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济河起自东京城西北，穿越东京外城的北部，向东延伸至东明县（治所在今河南省兰考县以北）南，折向东北行，经济阴县（治所在今山东省曹县西北）北、定陶县（治所在今山东菏泽市定陶区以北）南，至巨野县（今山东省巨野县）北，入梁山泺（即梁山泊）。接北清河（即济水）东北行，经郓州（治所在山东省东平县西北）、齐州（今山东省济南市）至青州之博兴通向渤海。其中梁山泊以西为人工运河，即广济河。
广济河原是唐朝武则天时期开凿的湛渠，而湛渠是循着早已湮废的古济水故道开凿而成的。至晚唐、五代时，湛渠也早已淤塞不通。后周世宗显德四年（957年）四月，“诏疏汴水，北入五丈河，由是齐鲁舟楫皆达于大梁”[100]。当时，曾费了很大力气，引汴水为源，重新开通，成为当时齐、鲁地区通向东京的漕运要道。因其河宽大多为五丈（约合17米），故史称五丈河。但是，重新开通仅三年，五丈河因淤浅难以通漕，世宗于显德六年（959年），又命“步军都指挥使袁彦浚五丈河，发畿内及滑、亳等州丁夫数千，以供其役。东过曹、济、梁山泊，以通青、郓之漕”[101]。由此可见，五丈河因以汴河为水源，泥沙多，因此极易淤浅。
入宋以后，五丈河“岁漕上供米六十二万石”[102]，继续成为曹、济、郓、青等京东地区通向东京的漕运要道，因此从宋太祖起就十分重视对它的利用和治理。建隆二年（961年）正月，因“五丈河泥淤不利行舟”，“遣使往定陶规度，发曹、单丁夫数万浚之”[103]。接着又进一步“诏左监门卫将军陈承昭于京城之西，夹汴水造斗门，引京、索、蔡河水通城壕，入斗门，俾架流汴水之上，东进于五丈河，以便东北漕运，公私咸利”[104]。记载的意思是说，在汴河以南开凿一条东西向渠道，将流经荥阳、荥泽县境内的索水、京水等小河流，导入渠道，向东引至东京城西，利用渡槽跨越至汴河北岸后，通向东京城内，再注入流经东京城内的五丈河作为新的水源。由于这次治理五丈河的工程规模较大，而且关系到五丈河的水源变更问题，因此连皇帝也很关注着这次工程的进展。是年三月，工程顺利完成。宋太祖亲临新水门观看放水入河的盛况，对工程十分满意，下令赏赐给施工人员三十万缗钱币。开宝六年（973年），宋太祖下诏将五丈河改名为广济河。
广济河经过变更水源后，泥沙淤积现象大大减慢减少，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河道保持着畅通，因此史书记载说：“以便东北漕运，公私咸利。”可是，索水和京水都是短小的河流，流量有限，为长达数百里的广济河提供水源，实在是捉襟见肘，勉为其难。因此，广济河常常出现水位低、航运困难的状况。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正月，宋太宗“命发近县丁夫浚广济河”[105]。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六月，开封府官员向朝廷奏报：“今汴河分注浊水入广济河，堙塞不利。”[106]浊水，当是指泥沙含量多的汴河水，据此可知，在此之前广济河可能因水位太低，无法通航，已将汴河水输入进行补充。天圣六年（1028年）七月，黄河泛滥，导致济州（今山东省巨野县）合蔡镇以下的广济河“漫散不通舟”[107]，宋仁宗命驾部员外郎阎贻庆、水官李守忠共同规划治理办法。这一次采取的工程措施规模也比较大，除了疏导广济河中的洪水入于黄河以及疏浚广济河外，还“立桥梁，置坝堰，逾年而毕”[108]。同时，又下令沿广济河的州县地方官，必须负责巡察、维护，凡河道“浅则浚治，岸薄而圮则增筑之，植榆柳为固”[109]。
