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开国之初，一切简朴，开支不大。“京师岁费有限，漕事尚简”[7]。太祖开宝五年（972年），曾“率汴、蔡两河公私船，运江淮米数十万石以给兵食”[8]。当时，不仅漕运数量有限，而且因江南地区尚未纳入版图，漕运范围也只局限于长江以北地区，所谓“方隅未一，京师储廪仰给，唯京西、京东数路而已……岁漕百余万石”[9]。
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割据江南的吴越王钱俶献地称臣，将盛产粮食的太湖流域地区奉献给了宋朝。自此以后，不仅漕运范围扩大到江南地区，而且漕运量大幅度激增。“太平兴国初，两浙既献地，岁运米四百万石”[10]。从原先的百余万石猛增至四百万石，增长率达到170%，一下子就平了唐朝漕运量的最高纪录。[11]
朝廷鉴于从各地运至开封的粮食愈来愈多，而漕运量并无定额标准，不易掌握具体数量，于是在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对汴河、黄河、惠民河和广济河四条通向京师的漕路制定了不同的漕运定额，规定“汴河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石、菽一百万石；黄河岁运粟五十万石、菽三十万石；惠民河岁运粟四十万石、菽二十万石；广济河岁运粟十二万石；凡五百五十万石。非水旱蠲放民租未尝不及其数”[12]。上述引文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说，所规定的岁运定额除非遇到水灾旱灾，一般都须如数完成。同时，还进一步规定“淮南、江南东西、荆湖南北、两浙等六路粮菽由汴河运京；陕西诸州粟菽由黄河运京；陈、颍、许、蔡、光、寿等州之粟、帛由惠民河运京；京东十七州之粟、帛，由广济河运京”[13]。
上述定额指标可谓不低，黄河、惠民河、广济河三条漕路要如数完成这一定额十分吃力，但由于汴河所完成的漕运量呈直线上升之势，因此上述岁运五百五十万石的定额不久就被突破。太宗“至道初，汴河运米五百八十万石”[14]。仅汴河一条漕路的漕运量，就超过了四条漕路的总定额。如再加上其他三条漕路完成的漕运量，则超额更多。说明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所订漕路定额中的汴河岁运定额，还是大有潜力可挖，因此于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对汴河的岁运定额进行了调整。“景德中，发运使李溥奏立年额，诏岁以六百万石为定，有灾即申乞减数，至今以为常”[15]。这六百万石的岁运定额，是根据至道二年（996年）至景德二年（1005年）最近十年间的汴河漕运量，酌中取一年之数而确定的。[16]由于确定的方法比较合理，数额也大致符合汴河运力的实际情况，因此“永为定制”[17]。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也说：“发运司岁供京师米，以六百万石为额”[18]。当时东南六路地区的六百万石漕粮，在各路的定额分配大致是：淮南一百三十万石，江南东路九十九万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一万石，荆湖南路六十五万石，荆湖北路三十五万石，两浙路一百五十万石。[19]以上定额仅是指粮食一项而言，此外，还有从东南各地漕运物资的定额。因此宋仁宗康定年间的知制诰富弼说：“伏思朝廷用度，如军食、币、帛、茶、盐、泉货、金、铜、铅、铁，以至羽毛、胶漆，尽出此九道（按：指东南六路外，另加福建、广南东、西路，共九路）。朝廷所以能安然天下而不匮者，得此九道供给使之然尔。”[20]
