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史朝义兵败自杀，其部下纷纷降唐，朝廷为优抚这些降将，大多授予掌握军政大权的节度使或掌握军权的防御使。当时，“薛嵩为相、卫、邢、洺、贝、滋六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德、沧、赢五州防御使；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154]。自是，河北诸州皆为安史降将所占据。加上有些唐军将领，在平叛战争中势力不断得到扩张，出现了妄自尊大、不服朝廷命令的现象。这两股集团势力，既占有土地和人民，又拥有军队和财赋，导致形成割据称雄的藩镇。在藩镇内部，节度使一职父死子续，或由部将承袭，擅自延续；扩充军队、委任官吏、征收税赋，也都自行其是。而在藩镇之间，或相互攻伐，或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朝廷。藩镇多时，达40余个，使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形成名为统一、实为分裂的局面。
由于藩镇割据了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使朝廷无法再从这些地区得到粮食和物资，当时唐朝的经济来源，只能仰赖于江淮和江南地区。文献上有关这方面的记载颇多。例如：肃宗时期的第五琦说：“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赋，赋之所出，江淮居多”[155]。德宗时期的权德舆说：“赋取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156]。宪宗时期的王播说：“军兴之时，在于财赋；国用之本，在于江淮”[157]。敬宗时期白居易说：“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158]。宣宗时期，杜牧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159]。从上述文献资料，足以说明唐朝在安史之乱后的财赋，主要来源于江淮和江南地区，因此从江南、江淮地区通向关中地区的漕路，成为当时朝廷的生命线，必须时时保持畅通，不容许一日中断。好在安史之乱没有殃及淮河以南地区，那里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一直处于持续发展状态，有能力满足当时朝廷的需要；加上安史之乱后那里也无藩镇割据现象存在，漕运必经的江南河和邗沟始终保持着畅通。而成为当时朝廷与藩镇争夺对象的主要是位于北方的漕路，即黄河与汴渠。
早在代宗永泰年间，就发生同、华二州节度使周智光在潼关一带截留朝廷的漕运物资和粮食、阻断黄河漕路的情况。据《旧唐书》卷一百十四《周智光传》记载：
永泰元年……智光与杜冕不协，遂杀鄜州刺史张麟。坑杜冕家属八十一人，焚坊州庐舍三千余家，惧罪召不赴命。永泰二年十二月，劫诸节度使进奉货物及转运米二万石，据州反。时淮南节度使、检校右仆射崔圆入觐，方物百万，智光强留其半。
周智光当时身为朝廷的同、华二州节度使、潼关防御使，加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官衔不少，官阶不低，竟滥用手中的兵权，肆无忌惮地干起杀人放火、拦路抢劫的勾当。朝廷一再予以宽恕，并派遣使节授其尚书左仆射等高阶官衔，但他仍不收敛其行为，说明当时朝廷对握有兵权的地方节度使控制能力已很弱。直到后来朝廷调遣郭子仪军进剿，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周智光被其部下杀死，潼关附近一度受阻的漕路才得以恢复通航。
其后，大历十一年（776年）五月，汴、宋二州节度使留后田神玉去世，其部下“大将李灵曜反，因据州城，绝运路”[160]。汴、宋二州节度使治所在汴州。汴州是汴渠的咽喉，汴州被叛军占领，意味着汴渠被切断。好在到了同年十一月，李灵曜被朝廷擒斩，中断了半年的漕路又复通航。
上述周智光、李灵曜等属于将领叛变，能量还是有限，导致漕运受阻的时间也不长，朝廷有能力予以制服。当时对漕运构成威胁最大的是藩镇势力。在唐德宗时期，由于对藩镇采取宽容、优抚政策，致使藩镇势力日益坐大。当时割据一方的藩镇有平卢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占据淄、青、齐、沂、密等十五州（相当于今山东和江苏北部、安徽东北部、河南西南部），有兵力十万人；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占据魏、博、相、卫、贝等七州（相当于今河北南部），有兵力五万人；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占据恒、易、定、赵、冀等七州（相当于今河北中部），有兵力五万人；梁崇义，占据襄、邓、均、房、郢等六州（相当于今河南西南部和湖北的西北部），有兵力二万人。这些藩镇都独霸一方，不仅攫取各自势力范围内的地方财赋，还相互勾结，对抗朝廷，每当朝廷修一城或增一兵，他们就有怨言，起猜疑；而他们在各自境内筑垒修城、练兵缮甲，则可以随心所欲，不容许朝廷干预。