广济河时浚时淤，根本原因是水源问题。避开汴河，则水源不足；依靠汴河，则泥沙淤积。使北宋朝廷穷竭心计，找不到应对良策。锐意改革的神宗皇帝即位后，为彻底解决广济河的水源问题，采纳汴河堤岸司官员的建议，于熙宁七年（1074年）八月，在通津门（东京外城的东城门之一，在城的东南方）汴河北岸开凿渠道通向广济河。翌年，又派遣杨琰和陈祐甫沿汴河修建渗水塘和虚堤（即渗水坝）八处，使汴河在涨水时部分水流渗入这些陂塘，作为广济河的水柜（小水库），以备在广济河缺水时随时放水补充。熙宁九年（1076年）三月，又下诏在广济河上修建坝闸，通过闸门的启闭来控制广济河的水量，防止流失。采取这一系列的工程措施后，广济河的水源问题暂时得到了缓和。
但是，到了元丰二年（1079年）清汴工程（即汴河与洛水接通，改以洛水为水源的工程）建成后，横跨在汴河上的渡槽，对来往舟船构成严重妨碍，因此宋神宗于元丰五年（1082年）下令中止广济河漕运，曹、济、郓、青一带京东地区的漕粮和上供物资，改道由菏水入南清河（即泗水），再转汴河运往东京。对于神宗的这一决策，当时有许多人认为不妥。当年七月，御史王植首先上书提出异议，认为“广济安流而上，与清河溯流入汴，远近险易较然，废之非是”[110]。面对朝臣的非议，大度的神宗不仅不生气，而且将此不同意见交由监司详议。元丰七年（1084年）八月，汴河堤岸司认为：“京东地富，谷粟可漕，独患河涩，若因修京城，令役兵近汴（处）穴土，使之成渠，就引河水注之广济，则漕舟可通，是一举而两利也。”[111]此外，寿州寿春县令周谞也上书朝廷说：“广济河实京师漕运三河之数，下则通于江淮、二浙，上则达于京师。故京东一路所产，与夫江淮、二浙皆得以有无相易而致诸京师，京东之民赖此为业者众矣。”又说：“自济至于曹，自曹至于京师，不过四五百里。而自济入泗，由泗入汴而达于京师，则迂曲辽远近二千里”[112]。第二年，神宗病逝。年幼的哲宗即位后，于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下诏重建汴河上的渡槽，使京、索水流进咸丰门入于广济河，并恢复广济河漕运。[113](www.xing528.com)
值得一提的是，宋神宗于元丰五年（1082年）决定中止广济河漕运，而计划将青、齐、郓、济地区的漕粮和上供物资，改道循东晋时荀羡所开运河、南清河至淮河，再溯汴而至东京。其实，这条迂回、改道的漕运路线，早在宋真宗时就有人提出，据《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广济河》记载：
景德三年，内侍赵守伦建议自京东分广济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达江、湖漕路。役既成，遣使复视，绘图来上。帝以地有隆阜，而水势极浅，虽置堰埭，又历吕梁滩碛之险，非可漕运，罢之。[114]
赵守伦所建议的漕运路线，是以齐、郓地区循东晋时荀羡所开运河、南清河（即泗水），经徐州至淮河，再溯汴河至东京。真宗十分重视这一建议，当即派出使者到实地踏勘地形并绘成地图，及至听了使者的汇报和看了地图后，发现这条水运路线所经之处地形起伏不定，而水势又不大，很难保持必要的水量而使水运一路畅通，尤其是徐州以南泗水中存在着吕梁洪等险滩，通漕困难，所以予以否定。
这条水运路线所存在的问题，在北宋的时代条件下确实难以克服，真宗予以否定实属正确决策。但是，有谁想到这条漕运路线，成为后来京杭大运河中的一段，对于元朝在规划京杭大运河的路线走向来说，是很有启迪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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