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运河南段治理成果

江南运河南段（这里是指秀州至杭州）的主要问题是水量不足，有时水位浅涩到无法行舟。原因是钱塘江潮水带来的泥沙在运河中不断淤积，水源被堵。

钱塘江自杭州湾至杭州一段呈巨大的喇叭口形，加上杭州湾底部地形自东向西逐渐抬高，呈斜坡状，江道接纳巨大的水量后又急剧收缩，以致形成浩渺壮观的钱塘江潮，潮水从江南运河的入口倒灌而入，成为江南运河南段的主要水源。由于江南运河南段的地形南高北低，灌入江南运河的潮水很快向北流失。因此唐朝时在今长安镇以北的江南运河上修建了一座堰闸，将潮水拦住，使江南运河南段保持着足够的水位，有利于通航，这是五代以前的状况。但是，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巨大的江潮一方面为江南运河南段提供丰富的水源，另一方面却带来频繁的潮患和灾难。五代以前，江潮的袭击到达今杭州市区的官巷口一带^[175]，不仅对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构成严重威胁，而且农业生产也频遭破坏。唐长庆四年（824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间，鉴于江潮的肆虐，曾作文祈祷上帝说：“滔滔大江，南国之纪，安波则为利，洚流则为害，故我上帝，命神司之，今属潮涛大涌，奔激西北。水无知也，如有凭焉，浸淫郊廛，坏败庐舍，人坠垫溺，吁天无辜。居易祗奉玺书，兴利除害，守土守水，职与神同，是用备物致诚，躬事虔祷。”^[176]但祈祷上帝保佑又有何用？江潮依然肆虐。

五代时，吴越王钱镠大兴水利建设，天宝三年（910年），发动二十万民工，费时二月，从杭州艮山门至六和塔，沿钱塘江北岸修建一道坚固的海塘，用以阻遏江潮，从此情况发生变化，潮患大为减轻、减少。同年，又在盐桥河^[177]南端，开通了一条九里长的龙山河，使原本不通钱塘江的盐桥河，从此与钱塘江相通。并在龙山河的入江口附近修筑了一座龙山闸，以控制江潮倒灌入运河。还开河引西湖水进入盐桥河，作为补充的水源。此外，设置撩湖兵千人，专门负责疏浚西湖和运河，修缮堤闸等。通过这一系列的工程措施，使江南运河南段河道，保持着足够的水位和航运畅通。

入宋以后，废除了五代吴越国钱镠设置的撩湖兵，因而西湖和运河久未疏浚。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宰相王钦若出判杭州，认为舟船过闸不便，废除江闸，于是饱含泥沙的江潮卷土重来，使盐桥河日益淤浅。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出任杭州知州（即刺史），当时盐桥河的状况是：“公私壅滞，以尺寸水行数百斛舟，人牛力尽，跬步千里，虽监司使命有数日不能出郭者”^[178]。而西湖的状况则是：“自国初以来，稍废不治，水涸草生，渐成葑田……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合，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179]

面对着盐桥河已经不能通航漕运，以及西湖渐趋干涸的严峻局面，苏轼在广泛听取下属官吏意见和来自民间的建议后，决定采取如下的治理措施：一是大规模整治西湖，尽除湖中葑田，并将挖出的大量葑土，在西湖中堆筑成一条长堤，即驰名中外、风景如画、至今尚存之苏堤；同时又对西湖进行大规模的疏浚，使湖面扩大，湖底加深，以容纳更多的湖水。二是大力疏浚盐桥、茆山二河各十余里，水深达到八尺（约合2.5米），“自是公私舟船通利，三十年以来开河未有若此深快者”^[180]。当时疏浚河道深达八尺（约合2.5米），是为了通过地下水道将盐桥河与西湖连通，使湖水流入盐桥河，以提高盐桥河的水位。并且使茆山河与钱塘江相通，便于江水渗入茆山河，同时，又在盐桥河与茆山河交汇处（在今过军桥西），修建闸门加以分隔。潮水来时则闭闸，以免泥沙直入盐桥河；潮水退后则开闸，以使盐桥、茆山二河相通。

经过苏轼的大力治理后，杭州的水运状况大为改善，包括盐桥河在内的江南运河南段，水位得到了提高，舟船往来畅通。

可是好景不常，到了宋徽宗时期。每当夏秋汛期来临，钱塘江就会兴风作浪，汹涌的潮水，势如万马奔腾，对江南运河南段以及杭州城内的河道，造成强烈的冲击，严重影响民众的生命财产和漕船航运的安全。据《宋史》卷九十六《河渠志·东南诸水上》记载：

徽宗政和二年（注：1112年）七月，兵部尚书张阁言：“臣昨守杭州，闻钱塘江自元丰六年泛溢之后，潮汛往来，率无宁岁。而比年水势稍改，自海门过赭山，即回薄岩门、白石一带北岸，坏民田及盐亭、监地，东西三十余里，南北二十余里……运河正出临平下塘，西入苏、秀，若失障御，恐他日数十里膏腴平陆，皆溃于江，下塘田庐，莫能自保，运河中绝，有害漕运。”诏：亟修筑之。

上引张阁奏报的记载中，两处提到了下塘之名，表明张阁所说的受钱塘江潮水冲击的河道，是指江南运河南段中自杭州城至塘栖镇之间河段的情况。此河段，当地民间俗称下塘河。据《大清一统志》卷二百十六《杭州府·下塘河》条记载：一派由西北至江涨桥，又出北新关桥，接新开运河至塘栖镇曰：“下塘河”（笔者注：这里所说的新开运河，是指元朝末年，由割据太湖流域一带的张士诚所开通的北关河而言）。下塘河两侧一带称为下塘，向为平壤沃野、阡陌相连、村落遍布、人烟稠密之地。因此张阁在奏报中有“若失障御，恐他日数十里膏腴平陆，皆溃于江，下塘田庐，莫能自保”云云。

