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提到，宋太宗即位后，曾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和雍熙三年（986年）先后两次伐辽，以期夺回被后晋石敬瑭奉送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前一次北伐，太宗御驾亲征；后一次北伐，出动兵力数十万，分三路进攻，相约会师于幽州（今北京市）。但是这两次北伐，均遭到大败。辽国的骑兵十分剽悍勇猛。以宋军的步兵来对抗辽国的骑兵，在一马平川的河北地区，吃亏多而便宜少。加上两次北伐，财政经济方面消耗太多，需要重新充实国库，于是被迫调整对辽政策，由原来的战略攻势改为战略守势。但辽国却乘机对北宋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势。先是占领了原属宋朝控制的涿州（今河北省涿州市）和易州（今河北省易县）等战略要地；继又攻陷邢州（今河北省邢台市）、深州（今河北省深州市）、束城（今河北省河间市东北）、文安（今河北省文安县）等重镇。当时北宋朝廷对于辽军的频频南侵，束手无策。有的官员主张放弃无险可守的前线小城，后撤至可以防守的若干重镇。时任沧州知州（刺史）的何承矩，反对南撤退却，力主固守以巨马河（白沟河）和界河（今海河）为界线的两国实际控制线，并向朝廷进献方田之策。据《宋史》卷二百七十三《何承矩传》记载：
若于顺安寨西，开易河蒲口，导水东注于海，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七十里，资其陂泽，筑堤贮水为屯田，可以遏敌骑之奔逸。俟期岁间关南诸泊悉壅阗，即播为稻田，其缘边州军，临塘水者止留守城军士，不烦发兵广戍，收地利以实边，设险固以防塞。春夏课农，秋冬习武，休息民力，以助国经，如此数年，将见彼弱我强，彼劳我逸，此御边之要策也。
所谓方田之策，就是利用河北边防前线一带众多的淀泊和洼地，灌水为稻田，潴水为淀泊，并在其间开凿运河连通，组成一条东西向的水上防线，以阻止辽国骑兵的南下。这一建议，正符合宋太宗既怕辽军南侵，又不愿弃土后撤的心意，当即采纳。并下诏曰：
戎人胜则深入，败则逃窜，固不可与力战也。又皆骑兵，利于平陆，驰逐往来，难以羁制，固不可以追奔也。若弃小域，就大镇，但屯兵于镇、定、瀛、莫（诸州），其沿边城寨必苦寇抄，固不可以分兵也。攸久之谋在于设险。朕今立法，令沿边作方田，量地理之远近，列置寨栅，此可以限其戎马而利于我之步兵。[192]
太宗淳化四年（993年），水上防线初步建成。《宋史》卷九十五《河渠志·塘泺》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东起沧州界拒海岸黑龙港，西至乾宁军（注：今河北省青县），沿永济河（注：即御河，也即隋唐时代的永济渠）合破船淀、灰淀、方淀为一水，衡广一百二十里，纵九十里至一百三十里，其深五尺。
东起乾宁军（注：接上段防线之尾），西至信安军（注：今河北省霸州市信安镇）永济渠为一水，西合鹅巢淀、陈人淀、燕丹淀、大光淀、孟宗淀为一水，衡广一百二十里，纵三十里或五十里，其深丈余或六尺。
东起信安军永济渠（注：接上段之尾）西至霸州（注：今河北省霸州市）莫金口，合水汶淀、得胜淀、下光淀、小兰淀、李子淀、大兰淀为一水，衡广七十里，纵十五里或六里，其深六尺或七尺。
东北起霸州莫金口（注：接上段之尾），西南至保定军（注：今河北省文安县新镇）父母寨，合粮料淀、回淀为一水，衡广二十七里，纵八里，其深六尺。
东南起保安军（注：接上段之尾），西北至雄州（注：今河北省雄县），合百世淀、黑羊淀、小莲花淀为一水，衡广六十里，纵二十五里或十里，其深八尺或九尺。
东起雄州（注：接上段之尾），西至顺安军（注：今河北省高阳县），合大莲花淀、洛阳淀、牛横淀、康池淀、畴淀、白羊淀为一水，衡广七十里，纵三十里或四十五里，其深一丈或六尺或七尺。
东起顺安军（注：接上段）西边吴淀，至保州（注：今河北省保定市），合齐女淀、劳淀为一水，衡广三十余里，纵百五十里，其深一丈三尺或一丈。
自保州西（注：接上段），合鸡距泉、尚泉为稻田、方田，衡广十里，其深五尺或三尺，曰西塘泊。
起安肃（注：今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广信军（注：今徐水区西北遂域镇）之南，保州西北，蓄沉苑河为塘，衡广二十里，纵十里，其深五尺，浅或三尺，曰沉苑泊。
这条位于当时宋、辽两国界河南侧，西起沉苑泊东至沧州泥沽海口，全长约九百里，由淀泊、运河和稻田组成的水上防线，沿线筑堤，称之为塘水。沿塘设置十六寨，一百二十五铺（哨所）进行戍守。戍卒三千余人，配备着百艘船艇往来巡逻[193]。据《宋史》卷九十五《河渠志·塘泺》记载：“自何承矩以黄懋为判官，始开置屯田、筑堤、储水为阻固，其后益增广之。凡并边诸河如滹沱、葫芦、永济等河皆汇于塘”。可知这条水上防线，并不是在太宗淳化四年（993年）一举建成的，而是由何承矩在这一年开其端，其后经过陆续增建而成的。自从有了这条水上防线，北方边境不再受到辽国骑兵的侵犯，保持着相对安宁的局面；而且又可屯田，用以部分解决边防前线的粮食需求，诚为一举两得的边防措施。由于当时朝廷设置专门机构对这条水上防线进行管理，组织人力不断进行疏浚维护，因此直到北宋末期，尚保持着设施完好和漕运畅通。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组成这条水上防线的诸多运河，并非都是开挖于建立防线之时。其中有些运河在建立防线之前已经存在。例如，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正月，“遣八作使郝守浚分行河道，抵于辽境者皆疏导之。