三种漕运方式中，转般法的实行时间最长。均输法则是在转般法基础上增加京师物资情报内容构成，因而可以视之为转般法的改进形式，是以上三种漕运方式最为完善的一种。只是由于当时朝廷中存在着政治上派系激烈斗争，以及均输法执行者变着手法从中渔利，残酷剥削农民，引起正直朝官的强烈不满，不断上书揭露重重黑幕等原因，而最终未能继续实行下去。直达法是古老的传统运输方式，在短距离的漕运中有其快速、简便等优势，而不宜用于长距离的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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