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
成都地处沃壤千里、物产丰饶的西川平原，因其“水陆所凑，货殖所萃”[97]。至唐时已发展成为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的大都会；但若与同时代的扬州相比，则在人烟稠密和商业繁荣方面还稍逊一筹。正如唐人杜荀鹤诗所云：“见说西川景物繁，维扬景物胜西川”[98]。诗中的“维扬”，即指扬州。可见唐时扬州之盛，同时代的城市是无与伦比的。
扬州之盛，盛在万商云集。街头商贩众多，店铺鳞次栉比，商业氛围与繁荣景象，在唐朝时当数全国之最。《新唐书》卷九十一《李袭志传附其弟袭誉传》说：“扬州，江吴大都会，俗喜商贾，不事农。”李袭誉是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的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可知扬州早在唐初已是一个商业发达的城市。扬州原本物产丰饶，加上安史之乱时期没有遭受破坏，还接纳了大量的北方难民，促进了经济发展。安史之乱后，朝廷的财赋收入全赖江淮和江南地区，扬州成为漕运的中转站，人口与繁荣与日俱增，到中、晚唐时期则达到鼎盛状态。
云集在扬州的商贾，大致可分为四种：
一是坐商。长期居住在市廛，开店经商。中、晚唐时期的扬州，主要街道上店铺鳞次栉比，十分热闹。张祜有诗云：“十里长街市井连。”王建也有诗云：“夜市千灯照碧云。”都反映了唐朝时扬州商业发达、经济繁荣的状况。
二是行商。将外地的土特产贩运到扬州，或将扬州一带的土特产贩运到外地，利用地区之间的差价，从中获取商业利润。淮南节度使高骈的幕僚吕用之，其父吕璜就是一个做茶叶生意的扬州行商。“吕用之，鄱阳安仁里细民也，父璜以货茗为业，来往于淮浙间，时四方无事，广陵为歌钟之地，富商大贾动逾百数。璜明敏善酒律，多与群商游”[99]。行商比坐商虽然获利丰厚，但长年奔波在外，煞是辛苦，且与家人不能团聚。王建《江南三台》诗对此描绘道：“扬州城边少妇，长安城里商人。三年不得消息，各自拜鬼求神。”说的就是行商的夫妻间相思之情。
三是官商。多为一些节度使、观察使和别的官吏，利用手中权力，暗地操纵或委托别人经营买卖，牟取厚利或暴利。例如，“诸道节度、观察使，以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货贩，列置邸肆，名托军用，实私其利息”[100]。为此，朝廷于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七月，“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吏，无得与人争利，先于扬州置邸肆，贸易者，罢之”[101]。这就是典型的官商，他们利用不正当的手段，与民争利，扰乱了商业秩序。好在朝廷发现后，及时下令加以制止。
四是外商。唐时，扬州多外商，主要来自波斯（今伊朗）、大食（今沙特阿拉伯）等西亚国家。经营珠宝、药材等商业。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平卢兵马使田神功率军进入扬州，“大掠百姓、商人资产，郡内比屋发掘略偏，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102]。这是一场浩劫，被杀的波斯商人达数千人之多，说明当时扬州的外商确实很多。
扬州万商云集，其中生意做得大、从业人员多的行业，计有以下这些行业。
（一）富甲一方的食盐业
这是扬州商贾中最有权势、也是最富裕的群体。江淮地区是盛产海盐的地方，早在汉初刘濞经营江淮地区时，就招募流民“煮海为盐”，并运销各地而获得巨大财富。自汉武帝以后实行盐铁专卖政策，盐利成为历代朝廷的主要经济来源，因此专卖政策一直未变。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中原和北方千里萧条，人烟断绝，财政状况面临危机，只能将财赋的来源转向江淮地区，而盐利是江淮地区最大的财赋。当时东南一带的海盐产区有四场十监，淮南道占了二监，即海陵监和盐城监，产量居四场十监之首。