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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开的新河:中国淮河南岸的壮丽成果

时间:2023-11-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增开的新河,位于楚扬运河的北端与南端,开河的目的,主要用以改善漕船从运河出入江、淮的航行条件。而这近二百里的淮河,正是风大浪高的危险河段,航行在其间的漕船商舟,多有翻沉之患。这一建议得到朝廷采纳,并责成刘蟠筹备开河事宜。但是刘蟠职务变动,由副职乔维岳继任淮南转运使,并接管开河工作。乔维岳经过调查和规划,利用当地的一条沙河故道,将它开通而成沙河运河。从此,舟船不再航行淮河山阳湾,交通事故大为减少。

增开的新河:中国淮河南岸的壮丽成果

增开的新河,位于楚扬运河的北端与南端,开河的目的,主要用以改善漕船从运河出入江、淮的航行条件。

(一)楚扬运河北端的改造

楚扬运河的入淮口在楚州境内的末口,而汴河的入淮口在泗州盱眙县境内,两者之间相距一百八九十里路程,需要借道淮河来沟通。而这近二百里的淮河,正是风大浪高的危险河段,航行在其间的漕船商舟,多有翻沉之患。因此,需要新开一条运河,将两个入淮口连接起来,以代替这段淮河。这项工程,受到北宋朝廷的重视。自宋太宗时开始,分三次实施,每次完成一段运河,至宋神宗时全部完成,前后跨越的时间约100年。

第一次工程开通了沙河运河。这是三段中最东面的一段运河,完成于太宗雍熙年间(984~987年)。据《宋史》卷九十六《河渠志·东南诸水上》记载:

雍熙中,转运使刘蟠议开沙河,以避淮水之险,未克而受代,乔维岳继之,开河自楚州至淮阴凡六十里,舟行便之。

《宋史》卷三百〇七《乔维岳传》也有类似的记载:

……为淮南转运副使,迁右补阙,进为使。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阳湾,水势湍悍,运舟多罹覆溺,维岳规度开故沙河,自末口至淮阴磨盘口,凡四十里。[131]

原来,淮河东流至末口以西处,出现了一个有三十里路程的大河湾,名曰山阳湾,河湾内水势湍急,舟船航行至此多有沉溺之患。因此,当时负责漕运工作的淮南转运使刘蟠,向朝廷建议开凿沙河,以避开山阳湾之险。这一建议得到朝廷采纳,并责成刘蟠筹备开河事宜。但是刘蟠职务变动,由副职乔维岳继任淮南转运使,并接管开河工作。乔维岳经过调查和规划,利用当地的一条沙河故道,将它开通而成沙河运河。沙河运河位于淮河南岸,起自末口附近的楚扬运河,大致沿着山阳湾的内侧,线型略呈弧形,止于淮阴东北的磨盘口,长四十里。从此,舟船不再航行淮河山阳湾,交通事故大为减少。乔维岳对此有功。

上述乔维岳所利用的沙河故道,据明代学者胡应恩的考证,就是五代后周世宗于显德五年(958年)征伐南唐时,因战舰受阻于末口北神堰,无法从淮河进入邗沟,世宗亲临现场察看地形,发现并进行开通的老鹳河。他说:“灌水今在楚州城西,老鹳河是也。嘉定志云:太守应纯之自管家湖与老鹳河接处,为斗门水闸一座,按其地当是故沙河,俗云乌沙河也”[132]。这一说法颇有道理。因为磨盘口又名鹳口,即老鹳河的入淮口,乔维岳开凿运河时所依循的故沙河,路线走向以及入淮口的位置,与五代后周时的老鹳河完全吻合。

第二次工程开通了洪泽运河。这是三段中位于中间的一段运河,完成于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沙河运河开通后,避开了山阳湾淮河险段,因而“舟行便之”。但是漕船到了磨盘口,还是避免不了要进入淮河,这里的淮河虽然不是山阳湾,危险程度大为降低,但是依然摆脱不了风浪的袭击,航运还是不安全。有鉴于此,朝廷上下都认为有续开运河以延长沙河运河的必要。据《宋史》卷九十六《河渠志·东南诸水上》记载:

初,发运使许元自淮阴开新河,属之洪泽,避长淮之险,凡四十九里,久而浅涩。熙宁四年,皮公弼请复浚治,起十一月壬寅,尽明年正月丁酉而毕,人便之。

上引记载中,许元开河的时间没有交待。另据《宋史》卷二百九十九《许元传》记载:

庆历中,江淮岁漕不给京师之军储,参知政事范仲淹荐(许)元可独依办,擢江淮制置发运判官。至则悉发濒江州县藏粟,所在留三月食,远近以次相补,引千余艘(船),转漕而西,未几京师足食。

