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运河三千年：方城运河开凿形势背景

黄河与长江是中国流程最长的两条大河，其中、下游流域又是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但是，这两条大河都是西东流向，彼此并不相通。为此，自古以来人们就千方百计地利用它们各自的支流水系，在其间开凿人工运河，加以连接，使之沟通。最早沟通黄河与长江的人工运河，是先秦时代开凿的邗沟和鸿沟。邗沟运河开通于春秋末期的吴国，它沟通了长江与淮河；鸿沟运河开通于战国初期的魏国，它沟通了淮河与黄河。有了这两条运河，使黄河与长江得以间接相通，不仅满足了历代政治、军事方面的需要，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但是，这两条运河的地理位置都偏东，尤其是邗沟，位于长江和淮河的下游近海地区，与古代政治重心所在的关中和中原地区相距甚远，南北之间的水运交通还是很不方便。于是，人们又不遗余力地尝试着在中原地区开辟沟通两大河流的新途径。

在东部，人们发现淮河的支流肥水与巢湖的上源施水，不仅同源异流，而且还有支津相通，三国时期，魏国与吴国之间多次水战就在这里进行，魏国的战舰还循着施、肥两水之间的通道，南进到施水一侧的合肥集结安营。后来，施、肥两水之间的通道淤塞了，但是施、肥两水所隔的分水岭，仅为长约四十里的低矮冈阜地，于是这里遂成为沟通南北的一处水陆联运新途径。唐朝在安史之乱后，藩镇李正己一度叛据埇桥（今安徽省宿州市），切断了唐朝经济命脉的汴渠漕运，朝廷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曾打算重开施肥水道，不久因李正己病死，叛军内部发生变化，唐朝得以重新控制埇桥，汴渠漕运随之恢复，重开施、肥两水之间的水道计划也就作罢。

在西部，早在汉武帝时期就曾发动数万民工，试图开辟褒斜线水陆联运的南北通道。虽然翻越秦岭的陆道开通了，但是南北两侧的褒水和斜水，因巨石太多无法开通，最终宣告失败。唐朝时也有过开辟丹灞线水陆联运通道的工程行动，除了开通翻越秦岭的陆道外，还疏通了南端的丹水和北端的灞水。但是，这条水陆联运的通道，由于路况和通行条件太差，使用价值不大，最终被废弃。

在中部，人们发现汉江支流白河的上游与淮河支流汝水的上游之间相距很近，而且分水岭处又是地势比较平坦的伏牛山隘口，因此早在先秦时代的楚国，就在这里开辟了一条从南阳通向中原地区的陆路要道，史称夏路。在隘口处还筑有一个小城，名方城。西汉元帝时，南阳太守召信臣，在汉江支流比水（今唐河）的北源（即堵水）上游和汝水支流水的上游之间，修建了一个大水库，名曰马仁陂。该水库汇集了周围分属于比水和汝水不同水系的来水，从而使汉江水系（属长江水系）同淮河水系相沟通。西晋初年，镇守襄阳的杜预除了开通扬水运河（即春秋时代的江汉运河）外，又进一步整治了扬夏水道，使之贯通南北^[123]。这样，在我国中原地区也可使长江与淮河乃至黄河相沟通了。(www.xing528.com)

以上这些开辟黄河与长江之间水运或水陆联运通道的种种努力，有的当时就失败了；有的当时成功了，但由于沧桑变迁，后来也一一湮废了。因此截至北宋时为止，除了东部地区的邗沟与汴河外，在中、西部地区还没有一条沟通黄河与长江的运河，这给南北水运交通带来了诸多的不便。

我国历史上在隋唐以前，政治、经济的重心都在黄河流域。由于南北朝时期长期战乱，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而长江流域则比较安定，因而社会经济得到很快发展。至隋唐时，经济重心开始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南移的速度不断加快。到了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则已基本上移到了长江流域。北宋开国后，之所以选择开封作为建都之地，就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经济重心已在长江流域，而开封有汴河和邗沟，直通当时最为富饶的东南地区。虽然宋太祖赵匡胤曾经从政治、军事的战略出发，一度打算迁都于洛阳，但是考虑到经济是支撑政权的基础，洛阳距离东南地区比较远，水运条件远远比不上开封，最后不得不放弃了迁都洛阳的打算。

北宋政权存在了167年，其赖以维持生存的财政经济，自始至终来源于长江流域。这一点，《宋大诏令》说得很明确：“国家建都河汴，仰给江淮，岁漕资粮，溢于唐、汉。”事实确是如此，北宋取自淮河和长江流域的粮食物资，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唐朝和汉朝。据记载，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朝廷制定了各条运河每年漕运的定额：“汴河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石，菽一百万石；黄河粟五十万石，菽三十万石；惠民河粟四十万石，菽二十万石；广济河粟二十万石；凡五百五十万石”^[124]。据此可知，当时来自江淮和江南地区的漕运量占总量的73%。至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朝廷调整了上述漕运定额。汴河的漕运量由原来的每年四百万石增加到每年六百万石。至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汴河的漕运量又增加到每年七百万石，最高时甚至达到八百万石，占当时总漕运量的85%以上。当时，凡是从汴河漕运到东京的粮食、物资，都来自淮南地区和江南地区。来自淮南地区和江南地区的两浙、太湖流域的粮食、物资，都取道邗沟、汴河运往东京，尚称近便。但是，来自江南地区中的荆湖（今湖北、湖南）、四川和岭南地区的粮食、物资，因当时在长江中游一带没有一条通向中原的水道，不得不循长江东下，千里迢迢地运到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市）或扬州进行中转，经邗沟至楚州（今江苏省淮安市），再循淮河向西入汴河，向西北运至东京。整个运输过程从西到东，再从东折返向西，绕了一个大圈，不仅延误了许多时间，而且增加了人力、船舶和运费的巨大消耗。因此，在长江中游地区开辟一条通向中原的南北向水道，与淮河、黄河沟通，在当时已是一项紧迫的交通建设任务。这就是北宋曾先后两次开凿方城运河的形势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