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运河北段的治理方案

江南运河北段（这里指润州至常州）存在的问题，主要还是因地势高亢，水量保不住的老问题。宋朝对此采取了开河引水和建闸节水两方面的治理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先谈开河引水方面的措施。宋朝在江南运河北段实施引水济运的方针是：对于附近的自然河流，能用以济运的则直接利用；不能直接利用的，则开凿人工河道加以沟通，再引水济运。①在润州，郑向曾开通蒜山漕河，引长江潮水济运。据《宋史》卷三百〇一《郑向传》记载：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郑向为两浙转运副使，疏润州蒜山漕河抵于江，人以为便”。蒜山漕河在城西五里，河道不长，因其一头通长江，一头通江南运河，故疏通后取得了引江潮济运之利。后来淤塞，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重新疏通，除了用以引江潮济运外，还作为长江舟船在大风时的避风港。②在丹阳，城北有九曲河，逶迤七十余里，东北通长江，西南通江南运河。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五《丹阳县·九曲河》条下说：“昔时由此通潮利漕。”可知历史上也曾用以引江潮济运。丹阳东南还有一条珥渎河，北通江南运河，南入金坛县境并通长荡湖、滆湖等，可引用湖水济运。③在常州，城西三十里奔牛镇有孟渎，原为一条不知名的故渠，唐元和年间常州刺史孟简，循此开凿成一条运河，长四十余里，北通长江，南通江南运河，史称孟渎。宋朝时，孟渎已湮塞，仁宗庆历年间重新开通，用以引江潮济运。常州城西还有一条烈塘河，南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2年）由郡守李嘉言开浚，长四十余里，北通长江，南通江南运河，用以引江潮济运。此外，常州城北有一条澡港，又名灶子港，也是南通江南运河，北通长江。城南有西蠡河和白鹤溪两条河道，都是北通江南运河、南通滆湖和太湖的。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常州郡守章冲曾向朝廷奏报常州一带可以济运的河道分布状况，其中就包括灶子港、西蠡河和白鹤溪等河道。他建议说：“（这些河道）皆古人开导以为溉田，（而获）无穷之利者也。今所在湮塞，不能灌溉……若用工浚治，则漕渠（注：指江南运河）一带无干涸之患”^[157]。孝宗看了奏报后，“诏令相度开浚”。据此可知，上述灶子港、西蠡河、白鹤溪等河道，当时在章冲的主持下，都进行了开浚，用以引江、湖水济运。

鉴于润州至丹阳的地势，是缓慢升高的上坡；丹阳至常州的地势，是缓慢降低的下坡；江南运河北段流经之处的地势，最高处在丹阳，在这种地势条件下，从平原上开河济运，难以将水引向高处的运河，济运效果也就不很理想。因此，宋朝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在平地上开河引水济运，另一方面积极整治练湖，利用练湖水济运。

练湖，又称练塘，俗称丹阳湖。位于丹阳县城西北。西晋惠帝永兴年间（304～306年）由割据江东的陈敏修建，纳丹阳周围高骊、长山等七十一派山水，汇聚而成湖泊。修建目的为用以防洪和灌溉。南北朝时湖面周围一百二十里，水量充沛。练湖不仅面积大、水量充沛，更重要的是它位于地势高亢的丹阳。利用练湖水济运，有如高屋建瓴，效果比从平地上开河引水济运要好得多，有着引“湖水一寸，益漕河一尺”^[158]的功效。因此，从唐朝开始就已利用练湖水济运，宋朝继承唐朝的做法。但是，练湖周围的豪强、地主和农民，自唐朝起就非法侵占湖岸淤地，并且得寸进尺，在湖中筑堤圈地，导致练湖面积日益缩小，宋时湖面周围仅四十里^[159]，比南北朝时缩小了三分之二。不仅如此，还盗用湖水，灌溉私田，使湖内水量不断缩减，严重影响济运。针对这种状况，唐、宋两朝对练湖管理极严，除明令严禁民间占地、窃水外，还对练湖不断进行整治，以期提高济运功能。就宋朝而言，尤其是南宋，对练湖的整治、疏浚十分积极、频繁。例如：

北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年），“丹阳知县苏京，以练湖蓄水可济漕渠，岁久湮塞。是年告旱，乃募民浚湖，易置斗门十数……湖水贯注，公私便之。”^[160]

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臣僚言：“练湖与新丰塘地理相接……今堤岸损缺，不能贮水，乞候农隙次第补葺。”“诏本路漕臣并本州县官，详度利害，检计工料”办理。^[161]

南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年），两浙转运使向子諲言：“镇江府吕城、夹冈形势高仰，因春夏不雨，官漕艰勤……练湖在唐永泰间已废而复兴，今堤岸弛禁，致有侵佃冒决，故湖水不能潴蓄，舟楫不通，公私告病。若夏秋霖潦，则丹阳、金坛、延陵一带良田亦被渰没。臣已令丹阳知县朱穆等增置二斗门、一石及修补堤防，尽复旧迹，庶为永久之利。”^[162]

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臣僚言：“兵变以后，（练湖）多废不治，堤岸圮缺，不能贮水。强家因而专利耕以为田，遂致淤淀，岁月既久，其害滋广，望责长吏浚治湮塞，立为盗决侵耕之法，著于令。”“诏两浙漕臣沈度专一措置修筑。”^[163]

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诏“修丹阳练湖横坝及诸斗门、涵等”^[164]。(www.xing528.com)