上述在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确定的六百万石汴河岁运定额，只过了一两年就被汴河实际完成的漕运量所突破。据记载，真宗“大中祥符初，至七百万石”[21]。如果在汴河完成的数字上，再加其他三条漕路的漕运量，则每年总漕运量当在八百万石以上。不过，汴河岁运七百万石还不是北宋汴河岁运量的最高纪录。真宗时，“江淮制置发运使薛奎，开扬州河、废三堰，以便漕船，岁以八百万石食京师，其后罕及其多”[22]。40余年后，仁宗嘉祐年间，孙长卿任江淮荆浙六路发运使时，也曾使汴河岁运达到八百万石粮食，由于漕运量大，招致了一些朝官的议论，认为孙长卿是在有意显耀成绩，以此向朝廷邀功。孙长卿理直气壮地解释说：他之所以岁漕八百万石粮食，是乘年成好多储存些粮，以备荒年的不足。[23]上述真宗和仁宗时期，先后两次创造汴河岁运八百万石粮食的纪录，如果再加上其他漕路的漕运量，则这两次的年漕运量至少是在八百万石以上。这是北宋漕运量的最高纪录，也是我国漕运史上罕见的岁漕数字，表明了北宋漕运事业的突出成就。
汴河创造的岁运八百万石的破天荒纪录，只是少数年份的情况，事实上因受到收获年成好坏、河道畅通与否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不可能长年保持如此高额的漕运量，所以当时汴河的漕运定额，并未因出现八百万石的实际完成量而再度向上调整，仍然维持在每年六百万石的水平。可叹的是，汴河的漕运量虽然在不断上升，其他漕路的漕运量却在不断下降，而黄河和广济河，则因种种原因先后停止了向京师的漕运。如以黄河为例来说，在真宗大中祥符以后，黄河接连发生决口，泛滥的河水经常淤塞汴口，朝廷为疏治汴口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所费与黄河所完成的漕运量相比，实属得不偿失；加上当时宋朝与西夏之间又爆发了战争，西北前线急需军粮，因此朝廷决定将陕西的粟、菽，就近作为军粮用于西北战事，逐步减少了黄河向京师的漕运，到了仁宗嘉祐年间，则完全停止了黄河的漕运。因此当时对京师的漕路只剩汴河、惠民河和广济河三条。《宋史》卷一百七十五《食货志·漕运》说：“自是，岁漕三河而已。”指的就是宋仁宗嘉祐年间停止黄河向京师漕运以后的情况。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三条漕路的漕运量分别为：“汴河五百七十五万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万七千石，广济河七十四万石；又漕金、帛、缗銭入左藏、内藏库者，总其数为一千一百七十三万石。”[24]但是，上述三河所运粮食，真正运至京师输入太仓的只是汴河一条漕路而已。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时任宣徽南院使、判应天府的三朝重臣张方平，曾就三河的实际漕运情况向神宗奏报称：
国家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运，自后定立上供年额，汴河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广济河所运多是杂色粟豆，但充口食、马料；惠民河所运，止给太康、咸平、尉氏等县军粮而已；唯汴河所运，一色粳米，相兼小麦，此乃太仓蓄积之实。近岁巳罢广济河，而惠民河所运不入太仓，大众之命，唯汴河是赖。[25]
综上所述，北宋的漕运成绩十分突出，年漕运量最高时达八百多万石，其中汴河的年漕运量就高达八百万石，创历史之最，在我国漕运史上写就了辉煌的一页。究其所以然，不外乎有如下几方面的因素：(www.xing528.com)
其一，江南富饶，有足够的粮食、物资可供漕运。北宋时的东南一带，尤其是太湖流域地区，社会经济繁荣，农业生产发达。其中环太湖的苏、松、湖、秀、常五州，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河道纵横交错，漾泊星罗棋布，水利灌溉条件十分优越。加上气候温暖，雨量适中，庄稼一年两熟。“吴中地沃而物伙，稼则刈麦种禾，一岁再熟，稻有早晚”[26]。当地人又刻苦勤劳，普遍实行精耕细作，单位面积的产量很高，如苏州一带，普通年成每亩平均产米三石，[27]若逢好年成，产量还要高些。因此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流传于世。
