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转般法，简言之就是分段运输。从江南地区漕运粮食、物资到京师，要经过江南运河（或长江）、楚扬运河（即邗沟）和汴河等水道。由于各条水道的水位和通航状况有差异，尤其是汴河，因其水源来自黄河，每年的通航时间从四月至十月，仅半年时间；而江南运河、长江、楚扬运河等则可全年通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实行分段运输，则就必须在漕运途中停航等候，浪费很多时间。另外，楚扬运河因地形关系，在南端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市）、扬州和北端楚州（今江苏省淮安市）的运河上都建有堰埭，漕船经过时需要卸货盘坝，这在客观上也需要分段运输，即实行转般法漕运。
转般法漕运嚆矢于前代，最早可上溯至北魏时期。《魏书》卷一百十《食货志》记载说：
自徐、扬内附之后，仍世经略江淮，于是转运中州以实边镇，百姓疲于道路……有司又请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乃于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每军国有须，应机漕引，自此费、役微省。
这是利用在河边置仓中转，进行分段漕运的较早记录。隋炀帝开通南北大运河后，因运输路线过长，无法直达，受北魏漕运方式的启发，在水道衔接的关键之处，设置仓库，以便中转。到了唐朝，先是裴耀卿改革漕运，创转般法，实行分段运输。后经刘晏进一步的改革，使转般法的分段运输更加合理、安全，效率也有了提高；并且扩大了转般仓的功能，除了用以漕运中转外，又用以稔时增籴而备歉时供漕之需；此外，还利用盐利收入偿付漕运开支等。这些改革，使转般法进一步得到充实和完善。
北宋时东南地区的漕运，一开始就沿用唐朝的转般法，因当时的漕运范围仅限于淮南地区，漕运量较小，因此实行转般法只是停留在分段运输的形式上。随着江南地区陆续纳入宋朝版图，漕运范围不断扩大，东南地区的漕运量也猛增至岁运四百万石。淳化年间，宋太宗任命杨允恭为江淮两浙大发运（即后来的发运使），主持东南地区的漕运工作。杨允恭以唐朝刘晏实施的转般法与北宋东南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确立了宋朝转般法漕运制度。规定当时东南地区的漕运方式为：“江浙所运止于淮泗，由淮泗输京师”[35]。也就是说，将东南漕运路线分为两段，先使用江船从江南运至淮南的楚州或泗州，再改用汴船运至京师。不久，又将转般法漕运扩大到包括荆湖南北地区（今湖南、湖北）的东南六路范围：“凡水运，自江淮、南剑、两浙、荆湖南、北路，运每岁租籴至真、扬、楚、泗州，置转般仓受纳，分调舟船，计纲溯流入汴，至京师”[36]。就是说，东南六路的漕运路线分成三段，最南一段循江南运河或长江运至真州或扬州，真、扬二州位于楚扬运河南端的长江边，各设有转般仓，用以转运。中间一段循楚扬运河运至楚州或泗州，楚、泗两州位于楚扬运河北端的淮河边，也各设有转般仓。北宋时，在真、扬、楚、泗四州设置转般仓共七处，三处在真州和泗州，四处在扬州和楚州，其中扬州仓三百余间可储米百万石，泗州则有南、北仓，共储粮一百零五万石。[37]转般仓的具体分工为：真州转般仓，主要储存来自江南东、西路和荆湖南、北路的粮和物；扬州转般仓，主要储存来自两浙地区的粮和物；楚州转般仓，主要储存来自淮南东路地区的粮和物；泗州转般仓，主要储存来自淮南西路地区的粮和物。有了转般仓，就可方便地实行分段运输，使运往京师的全年漕运量，能够压缩在汴河可以通航的半年时间内，通过汴河运至京师。杨允恭还受唐朝刘晏以盐利作为漕运开支的启发，规定东南六路可以利用卸粮后的空船，装运食盐运回各路州县，以所得盐利偿付漕运开支。这一招，大大地调动了各路从事漕运工作的积极性。因此，经过杨允恭改革后的下一年，就取得了良好效果。据记载：“行之一岁，上供者六百万石”[38]，从改革前的岁运四百万石，增至六百万石，增长率达33%。
杨允恭的改革，虽然确立了北宋转般法漕运制度，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毕竟是初步的，还存在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诸如，东南六路漕运系统的组织管理不完善，发运使无权监督各路转运使的工作，上下不能形成一股劲；尤其是，当时的漕运指标和上供物资品种、内容，都由朝廷的三司使确定，有时与各路的实际供应能力完全脱节，一旦遇到水、旱灾情，农业歉收时，发运使因无权进行调整或灵活处置，往往造成十分被动的局面。
随着东南六路每年六百万石漕运定额的确定，漕运任务越来越重，而下面执行机构的组织管理工作和应急措施又未跟上，严重影响了漕运任务的完成。例如，在仁宗时期曾出现过朝野两难的局面。先是在天圣四年（1026年），由于基层漕官为了完成漕运定额，无视百姓的苦难，在一些农业歉收地区强行征收漕粮，以致造成“荆湖、江淮州县和籴上供，小民缺食”[39]的局面。到了庆历年间（1041～1048年），由于江淮一带连年收成不好，农民缺粮，无力上供，因而出现了“江淮岁漕不给，京师乏军储”的严峻状况。就在这朝野面临严重困难之际，参知政事范仲淹向宋仁宗竭力推荐曾任三门发运判官的许元，出任江淮制置发运判官一职，主持东南六路的漕运工作。许元官阶低微，但办事很有信心和魄力。他受命后表态说：“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师者吾不信也。”[40]到任后，他大刀阔斧地对东南六路漕运工作进行了整顿和改革，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www.xing528.com)