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后，其子李惟岳请袭父位，德宗不许。不日，魏博节度使田悦（为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之侄，田承嗣去世后，由他承袭）代向朝廷再请，又不许。于是他们怀恨在心，联合起来准备密谋叛唐。同年三月，朝廷鉴于藩镇日益飞扬跋扈，因此在位于漕路要冲的汴州筑城，以防不测。岂知这事引起藩镇的强烈不满，成为藩镇与朝廷之间发生战争的导火线。据《新唐书》卷二百十三《李正己传》记载：
建中初，闻（筑）城汴州，乃约田悦、梁崇义、李惟岳（按：在未得到朝廷的同意下，李惟岳擅自承袭其父位）偕叛。自屯济阴，陈兵按习，益师徐州，以扼江淮。
李正己为平卢、淄青节度使，在诸多藩镇中，占地最广（北起黄河，南至淮河，共十五个州，徐州为其中之一）、兵力最多、势力最强。因怀疑朝廷要打击他，决定先发制人，从居住地郓州（今山东省东平县西北）南下，移军于济阴（今山东省曹县西北），并增兵徐州，控制位于徐州以南的埇桥。埇桥位于汴渠北岸，一向是汴渠的咽喉，为唐朝漕运的必经之地。为此，朝廷不得不将漕路改由涡口溯涡水而上，再绕道至汴州。涡口（在今安徽省怀远县境内）是涡水的入淮口，位于埇桥之南，当时亦在徐州管辖境内。当淄青叛军得知朝廷漕运已改道经由涡口后，立即派兵又控制了涡口，企图完全切断当时的漕路，置唐朝于死地。其时，有来自江南的淮南诸道，满载着进奉物资和粮食的千余艘漕船，得知前方涡口有淄青兵把守，遂停泊不敢前进。朝廷为了确保这批进奉物资不致落入淄青叛军的手中，速调和州刺史张万福为濠州刺史，以武力护航使漕船强行通过。张万福素以威武著称，他接到命令后，即“驰至涡口，立马岸上，发进奉船，淄青兵马倚岸睥睨不敢动，诸道船继进”[161]。这批漕船虽然侥幸地闯过了虎口，但属于偶然的成功，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根本的办法就是用武力夺回埇桥和涡口，使漕路完全控制在朝廷手中，为此，朝廷调兵遣将，决定用武力夺回徐州。就在这紧急关头，淄青叛军内部突发事变，节度使李正己因“发疽卒”[162]，其子李纳擅自总率兵政，秘不发丧，引起众人的不满。当时徐州刺史李洧，是李正己的堂弟，在彭城县令白季庚的怂恿下，于建中二年（781年）十月，毅然决然反正归唐。说他毅然决然，是因为他的家族当时都在东平县家乡，在李纳控制之下。白居易在《荐李晏韦楚状》中说：
建中初，李正己与纳连反，汴河阻绝，转输不能。晏先父洧，即正己堂弟，为徐州刺史。当叛乱之时，洧以一郡七城归国效顺，弃一家百口，任贼诛夷。开运路于咽喉，断凶渠之右臂，遂使逆谋大挫，妖寇竟消，从此徐州埇桥，至今永为内地。如洧之子，实可念之。[163]
当李纳得悉其堂叔归顺朝廷，立即发兵二万南下围攻徐州。李洧与白季庚苦守郡城42天始终未破，及至前来增援的官军大败围城的淄青兵，徐州之围遂解，埇桥和涡口也同时收复，至此中断了半年的汴渠漕路又复通航。
可是，一波刚伏，一波又起。建中三年（782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起兵造反，加上李纳也派兵南下响应李希烈，对汴渠漕路构成严重威胁。《资治通鉴》记其事云：
李希烈帅所部兵三万徙镇许州，遣所亲诣李纳，与谋共袭汴州……纳亦数遣游兵渡汴，以迎希烈。由是，东南转输者皆不敢由汴渠。[164]
当时，李希烈的兵势很盛，他击败了东都节度使哥舒曜（哥舒翰之子）的官军，并于建中四年（783年）攻陷地当交通要冲的汴州。汴州的失守，使东南地区通向关中长安的漕路完全断绝，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正如唐人赵元一《奉天录》卷二所说：“大梁（即汴州）遂陷，江淮震惧。贼即入城，资贿山积，河路断绝”[165]。形势严峻的不光是汴州失守，漕路断绝；与此同时，京师长安还发生了兵变。唐德宗仓皇出走奉天（今陕西省干县），乱兵进而围攻奉天。而从远道率军前来勤王、解围有功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因得不到应有的待遇，也加入反叛行列，唐德宗又从奉天出走梁州（今陕西省汉中市）。唐德宗命禁军去平叛解围，禁军因缺粮而怨声载道。当时连皇帝也陷于困境和忧虑之中。“关中仓廪竭，禁军或自脱巾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上忧之甚。会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166]。韩滉当时任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治所在润州，即今江苏省镇江市），他在朝廷最困难之际，及时地运粮到关中，不仅防止了禁军可能发生的兵变，而且为禁军提供了粮食，从而平定了已经发生的兵变。对于韩滉的功劳，《奉天录》卷二记载说：“时滉以中国多难，翠华不守，淮西、幽燕并为敌国，公虑敖仓之粟不继，忧王师之绝粮，遂于浙江东西市米六百万石，表奏御史四十员，以充纲署。淮汴之间，楼船万计。中原百万之师，馈粮不竭者，韩公之力焉。”
