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运河南段改道成果

必须提及的是，南宋对江南运河南段的治理还有一项重大工程，就是开辟秀州（今嘉兴市）至杭州的新航道。隋炀帝时开通的江南河，从秀州至杭州一段的路线走向是：由秀州折向西南至石门镇（今属浙江省桐乡市），并在石门镇大幅度地折而向南，石门镇原称石门湾，因京杭运河在此拐了一个弯而得名。运河从石门镇穿越崇德县城区（今为桐乡市崇福镇）至长安镇（今属浙江省海宁市），再由长安镇折向西南经临平镇至杭州。

上述路线中崇福镇至长安镇一段为古水道，长7.5千米，宽30～35米。相传这一带为春秋时代吴越两国交界处越方一侧的前线，该水道为越王勾践与吴国交战需要所开凿，故名越水道，其后，为隋朝开通的江南河所经过。从长安镇经临平至杭州一段也为古水道，相传为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东巡会稽时，发囚徒所开陵水道中的一段。隋朝在开凿江南河时，利用它成为江南河的尾闾段。这一段水道长44.5千米，宽40～50米，水深（平常水位）2.7米，后世通称它为上塘河。上塘河直通杭州城内，在江南运河南端改道以前，是一条交通繁忙的水运要道，宋朝时，其南端在杭州城内与茆山河、盐桥河的北端相接，再通向钱塘江。

上塘河的水源主要来自钱塘江，在与钱塘江不相通时，则主要来自西湖、临平湖以及武林诸山水。由于上塘河所经路线的地势南高北低，即上塘河是躺在由南向北的斜坡上的，所以河道难以保存水量，即使在水源充足时，也极易向北白白流失，使河道常处于低水位状态，不利于航运。为此，后来在长安镇以北的运河上，出现了一座堰埭，用以拦阻上塘河的水流，防止过快地流失。据南宋《咸淳临安志》卷三十九《山川·长安闸》记载：

（长安闸）在县（注：盐官县）西北二十五里，相传始于唐。

记载十分简略，经现代学者阙维民的考证，这座堰埭始建于唐朝贞观年间，^[181]后来逐渐改建成堰闸，甚至具有三重闸门的船闸。当时为什么选择在长安镇建造堰埭呢？主要出于因地制宜的考量，因为地势的倾斜在此发生变化，再向北就比较平坦，这里正是设堰建闸的适当场所。自从有了长安堰闸后，每当上塘河水量充足时，就开闸缓缓放水；而在水量微小时，则闭闸以保持上塘河有足够的水位。因此，历朝都十分重视这座长安堰闸，对它备加管理与维修。如北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十月，“诏杭之长安、秀之杉青、常之望亭三堰监护使臣，并以‘管干河塘’系衔，常同所属令佐巡视修固，以时启闭”^[182]。也就是说，派遣专职官员到现场进行巡视和监护，以确保设施完好无损，按时启闭。