刘晏任度支、盐铁转运使时，对食盐的专卖政策进行了改革，将原来的民制、官收、官运、官销，改为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就是说在严禁盐场向盐商私售食盐的基础上，由官府统一向盐场收购食盐，加税后当场销给盐商，再由盐商自行运输和销售。由于扬州是淮南道的首府，又是交通发达的通都大邑，因此盐商们均以扬州为转运中心，从各个盐场运盐至扬州，再从扬州通过运河运销全国各地。唐时，扬州周围水域的运盐船随处可见，不仅运盐繁忙，而且日夜兼程。日本僧人圆仁乘船从如皋到扬州，在途中停宿，他在“半夜看到运盐船只，或三、四船，或四、五船，双结续编不绝，数十里相随而行”[103]。自是，扬州成为食盐的集散地，也是盐商云集的场所。由于食盐是大宗商品，经营者多为资金比较雄厚、且有销售门路的大商人。盐商除了取得朝廷允许的合法利润外，还以偷逃盐税、高价销售或暗地从盐场直接进货等违法手段，获取大量的非法利润，因此盐商大多属于腰缠万贯的富商巨贾。白居易《盐商妇》诗曾予深刻的揭露：“婿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落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104]可见，盐商的富裕是从损害国家利益和剥削消费者而取得的，可谓为富不仁。正是经营食盐可获大利、暴利，因此，一些握有特权的官商，以经营食盐为多。
（二）遍布街市的茶叶业
茶是生长在南方的一种经济作物，南朝时已经开始用作饮料。齐武帝临终遗嘱中说：“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惟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105]不过，当时饮茶尚未普及，惟在上层社会招待贵客嘉宾时使用。到唐朝时才逐渐形成饮茶风气，并普及到整个社会，以致出现了饮茶品茗的专著《茶经》。既然城乡居民养成了饮茶习惯，茶商也就应运而生。茶商分为两类：一是开设茶店，泡茶出售，如后来的茶馆、茶室等。唐代人封演《封氏闻见录》卷六《饮茶》条说：“自邹、鲁、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说明唐代时我国北方已出现茶馆的早期形式。二是从事茶叶买卖。这里所说的茶商就是指后者而言。从事茶叶买卖的茶商又有坐商、行商之分。坐商一般是在街市上开设茶叶店铺，以零售茶叶赚钱，属小本经营者居多。行商则不同，一般是从茶叶产地长途贩运到扬州市场，或再转运至不产茶叶的地方进行批发销售，属大宗商品交易。由于买进卖出的数量大，加上产地的收购价低，因此经营茶叶的行商获利都很丰厚，是扬州诸多富商大贾的组成者之一。唐时茶叶产区分布很广，据李肇《唐国史补》记载：“风俗茶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岳州有含膏，婺州有东白，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芽，蕲州有蕲门团黄”[106]。以上所列茶叶产地，有的产量不多，有的离开扬州路途较远，而产量多、质量好、离扬州又不太远的浮梁（今江西省浮梁县和景德镇一带），是扬州茶商常去的地方。
茶商常获取丰厚的利润，而朝廷也从中得到巨额的茶税。据记载：“贞元九年，诸道盐铁使张滂奏：出茶州县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注：即以三等茶叶的价格进行估算），十税其一。自是，岁得钱四十万缗”[107]。就是说，除了茶山要征税外，还要向茶商收取运输茶叶时的通行费。到了唐穆宗时，盐铁使王播又向朝廷奏请“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108]。即茶叶税率提高百分之五十。这样，朝廷仅茶叶税一项，每年收入就达六十万缗。
（三）驰名遐迩的铜器业(www.xing528.com)