前面所引《资治通鉴》记载说韩滉向关中运米三万斛，而《奉天录》记载说运米六百万石，另有记载说：“自公（注：指韩滉）当漕运，初年（注：贞元元年，785年），四十七万（石）；二年，七十万（石）；末年，一百万（石）”[167]。可见，当年韩混向关中运粮不止一次而是多次。那么，在汴州沦陷、漕路阻断的情况下，韩滉是怎样将粮食从江东安全地运至关中的呢？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一《唐纪四十七·德宗兴元元年五月》记载：“又（韩滉）运米百艘……自负囊米置舟中，将佐争举之，须臾而毕。艘置五弩手以为防援，有寇则扣舷相警，五百弩已彀矣。比至渭桥，盗不敢近。时关中兵荒，米斗直钱五百，及滉米至，减五之四。”《新唐书·韩滉传》也有类如记载。可知韩滉第一次运米至关中，数量不多，时间是在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五月以前。其时，关中兵变尚未平靖，汴州沦陷还未收复，漕路阻断，沿途多寇。因此韩滉在每艘运粮船中安排五名弓弩手，一百艘粮船组成船队，五百名弓弩手以“扣舷相警，前后呼应，用武力护航，安全运抵关中”。五月末，关中兵变平靖，并收复长安。七月，德宗车驾返长安。[168]是年十一月，宋、亳节度使刘洽收复汴州。[169]汴渠亦通。由此可知，韩滉在后来贞元初年的几次运粮至关中时，汴渠已无阻碍，因此同第一次运粮要用武力护航相比，难度已小得多。至于《奉天录》所说的“六百万石”，可能是韩混多次运粮至关中的累计总数。
建中至兴元这五年间（780～784年），可谓多事之秋。因此唐德宗的兴元年号只用了一年就改元为贞元。进入贞元年间后，德宗为吸取前几年漕路被阻绝，关中就断粮的教训，决定加强对徐州和汴州两处咽喉的控制。在徐州，任命稳重练达的张建封为徐泗濠节度使。在汴州，任命去年破李希烈、收复汴州有功的刘洽（业已改名为刘玄佐）为汴宋节度使，并在徐、汴两州增加兵力，以加强卫戍，其中汴州就有兵力十万人。“汴州自大历以来多兵事，刘玄佐益其师至十万人。”[170]可是，兵多虽有利于卫戍，却不利于控制。贞元八年（792年），刘玄佐去世，朝廷以吴凑接任刘玄佐之职，岂料刘玄佐的部下不接受吴凑，而擅自以刘玄佐之子刘士宁继任，为此自贞元八年至贞元十五年（792～799年）的八年间，汴州先后五次发生兵变动乱。《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五《唐纪五十一·贞元十六年》记载说：“宣武军（治所在汴州）自刘玄佐薨，凡五作乱。”胡三省对此作注云：“贞元八年，玄佐薨，汴卒拒吴凑而立其子士宁。李万荣既逐士宁，十年，韩惟清等乱。十二年，万荣死，其子迺以兵乱。董晋既入汴，邓惟恭复谋乱。十四年，晋薨[171]，兵又乱，杀留后。凡五乱。”在动乱期间，乱兵肆意杀人和抢劫途经汴州的漕运物资。例如，“贞元十年……叛卒兵械少，战不胜，乃劫转运财货，杀伤千余人”[172]。又，“贞元十二年六月，越州刺史皇甫政奏：进绫縠一千七百匹，至汴州值兵叛，物皆散失”[173]。汴州的兵乱，直到贞元十五年（799年）八月，韩弘任汴州刺史兼宣武军节度使后，才得到制止。
综上所述，由于德宗面对藩镇割据态势软弱无力，藩镇因此得寸进尺，肆意挑起战端，进而切断漕路，导致关中粮食、物资严重短缺，国用不足，军饷无着，引发兵变，迫使德宗先后出走奉天和梁州避难，造成被动局面。因此，《旧唐书·德宗纪》的编撰者说：“罄国用不足以愧军，竭民力未闻于破贼……奉天之窘，可为涕零；罪己之言，补之何益？”这个评语，对于德宗来说确是恰当的。
不过，朝廷受制于藩镇的被动局面，到宪宗时期得到了扭转。宪宗是德宗的孙子，他即位后，一反代宗、德宗时期对藩镇软弱无力的态度，采取果断用兵的强硬手段，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元和元年（806年），斩杀作乱的刘辟，平定西川；斩杀不听调遣、据州反叛的夏、绥节度留后杨惠琳。元和二年（807年），调派大军分三路进讨据润州反叛，曾残杀苏、常、杭、湖、睦五州刺史的镇海军节度使李锜，将其擒获并腰斩于长安街头示众。元和四年（809年），下令征讨割据40多年的成德镇节度留后王承宗（在今河北中部地区）。元和五年（810年），在大军压境下，迫使王承宗向朝廷交纳贡赋和接受委派官吏。元和七年（812年），迫使魏博镇（最早的藩镇之一，占地六州，在今河北南部、河南东北部和山东西北部地区）听命于朝廷。元和十二年（817年），唐将李愬雪夜袭蔡州，一举擒获反叛多年的吴元济，平定了长达4年的淮西之乱。元和十三年（818年），慑于朝廷对淮西的平定，横海、成德等镇归顺朝廷。元和十四年（819年），发兵擒杀曾派人暗杀宰相武元衡而又不肯归顺朝廷的淄青节度留后李师道（李正己之孙，李纳之子），收复李氏三代割据达50余年的十二州。[174]由于唐宪宗有力地打击藩镇，收复大片被割据的国土，重新出现了统一局面，因此在历史上被誉为元和中兴。
唐宪宗早在当太子时就有用兵削藩的决心，而用兵削藩需要充足的粮食、物资和安全、畅通的漕路。为此，他在即位伊始就采取了两项相关的措施。