又于清苑（注：今河北省保定市）界开徐河、鸡距河五十里入白河（即白沟河亦即巨马河）。自是，关南（注：指瓦桥关，在今河北省雄县；益津关，在今河北省霸州市；淤口关，在今霸州市以东信安镇等三关之南）之漕悉通济焉”[194]。徐河和鸡距河发源于当时分界线附近的遂城县西北，流向东南，注入易水，再由易水入于白沟河。经郝守浚疏治后可通行漕船，成为当时向边防前线运送给养的重要运河。又如，太宗淳化二年（991年），“自深州新寨镇开新河，导葫芦河分为一派，凡二百里抵常山（注：今河北省正定县），以通漕运”[195]。葫芦河为今滏阳河的一段，这条新开的运河，起自深州（今河北省深州市）新寨镇，向西通至今正定县，是一条大致呈东西方向的运河，其路线走向约相当于今滏阳新河的位置。上述运河，开凿时的初衷是为了向边防前线漕运粮食和军需物资，后来被纳入水上防线，成为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有一些运河，是在淳化四年（993年）开始建立水上防线后才开凿的。例如，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顺安军兵马都监马济，复请自静戎军东，拥鲍河开渠入顺安军。又自顺安军之西引入威虏军，置水陆营田于渠侧。（马）济等言役成，可以达粮漕，隔辽骑”[196]。静戎军在澶渊之盟后改称为安肃军（今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威虏军在澶渊之盟后改称为广信军（今徐水区西北的遂城镇），而顺安军即今河北高阳县。因此该运河自徐水县境引鲍河水向南至高阳县境，呈北南走向。可知开凿该运河主要用以屯田灌溉和运输。同年，“河北转运使耿望，开镇州常山镇南河，（引）水入洨河至赵州”[197]。镇州常山镇即今河北省正定县，镇南河即滹沱河。这条记载的意思是说，在今正定县南开河，引滹沱河水向南入于洨河（应为葫芦河），这是一条北南走向的运河，史称寝水。再如，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阎承翰自嘉山东引唐河三十二里至定州，晒而为渠，直（至）蒲阴县东六十二里，会沙河经边吴泊，遂入于界河，以达方舟之漕。又引保州赵彬堰、徐河水入鸡距泉以息挽舟之役。自是朔方之民，灌溉饶益，大蒙其利矣”[198]。嘉山在今河北省曲阳县东，定州和蒲阴县即今河北省定县和安国县。边吴泊位于今河北省高阳县以北。界河则是指巨马河（白沟河）。据此可知，这条运河的走向是：自今曲阳县开渠，引唐河（即滱水）水向东南流至定县，再至安国，再折向东北，循沙河经边吴泊而与塘水相连结，并通向巨马河。
综上所述，当时位于河北边防地区的诸多运河，不论是早期开凿的或后来开凿的，都与塘水（水上防线）相连通，成为水上防线的组成部分。虽然主要用于边防前线的军运，但是对于民间水运和农田灌溉也十分有利，因此前面所引的记载中说“朔方之民，灌溉饶益，大蒙其利”，说明当时位于河北境内的这一运河网，确实起到了阻遏敌骑南下、贯通边防前线运输，方便农田水利灌溉和纽带联系等作用。
【注释】
[1]参考《中国水利史稿》（中册）第217页插图，加以简化绘制。
[2]《宋史》卷九十三《河渠志·汴河上》。
[3]宋·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十七《论汴河利害事》。
[4]钱俶是吴越国创建者钱镠之孙，948年即位，为吴越国最后一任国王，在位三十年。978年，他审时度势，将吴越国所有的十三州、八十六县土地以及五十五万多户人口、十一万五千多军队，全部奉献给北宋朝廷，为和平统一全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5]见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上册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
[6]《宋史》卷九十三《河渠志·汴河上》。
[7]《宋史》卷一百七十五《食货志上·三》。
[8]《宋史》卷九十三《河渠志·汴河上》。
[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六《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十月》。
[1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六《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十月》。
[11]《宋史》卷九十三《河渠志·汴河上》。
[12]《宋史》卷九十三《河渠志·汴河上》。
[13]《宋史》卷九十三《河渠志·汴河上》。
[1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三《神宗熙宁八年闰四月》。
[15]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一。
[1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〇二《神宗元丰三年正月》。
[1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四十八《神宗熙宁六年十一月》。
[1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神宗熙宁七年二月》。