江南地区除种植稻、麦等粮食作物外，还大量种植经济作物，如桑、茶、苎麻、芝麻、油菜以及各种瓜果蔬菜等。其中的柑橘，两浙路的苏州、台州和温州，多专业种植户，经营着大片的果园，产量尤多。因为种植柑橘比种田的经济收益要高，有文献记载说：“凡桔一亩，比种田一亩利多数倍”[28]。江南地区的妇女普遍从事养蚕和丝织手工业，盛产绢、绫、罗、绸等丝织品。这些丝织品可作为向朝廷的上供物资，也可在市场上出售换取钱币。养蚕、织绢，是江南地区传统的副业，历史悠久，从业人员多，因为它的经济收益较高。有文献记载说：“十口之家养蚕十箔，每箔得茧十一二斤，每斤取丝一两三钱，每五两丝可织绢一匹，每一匹绢可易米一石四斗，绢与米价常相侔也。以此岁计衣食之给，极有准的也。”[29]从这一宋人记载可知，一般养蚕十箔所得，就可解决十口之家的衣食生计，可见养蚕、织绢经济收益之一斑。江南地区多水域，盛产鱼虾菱藕，副业生产丰富多样。除了自然水域产鱼外，人工养殖业也十分发达。有文献记载说：“会稽、诸暨以南，大家（按：指大户人家）都凿池养鱼为业。每春初，江州贩鱼苗者，买后施于池中，辄以万计。方为鱼苗时，饲以粉；稍大饲以糠；久则饲以草，明年卖以输田赋，至数十百缗。”[30]由于池塘养鱼经济收益颇丰，因此挖池养殖为业者，不只是盛行于绍兴、诸暨一带，而是遍及整个两浙地区。北宋人范镇说：“凿池塘养鱼苗，一年而卖鱼……岁入多则数千缗，其少者亦不减数十”[31]。说明池塘养鱼的经济收益是很可观的。
江南地区虽然多丘陵山地，但一般海拔不高，山间还广泛分布着宽阔的河谷平地，大多已经开发为耕地。山坡上遍布竹林，竹为用途广泛的建筑材料和手工艺品材料。还生长着许多种草本药材，采药材卖钱是一项传统的经济收入。山间地下又多蕴藏着诸如铜、铅、锌等稀有金属矿产。北宋时期，江南地区的采矿业和冶铸业都很发达，国家钱币大多是在江南地区铸造的。
总之，江南地区自然条件优越，资源和物产丰饶。民性勤劳智慧，从业范围宽广。加上自东晋以来，商品经济远较北方发达，因而社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比较富庶，有较多的粮食和物资可供漕运。
其二，发达的水运交通，为漕运量的不断攀升提供了必要条件。京师开封位于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有黄河、汴河、广济河、惠民河和御河等水道成放射状通向四面八方，而开封正好位于水道网的放射中心。其中，黄河来自西方，可漕关中地区粟、菽；广济河通向东方，可漕京东十七州的粟、菽；惠民河通向京西南地区，可漕陈、颍、许、蔡、光、寿等州的粟、菽；汴河通向东南地区，可漕淮南、江南、荆湖等六路地区的米和麦。为了确保各条漕路的畅通，北宋朝廷不惜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各条漕路进行疏浚治理。尤其是对汴河，设有专门机构并有一套严格的疏浚、养护制度，进行定期或临时突击性的疏治工作。在这几条漕路中，因汴河通向当时最富饶的江南地区，漕运量占总运量的90%以上，因此地位最为重要，有“汴河之于京城，乃是建国之本”[32]的说法。北宋漕运的辉煌成就，与水运交通的发达息息相关，尤其与汴河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北宋大臣张洎有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
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并萃京师，悉集七亡国之士民于辇下，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甸服时，有水旱不致艰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注：即广济）、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会天邑，舳舻相接，赡给公私，所以无匮乏。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33]
其三，北宋朝廷自始至终把漕运工作放在首要地位。不遗余力地改进漕运方式，完善漕运制度和加强漕运管理，使漕运效率不断提高，漕运量也随之不断增加（详见以下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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