一是增加粮食、物资的储备，以供军需。宪宗曾对中书舍人李绛说：“今两河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数千里，沦于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财不赡，故不得不蓄聚耳。”[175]当时，唐朝的财赋主要来自江淮地区。因此根据盐铁转运使王播的推荐，任命程异为盐铁转运副使，到江淮地区检查往年财赋交纳情况。凡“诸州府上供钱、米，如妄托水旱，辄有破除，伏请委程异一切勘责闻奏以及其远年逋欠，亦委具可征之数闻奏”[176]。就是说，凡查出往年借口水、旱灾而漏交、少交或欠交赋税的，一律都要补交。由于过去漏交、少交或欠交赋税的现象相当普遍，因此通过程异的检查，朝廷在江淮地区获得的财赋颇多。当时朝廷用兵淮西，国用不足，派遣程异出使江南地区，“异使江表，以调征赋且讽有土者以饶羡入贡”[177]。就是说，程异到江南地区，以战备需要，呼吁那些富有的人们向国家捐献，这一招也很奏效。例如，淮南节度使李鄘“因军兴（指朝廷将对淮西用兵），进绢三万匹，金五百两，银三千两以助军……鄘以境内富实，乃大籍府库，一年所蓄之外，咸贡于朝。诸道以鄘为倡首，悉索以献。自是，王师无匮乏之忧”[178]。
二是加强对徐州、汴州等关键地方的军事控制，以确保漕路的安全和畅通。当时朝廷因备战需要，从江淮地区获得不少的粮食和物资，需要通过漕运方式，将这些粮食、物资的一部分，从淮河和颍水运至位于颍水上游的郾城（今河南省漯河市西北）一带，以备在讨伐淮西割据者吴元济时使用。所走的路线是：“自淮阴溯流，至寿州西四十里入颍口，再溯流至颍州沈丘界，行五百里至陈州项城，又溯流五百里入于溵河，再三百里输于郾城，得来五十万石。”[179]而粮食、物资的另一部分，则通过汴渠漕运至汴口附近的河阴仓。当时运达河阴仓的粮食、物资很多，以致原有的仓房不够用，故“于元和三年四月，增置河阴仓屋一百五十间。”[180]为了保障汴渠的安全和畅通，对过去经常被割据者阻断汴渠漕运的徐州埇桥和汴州加强控制。为此，将位于汴渠之滨的埇桥镇升格为宿州[181]，并派重兵驻防；对于交通要冲的汴州，继续任命韩弘为汴州刺史和宣武军节度使，坐镇汴州。韩弘治军很严，过去经常发生兵卒骚乱闹事的汴州，自从韩弘到职后，“二十余年，军众十万，无敢怙乱者”[182]。
总之，唐朝在安史之乱后，自江淮地区通向关中长安的漕运路线，因途中受到藩镇割据势力的卡阻，漕运时断时续，极不正常，严重危及唐朝政权的生存。到了宪宗时期，由于藩镇割据势力或被消灭，或被削弱，或被迫弃邪归顺朝廷；加上由来已久的徐州和汴州官兵骚乱闹事也被遏止，因此漕路安全，漕运畅通，这也是元和中兴所体现的一个重要方面。
可是，元和中兴有如昙花一现，只维持了15年，随着唐宪宗的去世而结束。其后，吐蕃、南诏等外部势力纷纷入侵；而在国内的藩镇、军阀等割据势力又死灰复燃；安定了十多年的宿州（即过去的埇桥）和汴州，也不时发生兵乱。漕路时通时断，漕运量愈来愈少。唐朝政权摇摇欲坠，再也无力回天了。最后，随着农民起义的冲击而天下大乱，将近300年国祚的大唐帝国也宣告寿终正寝。
【注释】
[1]《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唐纪三十六·肃宗至德二年》。
[2]韩愈《张中丞传后叙》，载《韩昌黎集》卷十三，或《全唐文》卷五百五十六。
[3]李翰《进张巡中丞传表》，载《全唐文》卷四百三十。
[4]参考王开主编《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等著作中有关插图绘制。
[5]《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6]《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九《漕运》。
[7]《旧唐书》卷十七《敬宗纪》。
[8]《册府元龟》卷六百七十八《牧守部·兴利》。
[9]回车为地名。《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四《凤州·梁泉县》条下记载：“回车戍在凤州梁泉县南一百六十六里。”
[10]此路为高山间栈道，岂有如此宽度？颇疑“丈”为“尺”之误。但北魏《石门铭》石刻原文为“丈”字，故在此存疑。
[11]据《石门铭》原件拓片，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
[12]《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梁纪二十一·承圣二年》记载：“魏宇文泰命侍中崔猷开回车路，以通汉中。”胡三省对此注曰：“按《北史·崔猷传》记载：（宇文）泰欲开梁汉旧路，乃命猷开通车路，凿山堙谷五百里，至于梁州，此特因旧路而广之，以通车耳。前史盖误以‘通’字为‘回’。传写者又云其旁而为‘回’也。”意思是说，《北史·崔猷传》和《周书·崔猷传》的记载，均为“开通车路”，因此《通鉴》记载的“开回车路”显然是“开通车路”之误。其实，回车是地名，上引《石门铭》可作证，因此《通鉴》的记载并无错，而错的是胡三省的臆断。
[13]《北史》卷三十二《崔猷传》也有内容相同的记载。