南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丹徒县主簿马荣祖修筑练湖堤岸。”^[165]

南宋理宗淳祐二年（1242年），“镇江知府柯元寿修筑练湖闸，增高涵、”^[166]。

从上述一系列的整治情况可以看出，当时朝廷对练湖的治理，可谓不遗余力。宋朝时的练湖，环湖筑有堤岸，西面堤岸上建有石、涵洞等设施；东面堤岸建有上、中、下三处并列的闸门，与外面路经的江南运河相通。闸门可以随时启闭应用，平时闭门蓄水，济运时开门放水。

总之，宋朝在江南运河北段引水济运方面采取了两手抓的措施，即：既在平地上开河引水济运，又积极治理练湖以练湖水济运，因此效果比较显著。

再说建闸节水方面的措施。江南运河北段因地形关系，单靠引水济运不能解决问题，还必须在运河线路上建筑一些节水设施，用以分段节水。宋朝时，建筑在江南运河北段的节水设施，随着时代的前进而有发展变化，先后为堰埭、单闸和澳闸等。

堰和闸都是用以调节运河水量和水位的，但是，两者形制相异，构造不同。堰，又称埭，或通称为堰埭，是一种拦水、溢流的低坝，横卧在河道上，将河道截断。在平常时期，可防止河水流失，使河道保持着一定的水位；在洪汛时期，可使洪水从堰顶溢流而过，不致造成危害。因其构造简单，使用时又不需要人工作业，因此在我国古代得到广泛运用。江南运河上最早设置堰埭是在东晋初期，这就是位于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运河上的丁卯埭。据南朝梁、陈时期顾野王《舆地志》记载：“晋元帝子裒镇广陵，运粮出京口，为水涸。奏请立埭，丁卯制可，因以为名。”丁卯埭的作用就是将越过埭顶进入江南运河中的长江潮水，在退潮时不让其流出，从而保持了江南运河的一定水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设置在江南运河上的堰埭越来越多，唐朝时仅江南河北段就有京口堰（在今镇江）、吕城堰（在今丹阳、常州之间）、奔牛堰（在今常州）、望亭堰（在今无锡、苏州之间）。利用这些堰埭，可以分段拦水，使该运河段克服地形起伏而保持着一定的水位。但是堰埭横卧在河道上，对往来舟船构成严重妨碍，轻舟过堰时需要人畜牵挽，重船过堰时，需要卸载盘驳。因此入宋以后，于太宗淳化元年（990年），朝廷下令将上述四堰改建为闸，使其能更有效地调节水量，有利于航运。当时的闸应是指单闸，也就是现代的节制闸，其功能同堰埭差不多，仅是节制流量，抬高水位。闸的特点是设有闸门，可以操纵闸门的启闭来控制流量，这比堰埭用加高或减低堰顶高度的办法来控制流量要灵活、方便得多，特别是舟船过闸时可免牵挽、卸载盘驳之劳。因此，即使是单闸，其优越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单闸的宽度有限，在宽阔的河道上设置单闸，依然少不了堰的配套。我国古代的闸，大多设置在堰上，这样用堰来抬高水位，以闸来放行舟船，分工协作，相得益彰。其实，单闸本身也有缺点，即开闸放船时会流失大量的运河水，而闭闸蓄水的过程又很长，这就决定了闸门不能整天开启，而是定时开启。这就需要过闸的舟船，停航等候开闸，耽误许多运输时间。单闸的这些缺点，直到发明澳闸后才得以克服。而澳闸是在复闸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的。

宋太宗雍熙年间（984～987年），淮南转运使乔维岳在开凿沙河运河时首创二斗门复闸。复闸即船闸，由于当时人们对船闸的优越性认识不足，未能及时推广，直到四十年后的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才在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市）设置复闸。接着，出现了一个改堰为闸的高潮，仅三年时间，楚扬运河上的堰埭都陆续改建成为复闸。江南运河出现复闸的时间稍晚些，从日本僧人成寻《参天台山、五台山记》的记载可知，神宗熙宁年间江南运河南段已存在长安闸、杉青闸等复闸。江南运河北段复闸的出现，以望亭闸为最早，但建成后并未使用。有记载说：“熙宁二年三月，凌民瞻建议废吕城堰。”^[167]直到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才出现复闸。据记载：“知润州林希奏复吕城堰，置上下闸，以时启闭。其后，京口、瓜洲、奔牛皆置闸。”^[168]所谓“置上下闸”，即复闸。至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8年），漕运官曾孝蕴发明了澳闸，从而解决了舟船过闸时，需要大量的水进入闸室的水源问题，于是又掀起改复闸为澳闸的新高潮。据记载：元符元年（1098年）正月，知润州王悆建言：“吕城闸常宜车水入澳，灌注闸身以济舟，若舟沓至而力不给，许量差牵驾兵卒，并力为之”^[169]。说明当时位于丹阳、常州之间的吕城闸已由复闸改建为澳闸。又有记载说：“（元符）二年闰九月，润州京口、常州奔牛澳闸毕工。”^[170]可见，江南运河北段的京口、吕城、奔牛、望亭四闸至此均已改建成澳闸。由于澳闸所需大量闸室水，并非取自运河，而是取自水澳并可反复利用，因此非常适合于水量不足的江南运河北段采用。

以上所述两方面的措施，就是宋朝用以解决江南运河北段由于地形条件所引起的水量不足、航运困难等问题的成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