可知许元开凿洪泽运河,是在仁宗庆历年间任江淮漕运官时,洪泽运河起自淮阴的磨盘,与沙河运河相接,向西延伸至洪泽镇,长四十九里。有了这条运河,舟船可以减少在淮河中的航行路程,也就减少了风险,因而“舟行便之”。但是,许元是一个“在江淮十三年中,刻剥敛财,贿赂京师权贵”[133]贪官,他所督修的洪泽运河,工程质量很差,加上当地一些不利的地理因素,使用不久就淤浅了,往来舟船不得不重新在淮河中航行,饱经风浪之险。后来,发运使马仲甫,鉴于“自淮阴至长淮,风波覆舟,岁罹其患”[134],遂向朝廷建议重开洪泽运河,得到批准。这次重开的洪泽运河长六十里,开通后“漕者便之”。二十多年后,洪泽运河又淤浅了,于是在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由皮公弼负责,经过两个多月的疏浚治理,洪泽运河恢复了通航。

第三次工程开通了龟山运河。这是三段运河中最西面的一段,完成于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据《宋史》卷九十六《河渠志·东南诸水上》记载:“元丰六年正月戊辰,开龟山运河,二月乙未告成。长五十七里,阔十五丈,深一丈五尺。”先前,在洪泽运河开通后,“发运使罗拯复欲自洪泽而上,凿龟山运河以达于淮。帝深然之”。“会发运使蒋之奇入对,建言:‘宜自龟山、蛇浦下属洪泽,凿左肋为复河,取淮为源,不置堰闸,可免风涛覆溺之患。’帝遣都水监丞陈祐甫经度,祐甫言:‘淮阴至洪泽竟开新河(注:指洪泽运河),独洪泽以上,未克兴役。今既不用闸蓄水,唯随淮面高下,开深河底,引淮通流,形势为便。但工费浩大。’帝曰:‘费虽大,利亦博矣。’乃调夫十万开治。即成,命(蒋)之奇撰记,刻石龟山。”

龟山运河起自洪泽镇,东接洪泽运河,傍淮河南岸向西延伸,止于龟山蛇浦(今江苏省盱眙县境东北)。长五十七里(一作六十里),是三段运河中比较长的一段。

以上位于淮河南岸的沙河、洪泽、龟山三段水道,首尾相接,连接成一条长约一百六十里的运河,从楚扬运河的入淮处末口(今江苏省淮安市以北),直到汴河的入淮处盱眙县境内,完全取代了一百八九十里路程的淮河险段(见图14-5)。这样,就意味着楚扬运河的入淮口,从末口向西移到了汴河入淮口的淮河对岸,使楚扬运河与汴河基本相衔接,既避开了淮河的风浪之险,又缩短了航运的路程(笔者按:因为淮河曲折多弯,运河线形较直且位于弧形内侧,故曰缩短了航运路程),诚如宋神宗对陈祐甫所说的:“费虽大,利亦博矣。”

图14-5 沙河、洪泽、龟山三运河示意图[135]

关于这条运河的水源,从上述该运河的走向来看,似乎不成问题,因其沿途北岸有磨盘口和洪泽镇二处出口与淮河相通;而该运河的南岸又与当地的万家湖、泥墩湖、富陵湖以及洪泽等大小陂塘相通。因此,水源丰富,通常能保持着航运所需要的水位。

行文至此值得一提的是,宋朝在开凿龟山运河时,为了掌握地下土层的软硬性质,已使用有如现代地质钻探取土样的科学方法。据南宋人楼钥所撰《北行日录·下》[136]记载:

乾道六年二月一日壬午后,风力稍平,众舟齐行,迫暮仅能入洪泽,舟人交口相贺:昔蒋鲁公开运河六十里,以避长淮之险……鲁公为发运使,将入奏计,自洪泽至龟山,率一、二里辄凿一井,以测地之土石,既得,请遂开运河。前辈用心至矣,可轻改乎?(www.xing528.com)

乾道六年为1170年。蒋鲁公当是指蒋之奇。蒋之奇奉命开凿龟山运河,为了确保运河工程质量,曾采用“率一、二里,辄凿一井,以测地之土石”的方法,这无疑是现代地质钻探采取土样的早期方式。据此可知,北宋在进行重大工程建设时,已经采用现代工程建设中一些技术手段。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技术的进步,确实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二)楚扬运河南端的改造

曾经繁荣兴旺、富甲天下的扬州,由于在唐末至五代,迭遭毕师铎、孙儒、杨行密等军阀的兵燹相攻,在相攻中又常常决堤纵水,实行水攻,从而造成扬州不仅城市面目全非,而且连运河水道也蒙受严重破坏。正如《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二《高骈传附秦彦传》所说:

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自师铎、秦彦之后,孙儒、行密继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伤亡,广陵之雄富扫地矣。

扬州在入宋以后,经过整治和商业的逐步发展,在市容方面,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无论从城市规模和居民数量方面或经济繁荣程度而言,都远不及唐朝时的扬州。所以宋人洪迈说:“本朝承平百七十年,(扬州)尚不及唐之什一”[137]。就在扬州尚未完全恢复之际,邻近的真州却迅速崛起,真州位于扬州西南面的长江边,唐朝时不过是个小镇,宋太祖时始建城,真宗时升格为真州。有运河从扬州以南的扬子桥,经真州城通向长江,称为真扬运河。真州就是因为扬州趋于衰退而迅速崛起的,来自江南各地的大量粮食和物资,过去都在扬州中转北运东京,宋时则大部分改在真州中转,连江淮转运使等官署也从扬州迁移至真州。因此在客观上真扬运河已取代瓜州运河成为楚扬运河的南段。当时漕运的最大困难是楚扬运河上堰埭多,自南向北依次有龙舟、新兴、茱萸、召伯、北神五堰。这些堰埭的作用是蓄水,以使运河保持着必要的水位,便于航运;但是也给航运带来了很多不便和阻碍,尤其是重载的漕船,在过堰时必须反复起卸所载货物。这样,不仅粮食、物资损耗很多,而且船身也因与堰体不断摩擦、碰撞而遭受破坏,因此废弃楚扬运河上的一些作用不大的堰埭,已成为当时漕运官员们的共识。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江淮发运使贾宗向朝廷建议说:“诸路岁漕,自真、扬入淮、汴,历堰者五,粮载烦于剥卸,民力罢于牵挽,官私船舰由此速坏。今议开扬州古河,缭城南接运渠,毁龙舟、新兴、茱萸三堰。凿近堰漕路,以均水势,岁省官费十数万,功利甚厚。”诏屯田郎中梁楚、閤门祗候李居中按视,以为当然。明年,役既成,而水注新河,与三堰平,漕船无阻,公私大便。[138]

贾宗所说的开扬州古河,当是在扬子桥至扬州之间开凿一条新河并重开唐时王播所凿七里港河的部分河道,使之相接,再连通楚扬运河。具体说,就是:从瓜洲运河与真扬运河交会处的扬子桥,向北开凿一条有多处弯道的新河至扬州城南,接古运河(即唐时的七里港河),绕至城东,折向北行至东水门,再折向东行,经禅智寺桥至茱萸镇(今湾头镇)接楚扬运河。这条新开的运河,因起自扬州城以南,史称城南运河。其特点是弯道多,这是有意设计成这样的,藉此可以延长运河的流程,减小因地势不平而形成的比降,减少河水流失,以利于取代龙舟、新兴、茱萸三座堰埭,这就是上引记载中所说“凿近堰漕路,以均水势”的含义。在开通的新河中引入江水后,结果水流平稳,并能保持着未废除三堰前同样的水位,这就是记载中所说“水注新河,与三堰平”的含义。最后,因废除了横卧在运河上的三座堰埭,使楚扬运河南段一路畅通,“漕船无阻,公私大便”。总之,当时采取开凿一条新运河以取代三座堰埭的工程措施,是十分成功的。

(三)运盐河和遇明河的开通

宋朝除了不遗余力地治理、改造楚扬运河南、北两端外,还在楚扬运河的东、西两侧增开了不少补助性运河,其中路程较长、工程规模较大的当数运盐河和遇明河。

先谈运盐河。顾名思义,运盐河是为了运输食盐而开凿的运河。它西起扬州以东的茱萸湾(今湾头镇),东至通州(今江苏省南通市)。在古代,今江苏泰州市以东是滨海地区,盛产食盐。早在西汉初,吴王刘濞为了运输食盐,专门开凿了一条运河,自茱萸湾向东至海陵(今江苏省泰州市)。随着苏北地区海岸线的逐渐东移,海边的盐场也不断地向东增设或迁移。因此,历朝为了运盐的需要,也不断向东增开运盐的河段,这样,就使运盐河一再向东延伸,路线也越来越长。北宋和南宋朝廷,对于运盐河的增开,自然也不例外。据《宋史》卷三百《徐的传》记载:

徐的“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副使,奏:通泰州、海安、如皋县漕河。诏未下,(徐)的以便宜调兵夫浚治之,出滞盐三百万,计得钱八百万缗,遂为制置发运使”。