[14]《刘禹锡集》卷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15]“东川”为唐代军队驻防区：剑南东川方镇的简称。
[16]该文载《全唐文》卷第七百九十四。
[17]《三国志》卷九《曹真传附曹爽传》。
[18]《三国志》卷四十四《姜维传》。
[19]《三国志》卷二十八《钟会传》。
[20]《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山南道·洋州兴道县》骆谷条下。
[21]《册府元龟》卷六百七十八《牧守部·兴利·裴度》条下。
[22]《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洋州·兴道县》条下。
[23]清·胡林翼《读史兵略》卷三《汉》。咸丰十一年武昌节署刊印本。
[24]秦末汉初，刘邦受封汉王后，从关中赴汉中走哪条栈道？历来有不同说法。除了上述走子午道一说外，还有走褒斜道一说。《史记·留侯世家》说：“汉元年正月，沛公为汉王……使请汉中地。项王乃许之，遂得汉中地。汉王之国，良送至褒中。遣良归韩，良因说汉王曰：王何不烧绝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乃使良还行烧绝栈道。”既然是张良送刘邦至褒中，当年刘邦所走和烧毁的桟道当是褒斜道。但是，《汉书·高帝纪》的记载则不同，说：“（项）羽使卒三万人从汉王……从杜南入蚀中，张良辞归韩，汉王送至褒中，因说汉王烧绝栈道。”可知，当时是汉王到达汉中后，送张良归韩时再至褒中，并非刘邦从关中去汉中时，张良送刘邦至褒中。说明当时刘邦、张良是一起经由子午道到达汉中的，而张良从汉中归韩时，则走的是褒斜道。总之，在秦末汉初时，子午道已经存在，并且还可通行。
[25]参见李学勤《历史上的子午道》一文，载《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1年第2期。
[26]《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27]《三国志》卷十三《王朗传附王肃传》。
[28]《三国志》卷九《曹真传》。
[29]《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二《山南西道·洋州黄金县》条下。
[30]《孟子》卷十四《尽心章句下》。
[31]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之一，载《全唐诗》卷五百二十一。
[32]《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扬州·江都县条下。
[33]《旧唐书》卷四十九《食货志下》。
[34]《新唐书》卷一百四十六《李吉甫传》。
[35]《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六《杜亚传》。
[36]唐·梁肃《通爱敬陂水门记》，载《全唐文》卷五百十九。
[37]《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二《杜亚传》。
[38]《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二《杜亚传》。
[39]《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二《杜亚传》。
[40]《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二《杜亚传》。
[41]《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扬州·江都条下。
[42]《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
[43]唐·梁肃《通爱敬陂水门记》，载《全唐文》卷五百十九。
[44]唐·李翱《来南录》，载台湾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8册，第189～190页。
[45]《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
[46]《新唐书》卷一百四十六《李吉甫传》。
[47]《新唐书》卷一百四十六《李吉甫传》。
[48]《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八《李吉甫传》。
[49]参考《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唐时期·淮南地区”，增加若干内容而绘成。
[50]《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四《王播传》。
[51]韩愈《送陆歙州诗序》，载《全唐文》卷五百五十五。
[52]练湖在今丹阳市以北，建成于西晋末，详情见后。
[53]见《宋史》卷九十七《河渠志七》。
