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民河的下段蔡河，即战国时代的鸿沟，两汉时代的浪荡渠。自古以来，就是沟通黄河流域与淮河流域的重要通道。隋唐以降，我国的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开始移向长江流域，历朝的漕运和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途径，也都为汴渠所取代，蔡河逐渐失去其原有的地位。但是，到了中唐时期，藩镇势力猖獗，一度切断了唐朝廷的汴渠漕路，朝廷不得不重新取道蔡河，于是“衣冠商旅率皆直蔡会洛”[94]，蔡河一度又恢复了曾经有过的地位。晚唐以后，军阀混战，蔡河遭受破坏。至五代后周时，柴世宗出于征伐南唐、统一中国的战略需要，对蔡河进行治理疏通，当时由陈、颍一带至东京，又重新出现了“舟楫相继，商贾毕至”[95]的情景。入宋以后，因都城东京就是蔡河的起点，对东京周围的水道包括蔡河在内，进行了有规划、有步骤的开发和治理，新开了一条闵河作为蔡河的上游河段，扩建蔡河而成惠民河，并将颍水的两条支流洧水和潩水，改道流入惠民河，使惠民河水源丰富，水量充足，舳舻相继，漕运畅通，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佳状态，从而成为北宋以东京为中心的四大运河之一。
北宋时代的惠民河，是一条漕运要道，每年完成的漕运量仅次于汴河。如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从各地运至东京的粮食共计五百五十万石，其中“汴河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石，菽一百万石；黄河运粟五十万石，菽三十万石；惠民河运粟四十万石，菽二十万石；广济河（即五丈河）运粟十二万石”[96]。惠民河所运粮食的产地为陈、颍、许、蔡、光、寿等六州，其漕运量之所以不够多，并非惠民河的运输能力有限，而是这些地区的粮食产量有限，因为每年的漕运量多少是朝廷根据当地粮食产量作出规定的。惠民河每年所运的六十万石粮食，主要供应位于东京周围的太康、咸平、尉氏等县境内驻军的食用。此外，惠民河每年还从各地运至东京许多其他物资，如布帛、绢绫、日用品、土特产等，以供应东京一百多万官民的生活需要。因此，《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蔡河》说：“蔡河贯京师，为都人所仰。”
北宋时代的惠民河，除了承担着繁重的漕运任务外，还在航运交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近处而言，通过以惠民河为骨干的京西地区水运网，既加强了东京与陈、颍、蔡等州的交通联系，也缩短了东京与郑、许（颍昌府）等州的水运距离，使位于东京西南的这片广阔土地，成为名副其实的京畿外围。就远处来说，惠民河与涡水、颍水相通，可以循涡、颍两水直达淮南，并进而从寿、庐（今安徽省合肥市）通向江南地区。与汴河一起，承担起沟通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的使命，不仅促进了两大流域地区经济与文化的交流，而且加强了国家的统一。显而易见，这些都是惠民河所起到的历史作用。
但是，正当惠民河处于不断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越来越大之际，来自北方的金兵却攻陷了繁华的东京，徽、钦二宗被俘，历史宣告北宋灭亡。北宋的突然灭亡，是惠民河从兴盛走向衰落的转折点。虽然，在金朝统治中国北方时期，惠民河继续发挥着航运作用，但主要是用以运兵运粮，为淮河前线的军事需要服务。如有记载说：“自铭州输燕子城，运来八十万斛由蔡水入淮，馈伐宋诸军”[97]。后来，金朝迁都于开封，按理惠民河又有了复兴的机会，但此时的金朝，已经日薄西山。北有蒙古族大军压境，南有宋军在颍、汝一带不断骚扰，处于窘境的金朝统治者，根本无暇顾及惠民河。由于长期以来，对惠民河只使用，不维护，任其自流，致使惠民河的河道和通航状况每况愈下。特别是在南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蒙古军灭金后，就开始与南宋处于直接对峙状态。蒙古军为了水淹宋军，公然“决黄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南军，南军多溺死”[98]。寸金淀位于开封城以北的黄河边，此口一开，黄河改道南流，当时分成三股水流：一股水流循古汴渠入泗再入淮；一股水流循惠民河南下，再循涡水入淮，这是当时黄河南侵的主流；还有一股水流泛滥至颍，由颍入淮。这三股黄河水流都夺淮入海，不仅扰乱了淮河水系的原有流向格局，而且也侵占、吞没了惠民河。黄河水中泥沙在惠民河中不断沉淀淤积，不过数十年使惠民河也像北宋时汴河那样，成为河底高于两岸地面的地上河。生活在元朝泰定年间（1324～1328年）的李黼，曾上书皇帝说：(www.xing528.com)
蔡河源出京西，宋以转输之故，平地筑堤，今河底填淤高出地面。秋霖一至，横溃为灾，宜按故迹修浚。他日东河或有不测之阻，江淮运物当由此分道达京，万世之利也。[99]
元朝建都于北方，统治者对于惠民河并不重视，并未“按故迹修浚”，一直处于任其自流的状态。至明朝时，宋朝费了近百年时间、好不容易开通的惠民河，完全湮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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