[1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七十《神宗熙宁八年十一月》。
[20]《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引大司马史张戎语。
[22]《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三《刘晏传》。
[23]《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二《后周记三·世宗显德二年》。
[24]《宋史》卷九十三《河渠志·汴河上》。
[25]《苏轼全集·文集》卷十四《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2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七十一《仁宗皇祐三年九月》。
[28]《宋史》卷九十三《河渠志·汴河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七十一。
[2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八十一《神宗熙宁十年三月》。
[30]《宋史》卷九十三《河渠志·汴河上》。
[3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四十八《神宗熙宁六年十一月》。
[32]《宋史》卷九十三《河渠志·汴河上》。
[33]《宋史》卷九十三《河渠志·汴河上》。
[34]《宋史》卷三百〇九《谢德权传》。
[3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五《仁宗嘉祐六年十月》。
[37]《宋史》卷九十三《河渠志·汴河上》。
[3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四《真宗景德三年十月》。
[39]《宋史》卷九十三《河渠志·汴河上》。
[4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五《真宗大中祥符八年》。
[4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四《仁宗嘉祐元年九月》。
[42]《宋史》卷九十三《河渠志·汴河上》。
[43]《宋史》卷九十三《河渠志·汴河上》。
[44]《宋会要辑稿》方域十六之十五。
[45]《宋会要辑稿》方域十六之十五。
[46]《宋史》卷四百六十三《符惟忠传》。
[4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九十九《哲宗元符元年六月》。
[48]《宋史》卷九十三《河渠志·汴河上》。
[49]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
[50]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五《杂志二·测量汴渠》。
[5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四十八《神宗熙宁六年十一月》。
[52]《宋史》卷九十三《河渠志·汴河上》。
[53]《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汴河下》。
[54]《宋史》卷三百二十六《郭咨传》。
[5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七《神宗元丰二年三月》；《宋会要辑稿》方域十六之十一。
[56]《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汴河下》。
[57]《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汴河下》。
[58]《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汴河下》。
[59]参考人民交通出版社《河南航运史》第133页插图，略有改动而绘成。
[6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七《神宗元丰二年三月》。
[6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〇二《神宗元丰三年正月》。
[6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〇四《神宗元丰三年正月》。
[63]流量是现代水文学的科学概念，在北宋已有这种概念的初步认识。如《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汴河下》记载：“范子渊知都水监丞，画十利以献。言：汜水出王仙山，索水出嵩渚山，合洛水积，其广深共得二千一百三十六尺，视今汴流尚赢九百七十四尺，以河洛湍缓不同得其盈余，可以相补。”
[64]船闸为北宋的首创，最早出现在太宗雍熙元年（984年），由当时淮南转运使乔维岳开通的。位于淮河南岸的沙河运河上。详见本章第五节。
[65]《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汴河下》。
[66]参考《淮河水利简史》第122页插图，加以简化绘制。
[67]《宋史》卷一百七十五《食货志》。
