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建都于开封，号称汴京或东京。开封虽有五代四朝建都的基础，但其地处豫东大平原，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所谓“开封地平，四出诸道辐辏，无名山大川之限……故其地利战，自古号为战场”[1]。北宋建国之初，选择这么一个四面受敌的地方作为建都之地，古今不少学者认为是考虑欠周，筹划失策。其实，当初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决定不步汉唐后尘，舍形势险要的长安与洛阳，而取开封作为建都之地。这主要是根据政治需要和经济环境而作出这个决定的。
就当时的政治需要而言，是为了“惩唐季、五代藩镇之祸，蓄兵京师；以成强干弱枝之势，故于兵食为重”[2]。就是说，北宋集兵权于朝廷、驻重兵于京师的出发点，并非因开封地势平坦、无险可守，而是出于吸取中唐以后各地藩镇拥兵自重、枝强干弱、最终唐朝被藩镇所灭的历史教训，因此反其道而为之，使之形成强干弱枝的态势。换言之，即使宋朝当初选择有险可守的洛阳或长安为建都之地，还是要贯彻蓄兵于京师这一既定战略方针的。
就当时的经济环境而言，由于京师驻有重兵，加上中央官僚机构庞大繁冗，需要大量的粮食、物资供给消费。而北方地区自唐末以来，战乱频仍，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早已不具备向京师源源不断提供粮食、物资的条件。如果步汉、唐后尘，选择位于北方西部地区并以陈旧残破的长安或洛阳为建都之地，则必将陷于供应困难、给养不济的窘境。而开封，就具备长安、洛阳等故都所没有的优越条件。开封除了业经五代四朝建都的经营，已初具都城规模外；还有它地处诸河会聚的水运交通中心，漕运十分方便。所谓“无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诸水参贯，巾车错轂，蹄踵交道，舳舻衔尾，千里不绝，四通五达之郊也”[3]。加上距离东南富饶地区又较近便，可以利用贯通南北的楚扬运河和汴河漕运淮南、江南、两浙、荆湖六路地区的大量粮食和物资，以满足京师的消费需要。这是攸关国家存亡的大事，也是北宋建都于开封的主要原因。正如经历过仁宗、英宗、神宗的三朝元老张方平所说：“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大半待饱于军梢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汴河之于京城，乃是建国之本，大众之命，惟汴河是赖。”[4]宋哲宗时期的翰林学士范祖禹说得更为直率：“国家建都于汴，实就漕挽东南之利”[5]。还有一则故事更能说明问题：宋初，太祖赵匡胤视察洛阳，见其形势险要，不觉心动，意欲迁都洛阳，后因考虑到漕运不便而作罢。据司马光《涑水纪闻》记载：“太祖幸西京，将近都，群臣不欲留，时节度使李怀忠乘间谏曰：东京有汴渠之漕，坐致江南之粟四、五十万石，以赡百万之军。陛下居此将安取之？军府重兵皆在东京，陛下谁与此处乎？上乃还。”[6](www.xing528.com)
总之，北宋建都于开封，是为了便于漕运，能够更多、更快、更易、更省地攫取东南富饶地区的粮食和物资，以供养京师庞大的官僚机构和禁军。因此，终北宋之世，不遗余力地疏治漕运河道，使之保持畅通；不断改进漕运方式，力求提高运输效率；不断完善漕运制度和强化漕运管理机构，使漕运保持着顺利运转和持续发展之势，从而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突出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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