南宋时，由于杭州升格为京师，江南运河则也升格而成为维系宋政权的生命线。因此，朝廷对杭州城内河道以及江南运河南段的治理更加重视和勤奋。据《宋史》卷九十七《河渠志·东南诸水下》记载：(https://www.xing528.com)

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宰臣奏开修运河浅涩。帝曰：‘可发旁郡厢军、壮城、捍江之兵，至于廪给之费，则不当吝。’”“八年（1138年），又命守臣张澄发厢军、壮城兵千人开浚运河湮塞，以通往来舟楫。”

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知荆南府王炎言：“临安居民繁伙，河港湮塞，虽屡开导，缘裁减工费，不能迄功。臣尝措置开河钱十万缗，乞候农暇，特诏有司，用此专充开河支费，庶几河渠复通，公私为利。上俞其请。”“四年，守臣周淙出公帑钱招集游民，开浚城内外河，疏通淤塞，人以治办称之。”

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两浙漕臣赵磻老言：“临安府长安闸至许村巡检司一带，漕河浅涩，请出钱米，发两岸人户出力开浚。”又言：“欲于通江桥置板闸，遇城中河水浅涸，启板纳湖，继即下板固护水势，不得通舟；若河水不乏，即收闸板，听舟楫往还为便。”

以上所列举的，只是南宋153年历史中，治理江南运河南段的几个例子。总之，南宋朝廷通过种种工程措施和不懈的努力，使江南运河南段和杭州城内的水道，保持着经常畅通，借以完成繁重的漕运和军运任务。

对史书记载中“运河”一词起源的考证

上引兵部尚书张阁奏报中，有两处地方提到了“运河”一词，这是一个很新鲜的名称。这在北宋以前，尚未见于各种文献记载。因古代对用以行舟的人工河道，在西汉以前都简略地称为“渎”（如太伯渎）、“沟”（如鸿沟）、“渠”（如灵渠）等。但自西汉武帝时，在关中地区开通了一条人工河道用以漕运后，由于《史记·河渠书》对此事有如下记载：“天子以为然，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后世读《史记》的人很多，加上《史记》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受此启迪和影响，人们从此将用以行舟的人工河道称呼为漕渠，并代代相传，沿用了二千多年。考“运河”一词，最早见于《宋史》卷九十六《河渠志六·东南诸水上》记载：“宋神宗元丰六年正月戊辰，开龟山运河，二月乙未告成，长五十七里”。这段文字的最后，又记载云：“（元丰）七年十月，浚真（州）楚（州）运河”。那么，这些记载应该说是“运河”一词的起源了。但是笔者经反复思考后认为，非也。因为《宋史》是由元朝脱脱丞相领衔的元朝人所撰写，上引记载中“运河”一词，很可能是《宋史》执笔人所为，严格而言，还不能证明北宋神宗元丰六年（1076年）已出现“运河”这一名称。及至36年以后的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即前面所引《宋史》记载的张阁奏折中之言，才是“运河”这一新名称最早出现的有力证据。这是因为《宋史》虽然撰写、编纂于元末，但在编纂时，都是遵照宋代历朝的实录以及包括朝臣和地方官员的奏折等在内的各种历史档案为依据的。所以上引记载中的张阁之言，应该是北宋时兵部尚书张阁向朝廷进行奏报或所写奏折中的原话，而并非《宋史》执笔人之所为。

其实，在北宋后期的官场中，不仅兵部尚书张阁称呼人工开通的漕渠为“运河”，其他大小官员也未尝不是如此。例如，北宋徽宗重和元年（1118年）二月，发运副使柳庭俊向朝廷奏报：“真扬、楚泗、高邮运河堤岸，旧有斗门水闸等七十九座，限则水势常得其平，比多损毁。诏：检计修复”（见《宋史》卷九十六《河渠志六·东南诸水上》）。当时柳庭俊所说的真扬、楚泗、高邮运河堤岸，实际是指真扬、楚泗、高邮等数条漕渠的堤岸，而他却使用了在当时颇为时髦的“运河堤岸”一词。又如，本章前面第五节中提到的北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朝廷曾下诏：在江淮之间开挖一条南起长江北岸的宣化镇（即今南京市隔长江对岸的浦口镇）、北至淮河南岸盱眙县的新漕渠，以分担或取代古老的淮扬运河（即邗沟）的繁重漕运任务。经过数万劳工、五年时间的努力，这条名为“遇明河”的新漕渠，总算如期开通。正当大家额手称庆之际，不料却无法将长江、淮河或周围的其他水源，引入到新开的河床中去，从而宣告失败。宣和二年（1120年），江淮发运司官员向子諲，在解释遇明河为何无法引入水源时说：“运河高（出）江、淮数丈，自江至淮凡数百里，人力难浚”。原来，该新开河床所在的地势，比长江、淮河和周围的其他水源都高出许多。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发运司官员向子諲也是使用时髦的“运河”一词，来表达新开遇明河漕渠的。

综上所述，可见“运河”一词，在北宋后期的官场中，似乎已普遍使用。由于运河之名，含义既广而又切合实际，名称通俗而又呼之顺口，故人们乐意使用。从此一直与“漕渠”之词，相互并用于南宋、元、明、清等朝代。及至清末，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交通运输方式的发展，作为过去历代之经国大事、延续了数千年的漕运事业，最终为历史所淘汰。漕运既废，因漕运而沿用下来的漕渠一词，亦随之而成“明日黄花”。除了见于历史文献外，已被人们所弃用或遗忘。而“运河”之名，则自近、现代起，独步天下，广泛地流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