天宝三年（744年），陕州刺史兼水陆转运使韦坚，重新开通关中漕渠，又在长安城东望春楼下挖成广运潭（人工湖泊）。调集关东各地的商船数百只，装载着当地的土特产，在广运潭中开水上展览会。其中来自扬州的商船上，装载着锦、海味和各种铜器。船上的人穿着当地的服饰，边吹打边唱着：“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109]的民间小调。唐玄宗在望春楼上看到广运潭里如此热闹的场面，十分高兴，因而赐名该人工湖为广运潭。唐时，扬州铜器营销天下，其中以铜镜最为著名。扬州铜镜的铜、锡、铅合金配方科学，铸造、抛光、研磨、焊接、雕刻等工艺精湛，制成的铜镜软硬适中、光洁度好，再加上品种、形制多样，因此深受人们喜爱，连皇帝也不例外。“唐中宗令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帝每常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110]。目前在扬州博物馆珍藏着许多种形制各异、工艺精美的唐代铜镜，反映了唐代扬州制镜手工业的高超工艺和技术。扬州铜镜具有难以模仿的特色，有记载说：“张怀道送给冯履谦一镜，谦集县吏遍示之，咸曰：维扬物之美者，甚嘉也。”[111]可见扬州铜镜的特色已深入人心，有经验者一看便知。唐时，扬州铜镜是时尚之物，不论皇家或民间，女子出嫁时扬州铜镜是嫁妆必备之物。总之，包括铜镜在内的扬州铜器驰名遐迩，因此唐代扬州的铜器市场十分繁荣，生意也特别兴旺。
（四）独具特色的毡帽业
当时京城及其他大城市的一些青少年，头戴扬州毡帽，招摇过市，算是一种时髦。“刬戴扬州帽，重薰异国香，垂鞭踏青草，来去杏园芳。”[112]这是李廓《长安少年行》诗十首之一。为什么戴扬州毡帽会成为一种时髦呢？这是由裴度遇刺一事所引起。据《旧唐书》卷一百七十《裴度传》记载：
元和十年六月，王承宗、李师道俱遣刺客刺宰相武元衡，亦令刺度。是日，度出通化里，盗三以剑击度。初断靴带，次中背，才绝单衣，后微伤其首。度堕马，会度戴毡帽，故疮不至深。贼又挥刃追度，度从人王义乃持贼连呼甚急，贼反刃断义手乃得去。度已堕沟中，贼谓度已死，乃舍去。
王承宗和李师道都是割据一方的藩镇军阀。宪宗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主张用武力讨伐气焰嚣张的李师道。李师道派遣刺客潜入京城行刺这二位朝廷大臣。结果，宰相武元衡被刺死于街头，而裴度因戴着扬州毡帽，头部仅受轻伤。又据《太平广记》卷一百五十三《裴度》条记载：“度赖帽子顶厚，经刀处，微伤如线数寸，旬余如平常。”由于扬州生产的毡帽帽顶厚实，毡质坚韧，故裴度在遇刺中幸免一死。从此，扬州生产的毡帽名声大噪。戴扬州毡帽犹如戴头盔，既保暖又保安全；而青少年们则将戴扬州毡帽视为一种时髦。于是，扬州毡帽在市场上成为畅销商品，从事毡帽业的商家也很多。
（五）女性钟爱的丝织品和时尚服饰业
锦和绫都属于丝织品。扬州锦，原料好，纺织精，色泽鲜艳，质量上乘，为当时女性所钟爱。扬州的锦衣、锦袍、锦被等都被列为贡品。“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扬、益、岭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异服，以奉贵妃献贺”[113]。说明杨贵妃喜爱扬州出产的锦料以及由扬州裁缝、绣工所裁剪的款式新颖的服装和刺绣。这些是中、晚唐时期，扬州市场上销量极大的商品。
（六）外商居多的珠宝业
多为波斯和大食的外商所经营。他们在扬州开设大量店铺从事珠宝类商品的买卖。《太平广记》卷四百零二《李勉》条记载：司徒李勉在开元初任浚仪（今河南省开封市）尉。秩满，乘船沿汴渠游览广陵，在途中遇一年迈有病的外商，要求搭乘李勉的船前往扬州，他说：我在扬州经商已逾二十年，有三个儿子现在扬州。李勉不仅同意他上船同行，而且一路上给予饮食等照顾，使老外商深为感动。船到泗水上，老外商病危，在临死前抽刀割股取出一颗价值百万的珠宝给李勉，表示酬谢。老外商死后，李勉为他整顿衣衫在淮上埋葬，在埋葬前的瞬间，秘密地将这颗宝珠放入老人的口中。到达扬州后，李勉与许多外商相处在一起，终于寻找到老外商的儿子，将路途赠宝珠之事以及埋葬地点告知其子，其子当即前往淮上取得宝珠。又据同书同卷的另一则记载：元和初某夜，有盐船数十只，停宿于苏州华亭县陆四官庙前，半夜雨过后，忽见庙前一处光明如火，前往视之，乃是一颗明珠。取而以衣裹之使之不透光，至扬州胡店（即胡商开设的珠宝店）卖出，获数千缗。