[68]宋·苏辙《栾城集》卷二十一《上皇帝书》。
[69]刘宽夫《汴州纠曹厅壁记》，载《全唐文》卷七百四十。
[70]《旧五代史》卷七十七《晋高祖纪三》。
[71]《宋史》卷九十三《河渠志·汴河上》。
[72]《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四《后周纪五·显德六年》。
[73]《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四《后周纪五·显德六年》。
[74]参见程子良、李清银主编《开封城市史》第8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75]《宋史》卷一百七十五《食货志》。
[76]《宋史》卷一百七十五《食货志》。
[77]《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六《颍水》条的自注。
[78]这一条记载，虽然出自《宋史》，但至少有二处地方存在错误：一是“乾德三年二月”。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王应麟《玉海》以及《宋会要辑稿》等文献均作乾德二年二月。李焘和王应麟都是南宋人，距北宋时间很近，所记载的时间比较可靠。《宋会要辑稿》虽成书于清代，但所依据的原稿是北宋朝廷秘书省的官方记录，尤其可靠。因此乾德二年的说法是正确的。二是该记载中的“自长社引潩水至京师会闵水”一句有问题。所说的闵水很不明确，因为“自长社引潩水至京师”的水道，本身就是指闵水，也称惠民河，是蔡河的上源。所以闵水流至京师东京与之会合的不是闵水，而是蔡河。闵水是上段，蔡河是下段，上、下两段合起来统称为惠民河。
[79]见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编纂的《西华县志续志》卷一《大事记》。
[80]《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蔡河》。
[81]《宋会要辑稿》方域十六之二十四。
[82]明·李濂《汴京遗迹志》卷七。
[83]《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蔡河》。
[84]《宋史》卷四百六十三《符惟忠传》。
[85]《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蔡河》。
[86]《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蔡河》。
[87]《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蔡河》。
[88]《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蔡河》。
[89]《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蔡河》。
[90]《宋史》卷九十五《河渠志·河北诸水》。(www.xing528.com)
[91]《宋史》卷九十五《河渠志·河北诸水》。
[92]《苏轼全集·文集》卷三十三《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93]《宋史》卷三百五十四《霍端友传》。
[94]陈鸿《庐州同食馆记》，载《全唐文》卷六百十二。
[95]《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四《后周记五·显德六年》胡三省注引《五代会要》。
[96]《宋史》卷一百七十五《食货志·漕运》。
[97]《金史》卷九十二《曹望之传》。
[98]《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八《宋纪·理宗端平元年》。
[99]《元史》卷一百九十四《李黼传》。
[100]《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三《后周纪四·显德四年》。
[101]《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四《后周纪五·显德六年》。
[102]《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广济河》。
[103]《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广济河》。
[104]《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广济河》。
[105]《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广济河》。
[106]《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广济河》。
[107]《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广济河》。
[10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〇六《仁宗天圣六年十二月》。
[10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〇六《仁宗天圣六年十二月》。
[110]《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广济河》。
