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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口问题:中国运河在三千年间曾有变动,北宋政治派系分歧

时间:2023-11-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事实上,汴口的位置不固定,经常发生变动。为使朝廷减轻人力和财政负担,当时不断有人建议将汴口固定下来。訾家口淤浅后并未报废,而是新、旧两汴口并存。如上所述,不论是在建立固定汴口或是在关闭汴口的问题上,都反映了北宋政治派系之间的分歧和斗争。因为汴口不固定,并在冬春之交加以关闭,是由来已久的旧制,这是守旧派人士所要遵循和坚持的。

汴口问题:中国运河在三千年间曾有变动,北宋政治派系分歧

由于汴河的水源来自黄河,这就使汴河在黄河的引水口(简称汴口),难以固定在一个位置上。宋史卷九十三《河渠志·汴河上》称:“宋都大梁以孟州河阴县南为汴首受黄河之口,属于淮泗。”所说的汴首在孟州河阴县南,这只是汴口的大概位置,而不是具体位置。事实上,汴口的位置不固定,经常发生变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大河向背不常,故河口岁易”[8]。其实,汴口何止是岁易,有时一岁之中就数易其位。这就直接影响汴河的流量和水位,从而为北宋一代带来了无穷的麻烦。

首先,因为汴口的位置不固定,所以无法在汴口建立水闸,也就不可能以启闭闸门来调节黄河水进入汴河的流量。《宋史》卷九十三《河渠志·汴河上》说:“每岁自春及冬,常于河口均调水势,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载为准。”既然不能在汴口建闸,那么如何进行均调水势以达到水深六尺(约合2米)的呢?当时采用的是最原始的方法,即在黄河涨水时赶快填土,将汴口的宽度缩小、深度减浅,以减少黄河水进入汴河;反之,在黄河枯水时期,及时挖土,将汴口的宽度扩大,深度加深,使黄河水尽可能多地进入汴河。这种“均调水势”的方法,虽然原始,但很实用,而且效果也好。只是每次对汴口进行挖土、填土都是人工作业,投入的施工人员少则几千,多则数万。加上每年对汴口施工的时间又无规律,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文献记载,可知: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对汴口挖土施工,是在九月;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对汴口施工在正月;天禧二年(1018年),对汴口施工在七月;天圣六年(1028年),对汴口施工在十一月;而景祐四年(1037年)的一次,则是在四月。由于每年对汴口施工多属紧急任务,动用的劳力多,而时间又无规律,迫使朝廷不得不在汴口建有常设机构,任命专职的官吏负责此事,并随时随地调发役夫和劳力,这就需要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北宋朝廷不堪重负。为使朝廷减轻人力和财政负担,当时不断有人建议将汴口固定下来。如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十月,白波发运判官史莹提出:“孟州汜水县孤柏岭下,缘南岸山址,导河入汴,甚为便利”[9]。经派人赴现场考察后,认为“役大而流悍,非人力可御”[10]。于是,这一建议被束之高阁。及至熙宁四年(1071年),都官郎中应舜臣建议开挖訾家口,他说:“訾家口在孤柏岭下,当河流之冲,其便利可常用,勿易。水大时则泄以斗门,水小时则为辅渠于下流以益之”[11]。其时,正值改革家王安石当政,对于应舜臣所提具有改革现状意义的建议十分赞同,决定开工兴建新的固定汴口即訾家口。于是,“日役夫四万,饶一月而成”。可是黄河水中的泥沙实在太多,这个新开的汴口启用“才三月已浅淀”,不得不“复开旧口,役万工,四日而水稍顺”[12]。訾家口淤浅后并未报废,而是新、旧两汴口并存。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罢相离开东京,御史盛陶认为“汴河开两口非便”,命同判都水监宋昌言调查两汴口水势情况。宋昌言至汴口,牒问提举汴口官王珫,珫说訾家口水三分,辅渠水七分。于是“昌言请闭塞訾家口而留辅渠。时韩绛、吕惠卿当国,许之”[13]。熙宁八年(1075年)春,王安石恢复相位,是年夏,河背新口,汴河绝水。都水监丞侯叔献乘机对王安石说:汴河无水,都是因宋昌言塞訾家口所致。王安石命侯叔献复开訾家口,水遂通流。“于是宋昌言和王珫,各被降官,宋昌言还徙知丹州,都水监众官各以赎论,而侯叔献以功迁员外郎[14]。但是,未几黄河又背訾家口,汴河复绝水,朝廷命侯叔献再开訾家口,并未追究其责任。訾家口开了又闭,闭后复开,并且牵连到人事的去留和官职的升降。这些变化的背后,反映了当时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守旧派之间,在水利和水运交通方面的意见分歧和政治方面的派系斗争。

