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改革带来的历史意义

刘晏为什么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恢复已经中断多年的从扬州经汴渠、黄河到达长安的漕路，并以很高的运输效率完成漕运任务，甚至创造长途运输中粮食不损耗升斗的奇迹？究其原因，除了刘晏具有积极负责、一心为公的工作态度外，还因为他对原有的漕运方式和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从而开创了漕运事业的新局面。刘晏对漕运的改革，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快速疏通汴渠。汴渠的水源来自黄河，泥沙很多，特别是汴口一段，最易淤塞。过去每年都要发动沿线群众进行疏浚，所以一年四季保持畅通。自安史之乱爆发，汴口一带很快沦陷，受到战争的破坏；战争后期，自扬州至长安的漕运，多走长江、汉水一线，因此汴渠年久失修，泥沙淤积，岸石崩坍，无法通漕。当时的情况是：“自丧乱以来，汴水湮废，漕运者自江、汉抵梁、洋，遇险劳费。（广德二年）三月，以太子宾客刘晏为河南、江淮转运使，议开汴水。时兵火之后，中外艰食，关中米斗千钱，晏乃疏浚汴水”^[134]。由于汴渠是扬州至关中的漕运必经之道，要恢复漕运，疏浚汴渠是当时的首要急务。好在刘晏才能出众，办事周密，他于受命之后，立即对包括汴渠在内的整条漕运路线进行了实地考察。对于汴渠，除了进行全线疏浚外，哪段河岸崩坍，哪个堰埭毁损，都是心中有数，因此在疏浚汴渠时，能做到有的放矢，指挥有方。尤其是他在组织人力时，不是采用历来派工服役的强制手段，而是采用支付劳动报酬的雇佣方式，参加施工的群众百姓，劳动积极性特别高，因此工程进展十分顺利，疏浚汴渠很快完成。

第二，改进运输工具。刘晏在实地调查中深刻了解到江、汴、河、渭各条水道的水情各不相同，需要使用不同类型的漕船，才能更好地适应，以加快航行速度和增强航行安全。为此，他在扬州以南长江边的扬子津，设置十个造船工厂，建造适应不同水道的各类漕船。例如，一种名为“歇艎支江船”，建造了二千艘。这种漕船的特点是船身短而宽，平底浅舱，装卸方便，装载量大，每艘船可装一千石粮食。因其平底吃水浅，适合在河面开阔、河道较浅、水流平缓的支江（如邗沟、汴渠等运河）中航行。还有一种名为“上门填阙船”的漕船，可装载一千石左右的粮食。这种船的特点是，构造特别坚固，善抗风浪，适合于水流湍急、多礁石、多险滩的水道（如黄河三门峡）航行。刘晏十分重视漕船的构造质量，为此每一艘船的造价高达一千缗。当时有人认为造价太高，“所用实不及半，虚费太多”。刘晏则认为：“论大计者，固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牢矣。若遽与之屑屑较计锱铢，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患吾所给多而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运矣”^[135]。果然不出刘晏所料，“其后五十年，有司果减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计费以给之，无复羡余。船益脆薄易坏，漕运遂废矣”^[136]。

除了建造各种类型的漕船外，刘晏还吸取以往杨务廉主持三门峡改造工程时，挽舟者因纤索断绝而扑杀数十人的教训，因此，他“调巴、蜀、襄、汉麻枲、竹筱为绹挽舟”^[137]。就是说，选用产于今四川、湖北一带的麻皮、竹篾，编制成坚韧的纤索，用以挽舟，避免发生索断丧人的惨剧。

第三，改散装运输为袋装运输。过去漕运粮食都是散装，途中损耗量大。尤其在裴耀卿推行分段漕运后，途中装卸次数增加，粮食损耗更大。一斛米从扬州运到长安，能得到八斗（即损耗二成）已经是很理想了。“先是运关东谷入长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则为成劳，受优赏。”^[138]刘晏认为，粮食在漕运途中要损耗二成显然是太浪费，因此对由来已久的粮食散装运输进行了改革，破天荒地采取“囊米而载”^[139]的做法。所谓囊米而载，就是将粮食装袋运输。粮食装袋运输最适合于分段转运，不仅可以减少粮食在运输途中的损耗，乃至达到“无升斗溺者”^[140]的程度，而且加快了装卸和搬移的速度，大大地提高了运输效率。在漕运中，粮食从散装运输到袋装运输，无疑是运输方法的创造发明，也是社会文明的一种进步，刘晏对我国运输事业的发展，有着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贡献。