[111]《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广济河》。
[1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六十一《神宗元丰八年十一月》。
[113]《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广济河》。
[114]《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广济河》。
[115]《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广济河》。
[116]《宋史》卷九十三《河渠志·汴河》。
[11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三《熙宁七年五月》。
[118]《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金水河》。
[119]《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金水河》。
[12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二记载中，作“垒石为梁，间作方井”。
[121]《宋史》卷三百〇九《谢德权传》记载：“导金水河自皇城西，环太庙凡十余里”。
[122]《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金水河》。
[123]参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和第九章第二节。
[124]《宋史》卷一百七十五《食货志·漕运》。
[125]运河的开凿情况还见于《宋史》卷二百七十四《王文宝传》的记载，王文宝是当时工程的参与者，故其传记中有关于方城运河的记载。因内容与上引记载大同小异，故不再重复引录。
[126]据清·光绪年间刊印的《叶县志·舆地》记载，石塘河至府城南阳的距离为一百二十里。因方城运河的起点下向口位于南阳以北，故曰“不足一百二十里”。
[127]参考《地理学报》1962年第4期，黄盛璋先生论文的相关插图绘成。
[128]《古今图书集成》第15册第17962页（原编《方舆编职方典》卷一千一百三十六），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7年。
[129]《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一《河南六·南阳县·清水》。
[130]《大元一统志》卷三百八十四《裕州》。
[131]《宋史·河渠志》说沙河长六十里，是指末口至淮阴而言。《宋史·乔维岳传》说沙河长四十里，是指末口至淮阴的磨盘口而言。磨盘口在淮阴的东北，距末口较近，故两处记载并不矛盾。
[132]明·胡应恩《淮南水利考》卷上，载《续修四库全书》第八百五十一册，第二百八十六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33]《宋史》卷二百九十九《许元传》。
[134]《宋史》卷三百三十一《马仲甫传》。
[135]参考姚汉源先生《中国水利史纲要》第268页插图，并增加若干内容绘成。
[136]《北行日录》分上、下二部分。载楼钥《攻媿集》卷一百十二。
[138]《宋史》卷九十六《河渠志·东南诸水上》。
[139]《宋史》卷四百二十一《李庭芝传》。
[140]详见本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关于开凿直河的小节。
[141]楼钥《攻媿集》卷五十四《真州修城记》。
[142]参考《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第22～23页，对淮南地图进行取舍后绘制而成。
[143]《宋史》卷九十六《河渠志·东南诸水》。
[144]日本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三，载《大日本佛教全书》卷一百十五、一百十六。
[14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〇四《仁宗天圣四年十月》。
[146]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二《官证二·真州复闸》。
[147]《宋史》卷九十六《河渠志·东南诸水》。
[148]这是四句逸诗。前二句出秦少游《咏三十六湖》诗；后二句出蒋颖叔《咏湖》诗。载台湾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24册《锦绣万花谷》续集卷九。
[149]《宋史》卷二百九十九《李溥传》。
[150]《宋史》卷二百九十九《李溥传》。
[151]《宋史》卷九十六《河渠志·东南诸水上》。
[152]《宋史》卷九十七《河渠志·东南诸水下》。
[153]《宋史》卷九十七《河渠志·东南诸水下》。
[154]《宋史》卷九十七《河渠志·东南诸水下》。
[155]《宋史》卷九十七《河渠志·东南诸水下》。
[156]《宋史》卷九十七《河渠志·东南诸水下》。
[157]《宋史》卷九十七《河渠志·东南诸水下》。
[158]《宋史》卷九十七《河渠志·东南诸水上》。
[159]《宋史》卷九十七《河渠志·东南诸水下》。