[54]《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润州丹阳县下说：练湖周八十里，比《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的周长大了一倍。
[55]《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丹阳县·练湖》条。
[56]清·康基田《河渠纪闻》卷五。
[57]吕延祯《复修练湖奏状》，载《全唐文》卷八百七十一。
[58]《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
[59]《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三《孟简传》。
[60]清·钱大昕《十驾斋养心录》卷二十《松江》条。
[61]《白居易集》卷六十八、《全唐文》卷六百七十六。
[62]杭州地方原由海湾演变而成，故水苦咸，唐时饮水困难。唐代宗年间，李泌任杭州刺史，在城内分置六口水井，用以解决饮水问题。但这六口井并非采用地下水，而是用竹管埋在深沟内，连通各井，引西湖水为水源。故白居易文中说“湖底高，井管低”。
[63]见《全唐诗》卷四百四十六。
[64]该文载《柳河东集》卷二十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65]见李之勤、李进《嘉陵江上游古代航运的发展特点》一文的注释十一，载《西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66]柳宗元《兴州江运记》。
[67]柳宗元《兴州江运记》。
[68]柳宗元《兴州江运记》。
[69]柳宗元《兴州江运记》。
[70]柳宗元《兴州江运记》。
[71]柳宗元《兴州江运记》。
[72]柳宗元《兴州江运记》。
[73]参考《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五代时期》第52页“山南西道”绘制。
[74]前面引《新唐书·地理志》说严砺疏嘉陵江三百里。柳宗元《兴州江运记》说是二百里。究竟是三百里还是二百里？笔者认为，因三百里说的是长举至成州的陆道里程，而《新唐书》是北宋人所写。柳宗元是唐代人，他所说的是开通的水道里程，故这里取柳宗元之说。
[75]《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六《唐纪三十二·天宝十载》。
[76]《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六《唐纪三十二·天宝十载》。
[77]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二《安南高骈奏开本州海路》条，中华书局，1960年。
[78]参考高言弘主编《广西水利史》第83页图9绘制。
[79]载《全唐文》卷八百〇五。(www.xing528.com)
[80]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一《形胜名迹·天威泾》条。
[81]《史记》卷十五《六国表·楚怀王十年》。
[82]《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十二册《扬州府志·河渠志》。
[83]《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下》。
[84]《史记》卷一百〇六《吴王濞列传》。
[85]左思《吴都赋》。
[86]现在扬州瘦西湖小金山处也有月观、琴室等历史景点，那是清朝时期所建，并非南朝时期的遗迹。
[87]见唐·颜师古《大业拾遗记》记载。
[88]《旧唐书》卷四十九《食货志》。
[89]韩愈《送陆歙州诗序》，载《全唐文》卷五百五十五。
[90]陈鸿《庐州同食馆记》，载《全唐文》卷六百十二。
[91]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叙舟楫之利》条。
[92]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叙舟楫之利》条。
[93]《太平广记》卷四十四《萧洞玄》条。
[94]李肇《唐国史补》卷下。
[95]《全唐诗》卷二百七十九。
[96]撰写本小节时，曾参考了李廷先先生《唐代扬州史考》一书，特此说明。
[97]《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梁州》。
[98]《全唐诗》卷六百九十二，杜荀鹤《送蜀客游维扬》七律中的首两句。
[99]《太平广记》卷二百九十《妖妄类》。
[100]《唐会要》卷八十六《市》。
[101]《唐会要》卷八十六《市》。
[102]《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四《田神功传》。
[103]日本圆仁《人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04]白居易《盐商妇》诗，载《全唐诗》卷四百二十七。