南宋时，京城杭州一带多次遭受干旱，上塘河出现无水断航状况，由此引起米价飞涨，朝野不安。据《宋史》卷九十七《河渠志·东南诸水下》记载：

孝宗淳熙十四年（注：1187年），七月不雨。臣僚言：“窃见奉口至北新桥三十六里，断港绝潢，莫此为甚。今宜开浚，使通客船，以平谷值。”从之。

当时经宋孝宗同意开通的这条新航道，大致可分为两段，第一段是东西走向的，起自崇福镇南郊的崇长港，向西延伸经大麻镇、博陆镇和塘栖镇北（至明朝时，镇区已扩展至运河北岸，跨运河建有七孔石拱的广济桥，以连接南北两岸），再通向位于东苕溪畔的奉口（今当地仍有奉口村）。因当地是河道纵横交错的水网地区，这一段新航道当是利用、改造自然河流而成。第二段是北南走向的，北起奉口向南经上纤埠、良渚镇东、勾庄、祥符镇至北新桥（今大关桥），并与杭州城内的河道接通。这一段新航道也是利用当地纵横断续的自然河流进行连通而成的，长18千米，宽30～60米，当时称奉口河。元、明、清时代称为宦塘河。今则称为西塘河。开辟这条新航道的出发点，主要是考量到能在奉口附近与东苕溪相沟通，使流量很大的东苕溪成为江南运河南段的新水源，使该段运河从此可以起死回生，保持长年畅通，以摆脱当时杭州京城水运不通、粮价飞涨的困境。但是，这条新航道也有缺点，就是要向西绕道奉口，从西北方向进入杭州城区，徒然增加数十里的路程。因此在开通奉口河后，并未放弃上塘河，而是东、西两条航道同时并用（见图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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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7　南宋江南运河南段东、西线示意图^[183]

到了六十年后的宋理宗淳祐七年（1247年），干旱的灾难再次降临杭州。据《淳祐临安志》卷十《山川·河渠》记载：

淳祐七年夏，大旱。城外运河干涸，吏部尚书、安抚知临安府赵公与新开河奏：“照得临安官府客旅船只，经由下塘，系有两路：一自东迁至北新桥，今已断流，米船不通；一自德清沿溪入奉口至北新桥，间有积水，去处亦皆断续。每米一石，步担费几十余千。若不亟行开浚，事关利害。今委官相视，见得自奉口至梁渚，仅有一线之脉，止可载十余石米；自梁渚至北新桥则皆干涸，不可行舟，共三十六里。除已雇募乡夫、差委官属分段开掘外，又契勘塘岸，久失修筑，日渐堕坍，纤路窄狭，艰于行往，今就此河所掘之土帮筑塘岸，庶几水陆皆有利济，实一举而两得……一自北新桥至狗葬（注：今作勾庄），开阔三丈，深四尺；一自狗葬（勾庄）至奉口，开阔一丈”。（是年），开新河成，漕输既便，堤岸亦增辟，自是往来浙右者，皆称便焉。

这次干旱的灾情，比发生在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那次更严重，不仅杭州城外的运河全都干涸，连六十年前开通、以东苕溪为水源的奉口河也不例外。该河在梁渚以北的河段尚可勉强行舟，而在梁渚以南的河段则已干涸。（笔者按：这里提到的梁渚，今作良渚，为位于杭州西北郊区的一个普通村镇，因1936年在此发掘出大量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称为良渚文化的文物而闻名于世。）当时已经处于半干涸状态的奉口河，经过赵与的不懈努力，得以重新开通。

这里还需着重指出的是，在上引赵氏新开河奏折中提到：“临安府客旅船只，经由下塘河有两条路线：一自东迁到北新桥，今已断流，米船不通；一自德清沿溪入奉口至北新桥”。后者系指淳熙十四年（1187年）开通的奉口河而无疑，但前者所说的从东迁至北新桥一路，则从未见于文献记载。对此，笔者经过反复查考，说明如下：

东迁，位于平望至湖州的荻塘运河之间的一个村镇（在南浔镇以西十八里），因荻塘运河从这里向南派分出一条俗称米塘（即运粮河之意）的水道，成为东西向水运与南北向水运的交会处，因水运交通十分方便而颇为著名。米塘自东北向西南斜贯于杭嘉湖平原上，南通双林塘（与荻塘运河相平行的河道），并折向西南行，经新市镇而达于塘栖镇，再接下塘河通向杭州北新桥。上引赵氏奏折中所说的：自东迁至北新桥的水路，应是指此运道而言。这条运道并非人工开成，而是利用当地现成河流组合而成的运粮河。开通的时间难以查考，但据赵氏所说“今已断流，米船不通”的情况进行判断，至迟在南宋淳祐年间已经用以漕运，而开通的时间，当然要更加早些。

总之，杭州因位于杭嘉湖平原水网地区的南缘，水网地区的河道密如蛛网，彼此相通，因此江南运河自平望向南通向杭州的航道也有多条，除了东面的上塘河外，还有西面的下塘河。此外，又有东迁至北新桥和奉口至北新桥两条水道，都可以直通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