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城运河开凿工程：中国运河历史

前面已经提到，北宋朝廷为了开辟黄河与长江之间水运的新通道，曾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在今河南唐白河流域，先后两次开凿方城运河。

（一）第一次开河工程

第一次开河工程在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据《宋史》卷四《太宗纪·太平兴国三年》记载：“开襄汉漕渠，渠成而水不上，卒废。”关于这次工程状况，《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白河》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太平兴国三年正月，西京转运使程能献议，请自南阳下向口置堰，回水入石塘、沙河，合蔡河达于京师，以通湘潭之漕。诏发唐、邓、汝、颍、许、蔡、陈、郑丁夫及诸州兵凡数万人，以弓箭库使王文宝、六宅使李继隆、内作坊副使李神祐、刘承珪等护其役。堑山堙谷，历博望、罗渠、少柘山，凡百余里，月余，抵方城。地势高，水不能至，能献复多役人，以致水，然不可通漕运。会山水暴涨，石堰坏，河不克就，卒堙废焉。^[125]

从上引记载可知，方城运河的工程内容和路线走向为：在南阳以北的下向口（今新店镇西北）白河上，修建一座拦河大石堰。又自下向口起，朝东北方向开凿河道，经博望（今南阳市东北的博望镇）、罗渠（今赵河镇西南）、少柘山（今方城县以南的罗汉山）、方城隘口至叶县境内的石塘河，全长不足一百二十里^[126]，使长江水系的白河与淮河水系的石塘河相沟通。这次工程所开凿的河道距离虽然不长，但当地都是冈阜起伏的丘陵，需要“堑山堙谷”，开凿工程艰难，这从当时投入施工的民工和士兵多达数万人的情况就可看出。再者，从运河的路线走向方面来看，主要是利用当地存在的方城隘口。所谓方城隘口，是绵亘于豫西的秦岭余脉伏牛山，其尾部在方城、叶县一带出现了断冈缺口，这里虽然是长江水系和淮河水系的南北分水岭，但地势平坦，与其东、西两侧的山地迥然不同，诚为南北交通的天然通途。因此，早在先秦时代的楚国，就利用隘口的地形条件，开辟了一条从南阳地区通向中原地区的陆上通道，史称夏路。《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夏路以左，不足以备秦。”司马贞《史记索引》注曰：“楚适诸夏，路出方城。”足见夏路自古以来就是一条重要的南北通道。北宋在规划设计运河时，首先考虑的就是充分利用地形方面存在着方城隘口的有利条件，因此该运河的路线走向基本上是循着夏路的轨迹来确定的。

方城运河的起点，之所以选择在南阳附近的白河，是因为白河流域具有悠久历史的水利开发基础，当地河流众多，水源丰富，形成一片水道网。而南阳地处水道网的中心，并且紧傍着白河。白河自北向南流经南阳和荆湖地区重镇襄阳后，注入汉水，自古以来就是一条舟楫往来如梭的水运要道。借道白河，南接汉水、长江，可通四川、荆湘各地。至于运河的终点，之所以选择在石塘河，是因为石塘河为北汝水（今称为沙河）的支流，通向石塘河就可循河东下入汝水，经郾城（今河南省漯河市）转入商水（今称为沙河）和颍水，顺流而下至临颍县的合流镇（今河南省西华县逍遥镇），接开通不久的大流堰运河（开通于太平兴国元年，即976年，见本章第三节）至蔡河，溯蔡河北上抵达京师。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自然河道和业已存在的运河，将京师与长江流域各地联系起来，而使工程量和人力、财力、物力的耗费，减少到最低程度。

但是，运河开凿成功后，运河水流不畅，难以朝方城隘口方向流动，更无法越过隘口。经增加人力、采取补充工程措施后，运河虽然勉强可以通水，但水量极易流失，根本无法保持必要的水位，也就无法进行漕运，最终宣告失败。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主要原因是在规划设计运河的路线走向时，没有考虑到当地的地形特点。原来，方城隘口处看似地形平坦，但这里毕竟是南北分水岭所在，地势比南北两侧要高，存在着明显的比降。当地有一条堵水的流向，可以充分证明比降（北高南低）的存在。堵水（今唐河的上源）发源于方城山南坡，自北向南流，至罗渠镇附近与运河相交会，继续南流至泌阳县（今河南唐河县）东北，与东来的比水（今泌阳河）会合而成唐河。堵水是方城运河的主要水源之一，运河在接纳堵水后，水流只能自东北高处流向西南低处，然后注入白河；而不可能流向地势逐渐升高的隘口方向，更不可能越过隘口。因此在堵水交会口以北至隘口一段运河，产生了“地势高，水不能至”的结果。最后，修建在白河中的拦河石堰也被洪水冲毁，第一次开凿的方城运河彻底报废。

图14-4　方城运河示意图^[127]

方城运河虽然因没有考虑到当地的地形特点而失败了，但是开凿这条运河的意义，及其总体规划的指导思想还是值得称道的。首先，它是继春秋时代在东部地区开通邗沟之后，又一次地在中部地区将长江水系与淮河水系进行沟通的新尝试，虽然尝试没有成功，但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今天，南水北调的中线工程终于开通，大量的南水，通过漫长的渠道，流向北方。今天南水北调工程的中线，与当年方城运河的路线大致相同，足以证明北宋时对于运河的选线，已具备很高的水平。其次，在方城运河的总体规划中，尽量多地利用了自然河道和已开通的运河，以减少工程量和降低工程费用。这一次仅开凿了百余里的新河道，就使京师东京与长江流域各地连通，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水运网。从而反映了当时开凿运河的总体规划，也是完全符合现代工程建设的科学方法和经济原则的。