以上两则记载，充满着传奇色彩，似乎不可置信；但是这些记载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唐朝时有许多胡人在扬州开设珠宝店，从事珠宝的收购和售卖。《旧唐书》卷八十八《苏瓌传》也说：“扬州地当冲要，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由于珠宝商多而比较富有，容易成为谋财害命的对象，如上引《旧唐书·田神功传》记载所说的外商财产被掠劫、数千名外商被杀之事，唐朝政府对扬州外商遭遇的浩劫，深感遗憾，所以在唐文宗时下诏对外商给予保护。诏曰：“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往来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114]。
（七）汇集中外货源的药材业
扬州地处平原水网地区，并不出产药材，但扬州是百货汇集的商业都会，其中不乏药材商品。这些药材都是从各地乃至国外贩运到扬州的，因此经营药材买卖的商店也多，这就是扬州药材市场活跃、药材商多的原因。《太平广记》卷二十三《冯俊》条记载说：“贞元初，广陵人冯俊，以佣工资生，多力而愚。常遇一道士，于市买药，置一囊重百余斤，募能独负者，当倍酬其值。俊乃请行，至六合，约酬一千文。”这个道士在扬州市场上买了百余斤重的药物，说明唐时扬州药材市场十分兴旺，药物供应充足。药材商也多富商大贾。据《太平广记》卷十七《裴谌》条记载：有裴谌者，“市药于广陵”，其住宅则“楼阁重复，花木鲜秀……烟翠葱茏，景色妍媚……窗户栋梁饰以异宝……器物珍异”。无疑，裴谌是个十分富裕的药材商。又如同书卷十六《张老》条记载：扬州六合人张老，与韦君是亲戚。一天，张老给韦君一故席帽，说：“兄若无钱，可于扬州北邸卖药王老家取一千万，持此为信。”韦君心存疑窦，“乃往扬州入北邸，王老方当肆陈药”。乃递帽与王老，经过一女子核查，确认是张老之帽，遂付给韦君一千万。说明这个开药材铺的王老是个很有钱的药材商。
唐时，扬州药材商中波斯、大食等外商不在少数，经营的药材多为一些名贵药材、香料等。他们将出产于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南洋各地和西亚的药材、香料贩运到扬州，再从扬州市场上将中国各地出产的药材贩运到南洋、西亚等地，从中赚取大钱，因此外商中的药材商也多富商大贾。总之，唐时扬州的药材市场，中、外药物齐备，附近各地买药都赴扬州，生意兴旺，十分热闹。诗僧皎然有诗云：“江南药少淮南有，暂别胥门上京口……扬州喧喧卖药市，浮俗无由识仙子”[115]。所反映的就是唐时扬州药材市场的实际状况。
扬州的商业很繁荣，富商大贾也很多，除了上述七种行业以外，木材业和造船业也是获利较多的行业。《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十一《杨溥》条说：“豫章诸县尽出良材，求利者采之，将至广陵，利则数倍。”还有一些富商大贾，不知从事何种行业，如李肇《唐国史补》卷中《王四舅一字》条云：“扬州有王生者，人呼为王四舅，匿迹货殖，厚自奉养，人不可见。扬州富商大贾，质库酒家，得王四舅一字，悉奔走之。”又如前面所说的俞大娘也很富有。她拥有一艘大船，每年自江西至扬州来回一次，就获利丰厚。不知贩运何种商品，也许可能是专业货运商。晚唐诗人罗隐所撰《广陵妖乱志》中也有一则记载：“有大贾周师儒者，其居处花木楼榭之奇，为广陵甲第。”这位周姓大贾，不知经营何种商业，也难查考。
商业与手工业是相辅相成的。唐代扬州万商云集，除了商业兴旺外，还与手工业发达有着密切关系。据考古发掘资料，唐时扬州各种手工业工厂遗址遍布，说明当时手工业生产十分发达，产品繁多，工艺精湛，其中驰名全国的有如下一些：造船、陶瓷、木器、漆器、玉石、金银首饰、酿酒、制糖以及米面食品等手工业，都很闻名，兹不一一赘述。
总之，唐代的扬州，是个移民城市，居民五方杂处，人口众多，商业繁荣，手工业发达。再加上遍布市井街头的酒家、旅店、娱乐场所、妓院……使整个城市的白天和夜晚，都沉浸在一派繁华、喧闹和五光十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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