一是利用已有的转般仓，将平籴措施运用于漕运工作中。其具体做法是，向朝廷预支一笔钱币，作为东南六路发运使司的籴本，每年派人到丰收地区，以较低的价格籴进大批粮食，储存在各地的转般仓备用，即“江南不稔，则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则取之淮南”[41]，使诸仓常有数年之积。每当歉收之年或歉收地区无法完成上供定额时，就动用转般仓内的备用粮发为漕运，称为“代发”；然后将代发的粮食数折合成钱银，再加上水脚运费，由被代发的地区交纳，称为“额斛”。这样，既保证每年六百万石的漕运定额如数完成，又有余粮可用以不时之需，也就是史书所说的“岁必六百万，而常余百万，以备非常”[42]。许元所实施的“代发”和“额斛”办法，充分起到了丰收与歉收年分之间或地区之间的调剂作用，从而保障了朝廷每年六百万石粮食的需求，也缓解了歉收年份或歉收地区的供需矛盾。
二是整顿了东南六路漕运管理系统的混乱局面，改善了发运使与各路转运使之间的不协调关系。宋初，在各路（相当于今之省）设转运使司，负责本路的财赋和漕运粮、物的征收、输送事务，而以淮南路转运使兼管东南六路的转般漕运工作。由于淮南路转运使与其他五路转运使平级，虽有朝廷赋予的兼管发运之职，却无监督、协调其他五路之权，工作十分被动和困难。及至太宗淳化四年（993年），杨允恭出任统管东南六路漕运和盐、茶、捕贼之事的江淮两浙大发运，这是东南六路发运使司创设之始，“发运司其制始于淳化”[43]。真宗大中祥符初，改江淮两浙大发运之名，置江淮两浙发运司，其职责是统管东南六路漕运，将来自各路的粮食、物资进行仓储，并组织船队漕运至京师。发运司设有发运使、副使、判官等官员，驻地在真州，其中发运副使一员驻泗州，负责组织汴船的漕运事宜。但是真宗在位二十多年期间，发运司这一机构，设后又废，废了再设，多次反复。仁宗即位后，恢复设置发运司，并且加强了发运使的权力。由发运使统领东南六路的转般漕运，集中调度、使用各路漕船，组成“团纲”向京师运送粮食、物资。自此，东南六路漕运之事“不复委各路，独发运使专其任”[44]。这样一来，发运使俨然成为各路转运使的顶头上司，完全剥夺了各路转运使的自主权，引起各路转运使的消极对抗，在各个方面不予主动配合，还将各种大小事务都推给发运使去做，致使发运使事务纷繁，难以应付，严重影响东南六路漕运任务的完成。而肩负着每年六百万石漕运任务压力的发运使，不得不取消了汴船冬休的惯例，强令汴船漕卒参与江运，由此引发了汴船沉没、漕卒溺亡、粮物损失等诸多事故以及漕卒的怠工和逃亡现象，使整个东南六路漕运系统处于混乱状态。
许元到任后，有针对性地纠正了过去一些矫枉过正的做法，明确了发运使与各路转运使之间的分工和权限，增强了各路转运使的自主权和相互配合作用，使之上下同心，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其具体的措施是：奏准恢复原来的管理制度，各路漕运仍由各路转运使负责。恢复汴船冬休制度，规定汴船不入江，冬季汴河冰冻期间，漕卒回籍休养生息。还规定各路漕船在指定的转般仓卸粮后，可以利用空船载盐返回各路州县，以盐利补偿漕运开支。由于做到了“诸州虽有所费，亦有盐以偿之”[45]，大大地调动了各路从事漕运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上下配合很是协调、顺利。
总之，经过许元的整顿和改革，扭转了原来东南六路漕运组织管理的混乱状况，增强了发运使统领全域和调动各路力量进行积极配合的作用，稳定了东南六路转般法漕运的正常运转，从而达到不论在丰收或歉收的情况下，都能保证每年六百万石漕粮按时到京。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欧阳修对此有很高的评价：“修前人久废之职，补京师匮乏之供，为之六年，厥绩大着”[46]。
综上所述，北宋实施了100多年的转般法，是在宋初简单继承和沿袭唐朝的形式后，经过杨允恭和许元的改革、完善，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先是将盐利与漕运挂钩，极大地调动了东南各路州县和漕运人员的积极性；继而又将平籴措施融入其中，在年成好坏和地区丰歉之间进行了有效的调剂，使转般法漕运方式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并富有北宋时代的特色。北宋转般法的实施，既保证了东南六路每年六百万石漕运定额的按时完成和超额完成，又缓解了农业歉收地区无粮上供而引发的供需矛盾。因此，宋人纷纷给予高度赞扬：“故公私俱宽，而中都不乏，最为良法也。”[47]
北宋向来积弱，加上边患频仍，强敌压境，而在风雨飘摇中能支撑160余年，并且始终保持着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和繁荣，这是与得到东南六路财赋的源源不断的支持密不可分的，而其中转般法漕运的实施功不可没，这也是转般法漕运所起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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