第四，创建专业漕运队伍。自古以来的漕运，都是由各州、县官府责成当地的富户督办，称为船头；而以服劳役的方式，强迫一般农民充当临时船工，操舟送粮。由于这些操舟的南方农民，并不熟悉北方河道的水情，因此在运输中翻船、沉船的事故时有发生，不仅使许多农民白白丧失生命，也使国家粮食遭受巨大损失。即使是不出事故，平安归来，也因路途遥远，一次漕运的往返，至少需要半年时间，而被征参加漕运劳役的多为青壮年劳力，因此会严重影响农业生产，于国于民都是极为不利的。有鉴于此，刘晏在受命主持漕运工作后，即着手组建一支专门从事漕运的固定队伍，参与人员多从现役士卒中选拔充任，经过专业培训，称为漕卒。史书上说：“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教漕卒”^[141]。这些经过专业培训的漕卒，能“人人习河险”^[142]。习，熟悉的意思。就是说，漕卒不仅善于操舟使棹，而且熟悉漕运路线中各条河道的水情，哪处是险滩、哪里有暗礁、哪段河道水流湍急、哪段河道水流平缓，都了如指掌。因此，可以确保航运安全，避免粮食在运输途中的损失，有条件做到“无升斗溺者”。特别是由于漕运由专职的漕卒操办，不再强迫青壮劳力参加漕运，既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也有利于农业生产。这是一项深得民心的改革，因此史书高度赞扬道：“不发丁男，不劳郡县，盖自古未之有也”^[143]。

第五，进一步改革漕运方式。唐玄宗开元年间，裴耀卿对漕运的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还有不足之处：一是漕路分段不够合理；二是三门峡一段漕路没有采用水运。刘晏经过对漕运路线的实地考察后，在裴耀卿改革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改革。首先，根据长江、汴渠、黄河、渭水等河道的不同水情，将从扬州至关中的漕路划分为四个运段。规定：“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144]。并充分利用位于上述四条水道交会处的国家粮仓，规定：“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145]。这样，每段的运输路程得以进一步缩短，漕船卸完粮食后即可返回，提高了漕船的使用率和周转率；在漕运途中各站点，换船转运和装卸粮食更方便，从而提高了运输效率；用不同类型的漕船以适应不同河道的航行，使漕运更加快速和安全。其次，鉴于裴耀卿为避三门峡险阻而在该段路程采用陆运，结果是费力、费钱又费时，刘晏经过对三门峡险阻的实地考察后，决定包括三门峡险段在内全线采用水运。为此，他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既建造了各种形制的漕船，又制作了在湍急逆流中挽船的纤索；此外，还对漕船航行的方式也进行了改革，采用编队航行的方式，即以“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146]，同纲的漕船，航行在一起，不仅可以群策群力，勇闯三门峡险阻，万一发生事故，也可及时救助。(https://www.xing528.com)

第六，沿途加强警卫，确保漕运安全。刘晏在考察报告中提到的“四病”，其中最感棘手的是漕路的不安全。这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洛阳至潼关一带，沿途山多，盗匪也多，不时拦路抢劫经过的漕船；二是安史之乱后，社会上有不少散兵游勇，他们因缺衣少食，就聚集在从淮阴至蒲阪的漕路沿途，一看到漕船经过，便擅自截留粮食和物资。刘晏主持漕运工作后，将保障漕路畅通、漕运安全列为头等大事。为此，他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由十船组成一纲，编队而行，每纲除漕卒、篙工外，还配备武装人员进行护航，这就是史书所说“船十艘为一纲，使军将领之”^[147]。二是在沿途每隔两个驿站就设置一个岗哨，每个岗哨驻军三百人，进行卫戍。唐代宗曾为此下达了如下的诏书：“自东都至淮泗，缘汴河州县，自经寇难，百姓凋残，地阔人稀，多有盗贼。漕运商旅，不免艰虞，宜委王缙各与本道节度商量，夹河两岸，每两驿置防援三百人，给侧近良沃田地，令其营种，分界捉搦。”^[148]这两项措施都很得力有效，从而保证每年四十万至一百万石漕运量的完成。