记载中所说的漕河,即指运盐河,因为运输食盐也是漕运的重要内容。但从“调兵夫浚治之”的情况来看,在此以前这条运盐河已经开通到如皋境内,当时可能河道淤塞或淤浅,因此徐的对它进行了疏浚和治理,使之畅通。

到了南宋度宗咸淳年间,时任两淮制置使的李庭芝,自如皋继续向南“凿河四十里,入金沙、余庆场,以省车运”[139]。金沙和余庆均为盐场名称,位于今南通市通州区境内,其中金沙场即今金沙镇,为通州区政府所在地。因为这些海滨滩地,当时为新成陆的土地,除了盐场外,人烟稀少,没有正式地名,所以只能以盐场名称来代替地名。至此,这条运盐河的路线走向基本上已经明确,即:西起茱萸湾并与楚扬运河相通,向东延伸,经泰州、姜堰镇(今江苏省姜堰市)至海安镇(今江苏省海安县);折而向东南,经如皋至通州(今江苏省南通市),全长约三百里。这就是今通扬运河(南通至扬州)的前身。因此可以认为,运盐河的形成过程是:开始于西汉初,大体完成于南宋末。

再说遇明河。这是一条直接沟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完成于宋徽宗时期。其开凿的初衷,是想取代楚扬运河(即邗沟)。

因为漕船从长江边的真州,北上至汴河入淮口的盱眙县,必须循楚扬运河绕道至楚州,这样就要多航行几百里路程。试想,如果在真州、楚州、盱眙三地之间进行连线,正好构成一个不等边的直角三角形。从图14-6中可以看出,真州至楚州是直角三角形的斜边,楚州至盱眙是直角三角形的短边,而真州至盱眙是直角三角形的长边。由于直角三角形的长边远远小于短边与斜边之和,因此历史上人们曾多次努力从盱眙县开凿一条直达长江边的运河,以期缩短漕运路线,节省人力、财力和时间。唐朝睿宗时,曾打算开凿一条从盱眙至扬州的直河,可惜没有实施[140]。到了北宋徽宗时期,朝廷决定再次进行尝试,开凿一条从盱眙直通真州的运河,这就是遇明河。据《宋史》卷九十六《河渠志·东南诸水》记载:

崇宁二年十二月,诏淮南开修遇明河,自真州宣化镇江口至泗州淮河口,五年毕工。

崇宁二年为1103年。真州宣化镇为北宋时所设置,即今江苏省南京市长江北岸的浦口镇。该运河起自宣化镇以南的长江,向北行,经六合县境、天长县境至盱眙县境内入淮河,全长三百余里,是一条从长江直通淮河的重要运河(即图14-6所绘三角形的长边)。其南端之所以不起自扬州而起自真州,因为北宋后期,真州水运交通发达,经济繁荣,又是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官署所在地,已经取代处于衰退、尚未完全复元的扬州,而成为漕运的中转基地。正如南宋人楼钥所说:“真之为州未远……而实当江淮之要会。大漕建台,江湖米运,转输京师,岁以千万计。扬、楚、泗(诸州)俱称繁盛,而以真(州)为首。”[141]

现在的问题是,这条花费五年时间、好不容易开通的遇明河(开通于大观二年即1108年),事后却不见下文,其命运如何?令人牵挂。这里引用一段记载也许可见分晓:

图14-6 遇明河规划示意图[142]

宣和二年(注:1120年)……两浙有方腊之乱,内侍童贯为宣抚使,谭稹为制置使。贯欲海运陆辇,稹欲开一河自盱眙出宣化。朝廷下发运司相度,陈亨伯遣其属向子諲视之。子諲曰:“运河高江、淮数丈,自江至淮凡数百里,人力难浚。”[143]

笔者认为,当时奉命赴浙江镇压方腊起义的制置使谭稹,之所以会提出要开一河自盱眙至宣化镇,则说明谭稹是知道自崇宁二年(1103年)至大观二年(1108年),曾经在当地开通过一条从盱眙通向宣化镇的遇明河,而其河床一直闲置着这一情况的。当年这条遇明河开而不用的原因是:“运河高江、淮数丈,自江至淮凡数百里,人力难浚”,也就是说,遇明河途经之处的地势比长江、淮河都高,无法将江水或淮水引入运河。由此可知,17年前开通的遇明河的河床,至宣和二年(1120年)还存在着,所以谭稹会提出要开一河。实际就是想对这条遇明河的河床,进行一次疏浚的意思。总之,遇明河开通后,因地势高而无法引水,其河床一直闲置着,未发挥作用。及至发生靖康之变,北宋灭亡,该河床也在自生自灭之中完全湮废。这就是其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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