[160]清·黎世序《练湖志》卷二《兴修》。嘉庆年间刻印本。
[161]《宋史》卷九十六《河渠志·东南诸水上》。
[162]《宋史》卷九十七《河渠志·东南诸水下》。
[163]《宋史》卷九十七《河渠志·东南诸水下》。
[164]清黎世序《练湖志》卷二《兴修》。
[165]清黎世序《练湖志》卷二《兴修》。
[166]清黎世序《练湖志》卷二《兴修》。
[167]《宋史》卷九十六《河渠志·东南诸水上》。
[168]《宋史》卷九十六《河渠志·东南诸水上》。
[169]《宋史》卷九十六《河渠志·东南诸水上》。
[170]《宋史》卷九十六《河渠志·东南诸水上》。
[171]清乾隆十二年《吴江县志》卷四十一《治水》。
[172]清乾隆十二年《吴江县志》卷四十三《修塘》。
[173]清乾隆十二年《吴江县志》卷四十一《治水》。
[174]武同举《江苏水利全书》卷二十七《江南运河一》。
[175]古时此处江潮拍岸，故又称官涧口。见《杭州市志》第一卷第196页，中华书局，1995年。
[176]《全唐文》卷六百八十《祭浙江文》。
[177]盐桥河（即今中河），位于杭州城中心，为唐朝开凿的人工运河。南起凤山门，北至艮山门外接上塘河，长十三四里，纵贯全城南北，河形笔直，与御街（今中山路）并行。因其水位与钱塘江水位相差悬殊，故不相通。自吴越王钱镠开凿龙山河后，始通钱塘江。由是，该河既为江南运河中的一段，又是杭州城内水运交通的主干道。南宋时，俗称大河，沿河两侧民居密集，商铺林立，是当时京城中最繁华的地方。
[178]《宋史》卷九十七《河渠志·东南诸水下》。
[179]《苏轼全集·文集》卷三十《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180]《宋史》卷九十七《河渠志·东南诸水下》。
[181]阙维民《长安闸的历史变迁》，载《水利史志专刊》1993年第2期。
[182]《宋史》卷九十六《河渠志·东南诸水上》。
[183]参考《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第24～25页，对江南地图进行取舍后绘制而成。
[184]《辽史》卷九《景宗纪·干亨元年七月》。
[185]《宋史》卷九十五《河渠志·御河》。
[186]《宋史》卷九十五《河渠志·御河》。
[187]《宋史》卷九十五《河渠志·御河》。
[188]《宋史》卷九十五《河渠志·御河》。
[18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五十三《哲宗元祐元年》。
[190]《宋史》卷九十五《河渠志·御河》。
[191]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黄河在今河南省南乐县境内决口，派分出北流和东流两条入海河道。北流经今大名、清河、冀州市至青县以东入海，其间侵占了御河的部分河段，由于黄河泥沙在御河中淤积，严重影响了御河的畅通。东流则流经今山东聊城、陵县，循马颊河至乐陵以东入海。由于黄河桀骜不驯，灾害频仍，朝廷深感不安。当时朝廷官员对于如何治理黄河，分成北流与东流两派。北流派主张闭塞东流，保持北流。理由是北流为主流，是旧道，有堤防，流经的地势西南高而东北低，正好符合河道的走向，有利于行水泄洪，不易造成决口泛滥；而东流是新道，河道狭、浅，堤防不全，而且沿途地势较高，不利于行水泄洪，容易造成决口泛滥。东流派则主张闭塞北流，保持东流。理由是北流河道虽有堤防，但系多年旧道，已经严重淤浅，容易坍堤决口；而东流是新道，虽然河道比较狭、浅，但泥沙淤积较少，如果闭塞北流，而使河水集中东流，则河道受河水不断冲刷，必致逐渐拓宽加深。当时两派各持己见，争论达数年之久，相持不下。
熙宁二年（1069年），锐意改革的宋神宗和参知政事王安石，决定闭塞北流，保持东流。结果因河水向北无出路，不仅造成今大名、清河、东光、沧州等地大面积水灾，而且开放的东流河道，也因容纳不下河水而连连泛滥成灾。到了熙宁十年（1077年），河决澶州，汹涌的河水因北流无道，东流又来不及泄洪，于是南流而入梁山泊，再向南夺泗水和淮河的河道入海，使泗水和淮河下游流域四十余州县遭殃。东流派失败，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但是到了哲宗即位后，东流派又重新抬头。这时的东流派强调巩固国防，以解放御河，加强对边防前线的粮饷、军需物资供应为由，提出要闭塞北流。于是再一次地引发了一场北流与东流之争。元祐八年（1093年），年轻的哲宗片面地考虑到加强防辽是国家的头等大事，为了尽快恢复御河的运输功能，决定采纳东流派的意见，闭塞北流，将被黄河干扰多年的御河解脱出来，使黄河集中走东流河道入海。这就是本文上述所引河北都转运使吴安持奏报的“大河东流，御河复出”的历史背景。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闭北流，放东流是错误的，由于东流的河道狭浅加上地势又高，行水不畅，泄洪困难，为此造成连连决口泛滥，给有关地区带来了一系列的灾难。面对着闭北流、放东流的两次失败，从此在北宋再也听不到东流派的声音。
[192]宋·李攸《宋朝事实》卷二十。
[193]《宋史》卷二百七十三《何承矩传》。
[194]《宋史》卷九十五《河渠志·河北诸水》。
[195]《宋史》卷九十五《河渠志·河北诸水》。
[196]《宋史》卷九十五《河渠志·河北诸水》。
[197]《宋史》卷九十五《河渠志·河北诸水》。
[198]《宋史》卷九十五《河渠志·河北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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