（二）第二次开河工程(www.xing528.com)

第二次开凿方城运河是在太宗端拱元年（988年），与第一次开凿工程相隔十年。据《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白河》记载：

端拱元年，供奉官阁门祗候阎文逊、苗忠俱上言：开荆南城东漕河，至师子口入汉江，可通荆峡漕路至襄州。又开古白河，可通襄汉漕路至京。诏八作使石全振往视之，遂发丁夫治荆南漕河至汉江，可胜二百斛重载，行旅者颇便。而古白河终不可开。

这一次开河工程计有两项内容：一是开凿荆南城东的漕河至汉江；二是开凿古白河运河（即方城运河）通京师。现分述如下：

（1）开凿荆南城东的漕河至汉江。荆南为唐、五代时的方镇名称，治所在荆州。这里所说的荆南，当是指荆州，即北宋时的江陵府。漕河，在江陵城东，为旧有的运河。据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六十四《江陵府上·漕河》条记载：

漕河，在江陵县北四里，旧经云：王处仲为荆州刺史，凿漕河通江汉南北埭。又说：“绍兴元年省札云：江陵府城下旧有漕河，若略加开淘，则江陵城下纲运从江汉直达襄岘，契勘本府漕河，乃晋元帝建武初所凿。”

王处仲即王敦，东晋初，任大将军、荆州牧，掌握长江中游诸州的军权。在任期间，曾开凿漕河，沟通江、汉。漕河并非所开河道的名称，而是对用以通漕河道的泛称。实际上，王处仲所开的漕河，就是西晋初为杜预开通的扬口运河。西晋末，由八王之乱引发的长期战乱，使扬口运河至东晋初已经淤塞，因此王处仲进行了重开。至北宋太宗时期，起自江陵的漕河（即扬口运河），早已几经淤塞，无法使用。而当时，夔州、利州、梓州和成都府四路（即今四川），是北宋朝廷的财赋主要来源地之一，所产粮食、物资通过长江三峡东运到江陵集中。一向是长江中游地区军事、政治重镇的江陵，此时又成为漕运的中转地，来自今四川地区的粮食、物资都在江陵进行中转。例如，据《宋会要辑稿·食货·水运》条记载：“川益诸州租市之布，自嘉州水运到荆南，自荆南改装舟船，遣纲送京师，岁六十六万，分十纲。”当时在江陵进行中转的粮食、物资，其中部分继续以水运方式，循长江东下至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市）再中转，入邗沟、汴河而抵达东京；部分则改以陆运方式，从江陵北运襄阳，从襄阳再以水运溯白河至南阳，又从南阳陆运至方城隘口以北的石塘河，然后再次改用水运抵达东京。途中需要多次变更运输方式，备感不便与艰难。因此，阎文逊、苗忠二人建议重开江陵至汉江的漕河以及南阳至石塘河的古白河运河（即方城运河），朝廷很快批准。因漕河位于江汉平原水网地区，又是旧河重开，所以很顺利地开凿成功。不过，这次重开的漕河，起点在江陵东未变，而终点则略有变更，即由原来在潜江县以北的扬口，改在师子口入汉江。师子口亦作狮子口，位于景陵县（今湖北省天门市）境西南，是当地一条名为狮子河在汉江的入口。据《古今图书集成》引安陆府沔阳州旧志云：“潜江有里社穴，景陵有狮子河，俱通沔（注：指汉江），漕河之名，当以此也。”^[128]据此可知，狮子口在扬口的东面。

（2）开凿古白河运河。上引记载说：“又开古白河，可通襄汉漕路至京。”既然所开凿的运河，向南可通襄汉漕路，向北可至京师，则无疑就是方城运河。这一次开凿方城运河的工程情况和失败原因，记载中虽然都未说明，但是从“古白河终不可开”这句话，可以体会到第二次开凿工程，也是尽了极大的努力而最终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不言而喻又是没有认识到当地的地势特点。

或曰：既然已有第一次工程失败的教训，为何不吸取前车之鉴，而去重蹈覆辙？笔者认为，所谓“地势高，水不能至”，乃是《宋史·河渠志》总结得出的原因，《宋史》是元朝人撰写的，元朝人认识到这一点，而宋朝人并未认识到，所以当时一而再地想从白河，引水越过方城隘口，通向京师。但是，南阳附近白河的地势比方城隘口处的地势要低，这是自然界的客观存在。由于没有认识到当地的地势特点，因此一再失败是必然的结果。正如清代的顾祖禹在评论该事时所说：“盖地势悬绝，不可以人力回也”^[129]。

最后，在此附带提一下，有记载说：“石塘河在叶县，嘉祐、治平间朝廷以河塞，不可漕运，诏下守臣凿而通之”^[130]。嘉祐是宋仁宗的年号，治平是宋英宗的年号。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治理运河工程只疏凿石塘河，而不提白河，说明疏凿目的只是为了解决石塘河至蔡河的漕运问题。从而可知，直到仁宗、英宗时期，石塘河与白河之间，尚无水道相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