[105]《南齐书》卷三《武帝纪》。
[106]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叙诸茶品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107]《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志》。
[108]《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志》。
[109]《旧唐书》卷一百零五《韦坚传》。
[110]唐·张鷟《朝野佥载》卷三。
[111]唐·刘肃《大唐新语》卷三。
[112]唐·李廓《长安少年行》诗，载《全唐诗》卷四百七十九。
[113]《旧唐书》卷五十一《后妃传·杨贵妃》。
[114]唐文宗《太和八年疾愈德音》，载《全唐文》卷七十五。
[115]皎然《买药歌送杨山人》，载《全唐诗》卷八百二十一。
[116]《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
[117]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
[118]《全唐诗》卷一百七十四。
[119]欧阳修《欧阳文忠集》卷一百三十《试笔·李邕书》。
[120]颜真卿《茅山玄靖先生广陵李君碑铭》，载《全唐文》卷三百四十。
[121]宋·钱易《南部新书》丁卷，中华书局，1958年。
[122]白居易《长恨歌》诗中的一句。以表示安禄山发动了叛乱战争。
[123]《旧唐书》卷一百二十《郭子仪传》。
[124]《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九《刘晏传》和《唐语林》卷三《夙慧》均谓：刘晏授秘书正字，时年八岁。
[125]《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三《刘晏传》。
[126]《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三《刘晏传》。
[127]《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三《刘晏传》。
[128]《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广德二年》。
[129]《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九《刘晏传》。
[130]《旧唐书》卷四十九《食货志》。
[131]陆贽《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沿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载《全唐文》卷四百七十三。
[132]《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
[133]《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九《刘晏传》。
[134]《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三《唐纪三十九·广德二年》。
[135]《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六《唐纪四十二·建中元年》。
[136]《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六《唐纪四十二·建中元年》；另见于宋·王谠《唐语林》卷一。
[137]《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
[138]《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六《唐纪四十二·建中元年》。
[139]《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
[140]《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
[141]《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六《唐纪四十二·建中元年》。
[142]《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
[143]《旧唐书》卷四十九《食货志》。
[144]《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
[145]《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
[146]《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