其次,黄河不仅泥沙含量多,而且在冬季要结冰。每年春暖解冻时,大量的冰凌就会进入汴河,既冲击汴堤,又阻碍航运,为害很大。为了防止黄河冰凌进入汴河,旧时规定每年冬季关闭汴口,即“旧制有闭口,十月则舟不行”[15]。又有记载说:“三司言:发运司岁发头运粮纲入汴,旧以清明日”[16]。据此可知,北宋时汴河的通航时间,约为每年清明日起至十月止。清明日一般在三月,则一年中通航时间约为八个月,即有三分之一时间关闭汴口。这样,汴口利用率很低,而且频繁启闭汴口,都需人工作业,再加日常管理人员,每年的费用开支极大。宋神宗曾问王安石:“旧闭口良有所费?”王安石答曰:“闻有时费至百万。”神宗曰:“数年前若言不闭汴口,即人须大戒”[17]。对于这种现状,改革派是极为不满的。因此在熙宁六年(1073年)当有人提议全年不闭汴口时,王安石立即予以支持,并奏请神宗诏令是年冬季不闭汴口,当时的补救措施是在汴口外的水域设置木筏,以阻冰凌。结果,木筏设置不当,黄河中大量浮冰还是进入了汴河,造成“河冰壅水溢岸”[18],从而引发了一场争论。当时,以都水监丞侯叔献为一方,主张全年开汴口,这样既可节省费用开支,又可增加汴河通航时间。而以御史杂事张琥为另一方,则主张冬季关闭汴口,这样可以防止浮冰进入汴河,造成损坏堤防。双方争论至为激烈。由于当政的王安石倾向全年不闭汴口,所以当时争论结果是有利于侯叔献一方的。于是王安石决定于熙宁八年(1075年)实行全年不闭汴口,岂料这一年冬季黄河严重冰冻,大量的浮冰涌入汴河,冲击京城一带的堤防。宋神宗惊慌失措之中,急令“连夜闭塞(汴口),无信妄说利害”[19]。皇帝将主张开放汴口的意见,斥为“妄说”,这不能不承认是对主开派人士的当头一棒。

如上所述,不论是在建立固定汴口或是在关闭汴口的问题上,都反映了北宋政治派系之间的分歧和斗争。因为汴口不固定,并在冬春之交加以关闭,是由来已久的旧制,这是守旧派人士所要遵循和坚持的。打破旧制,改变现状,主张新开一个位置固定的汴口,并且全年开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这是改革派人士所要实行和坚持的。由于当时在汴口问题上笼罩着政治派系斗争的阴影,因此属于水利工程领域的汴口问题,变得非常复杂,终北宋之世未能得到妥善解决。(www.xing528.com)

再次,在汴口问题上,除了上述每年需要挖土、填土,对汴口进行拓宽、加深或缩小、减浅等反复、单调的施工操作外,还有一项麻烦事也是每年要重复进行的,那就是经常要从汴口向北开挖引水道。为何要在汴口开挖引水道?这有两种原因:一是黄河流量变化无常,在涨水和枯水的不同时期,黄河水面的宽度相差很大,在涨水时期,河面宽阔浩淼,一望无际;但在枯水时期,靠近两岸的大片水域,都变成了河漫滩,导致汴口与黄河水域不相连接,也就无法继续引水,因此需要在黄河南侧的河滩上开挖一条引水道,将汴口与黄河水域重新连接起来,实际上就是使汴口向北延伸了一段距离。二是黄河在孟州、郑州境内的河段,经常发生南北向的游走、摆动,当河道向北摆动时,就使位于黄河南岸一侧的水域变成大片河滩陆地,使原来汴口与黄河相接处变成不相接,出现无法引水的状况。这时需要在黄河南岸的新生土地上,增开一段引水渠道,使汴口与黄河水域重新连接起来。

此外,汴口的泥沙淤积也是个大问题。黄河水进入汴渠后,河水中的大量泥沙首先在汴口沉淀淤积,因此疏浚汴口的任务不仅十分繁重,而且需要经常进行。关于汴口的泥沙淤积问题,因后面列有专题叙述,所以这里不予展开、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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