第七，漕运由民办改为官办。前面已经说过，以往的漕运都是由各地州、县官府，以尽劳役义务的名义，强征民间劳力和船只来完成的。完成漕运任务后，就等于完成一次服役义务，得不到丝毫的劳动报酬，这就是历来民办漕运的特点。这些被征派运输漕粮的百姓（一般都是农民），除了一路上备感辛苦、疲劳外，还要承担着运输误时、粮食在途中霉变或被盗的责任，以及风浪袭击、航行触礁、甚至沉船丧命的风险，可谓苦不堪言。因此被征参加漕运的人员，根本没有积极性，运输效率自然很低。开元年间裴耀卿改革漕运，缩短了运输路程，减轻了百姓的劳役之苦，当然是好事；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除百姓不堪承受的劳役之苦。刘晏受命主持漕运工作后，在当时千里萧条、人民百姓“居无尺檐、户无炊烟”的困难形势下，为了达到既提高漕运效率和增加漕运量，又解除百姓劳役之苦的目的，他决定打破惯例，将一向民办的漕运改为官办，对于有些必须动员百姓参与的大规模工程项目，如疏浚河道、拉纤挽舟和装卸粮食等，付给参与者应得的报酬。这一改革，有效地调动了广大百姓参与各种劳动的积极性；加上当时漕运由专职的漕卒进行操作，漕运的效率和安全程度都得到了很大提高，因此受到唐代宗的褒扬，特别是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

以上就是刘晏对漕运改革的基本内容，后来不断完善而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漕运制度，并为后来的明代所借鉴。

漕运由民办改为官办，朝廷就要承担庞大的漕运经费，那么，这庞大的经费从哪里来？刘晏早已胸有成竹。据《旧唐书》卷四十九《食货志》记载：“宝应二年，（刘晏）拜吏部尚书，同平章事，依前充使^[149]晏以盐利为漕佣，自江淮至渭桥，率十万斛佣七千缗，补纲吏督之，不发丁男，不劳郡县。”《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也说：“凡漕事皆决于晏，晏即以盐利雇佣，分吏督之。”由此可知，漕运官办后所需经费来源于盐利。原来，唐朝在安史之乱后，曾实行榷盐法。所谓榷盐法，就是国家对食盐实行专卖政策，食盐的生产和销售，统由国家经营。为此，从中央到地方再到盐场，设置了一个庞大的管理机构。食盐专卖原是一本万利，但由于机构臃肿，人事冗浮，除了本身开支外，上交朝廷的盐利，每年不过四十万缗，军需国用仍感不足。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刘晏全面主持漕运与盐政工作以后，他一手抓漕运改革，一手抓盐法盐政改革。在盐法改革方面，对食盐专卖政策进行了调整，将食盐的产、运、销，由原来的全部官营改为民产、官收、商销，即由官府向盐场统购食盐，加价后批发给盐商经销，并严格规定产盐户不得私卖，盐商不得高价牟取暴利。由于国家控制了食盐的货源，就可保持盐价的稳定，使盐场、朝廷、盐商三者都得到了利益。在盐政改革方面，刘晏大力精简盐政机构，削减大批多余人员，清除大小贪官污吏，使盐政机构的自身开支大为减少。经过这一系列改革，盐政面貌完全改观，过去“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丰，官闱、服仪、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150]。在刘晏开始主持盐政的广德二年（764年）以前，朝廷获得的盐利仅为每年四十万缗，刘晏主持盐政后，第一年就获得盐利六十万缗。其后，盐利每年迭增，至大历十四年（779年），年入六百万缗。十五年间，盐利猛增十倍。仅盐利一项，就占当时朝廷每年财政收入的一半。刘晏就是将朝廷所得丰厚盐利中的一部分，用作官办漕运的一切开支（包括前面所提到的造船开支）。

综上所述，刘晏通过对漕运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安史之乱后处于瘫痪状态的唐代漕运，重新恢复并迸发出空前活力。在“不发丁男，不劳郡县”的前提下，使漕运量最高时达到每年一百多万石，将其中四十万石运往关中，其余的则留存在河阴仓和太原仓，以备来年青黄不接时陆续运往关中。“自是，关中虽水旱，物不翔贵矣。”^[151]刘晏主持漕运工作期间，是安史之乱后唐代漕运的鼎盛时期，“晏殁，久不登其数”^[152]。他创建的漕运制度，不仅在唐代，而且在我国漕运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如《新唐书》的编撰人欧阳修所说：“刘晏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赀，以佑军兴。虽宁兵数十年，敛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偾而振，晏有劳焉”^[153]。刘晏的改革思想和理财之道，千百年来一直散发着光芒，至今仍有着值得学习之处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