[147]《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六《唐纪四十二·建中元年》。
[148]《全唐文》卷四十六，唐代宗《缘汴河置防援诏》。
[149]据《旧唐书》卷四十九《食货志》记载：宝应元年（762年），“刘晏为户部侍郎、京兆尹、度支盐铁转运使，盐铁兼漕运，自晏始也。”宝应二年（即广德元年，763年），刘晏升任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即宰相）。所谓“依前充使”，是指当时刘晏还兼任度支、盐铁转运史等前职。
[150]《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志》。
[151]《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九《刘晏传》。
[152]《旧唐书》卷四十九《食货志》。
[153]《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九，卷末编撰人赞语。
[154]《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唐纪三十八·广德元年》。
[155]《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三《第五琦传》。
[156]《全唐文》卷四百八十六，权德舆《论江淮水灾上疏》。
[157]元和十二年，王播奏疏，载《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四《邦计部·经费》。
[158]白居易《苏州刺史谢上表》，载《全唐文》卷六百六十六。
[159]杜牧《上宰相求杭州启》，载《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三。
[160]《旧唐书》卷一百三十四《马燧传》。
[161]《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二《张万福传》。
[162]《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四《李正己传》，《新唐书》卷二百十三《李正己传》。
[163]白居易《荐李晏韦楚状》，载《全唐文》六百六十九。
[164]《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七《唐纪四十三·德宗建中三年》。
[165]唐·赵元一《奉天录》，载《续修四库全书》第4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66]《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二《唐纪四十八·德宗贞元二年》。
[167]顾况《韩公（混）行状》，载《全唐文》卷五百三十。
[168]《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一《唐纪四十七·德宗兴元元年》。
[169]《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一《唐纪四十七·德宗兴元元年》。
[170]韩愈《董公（晋）行状》，《韩昌黎集》卷三十七，《全唐文》五百六十七。
[171]《旧唐书》卷十三《德宗纪》、卷一百四十五《董晋传》均说卒于贞元十五年。这里说的是十四年，误。
[172]《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五《刘玄佐传附李万荣传》。
[173]《唐会要》卷八十五《逃户》。
[174]李氏三代割据今山东、苏北等地多达十五州。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平定淮西割据者吴元济后，李师道忧惧万分，主动向朝廷献出沂、密、海三州，因此这一次收复的是剩下的十二州。
[175]《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八《唐纪五十四·元和五年》。
[176]《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四《邦计部·经费》。
[177]《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五《程异传》。
[178]《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五《邦计部·济军》。
[179]《唐会要》卷八十七《漕运》。
[180]《唐会要》卷八十七《漕运》。
[181]《元和郡县图志》卷九《宿州》条，又见《唐会要》卷七十《州县改置上·宿州》。
[182]《旧唐书》卷一百五十六《韩弘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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