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说过，扬州位于长江与大运河的交会点上，这一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唐时，从扬州溯长江西上，可到达长江上、中游的剑南道、山南西道、山南东道、江南西道、江南东道，遍及南方半个中国。从扬州循大运河北上，可到达淮南道、河南道、关中和河北地区，遍及中原和北方的幽、蓟等地。从扬州过江循江南河向南，可到达富饶的太湖流域并连接吴越之地。水运四通八达，而扬州就处于东西、南北水运枢纽的位置。正是有了这样优越的交通条件，扬州才成为水运交通的转运中心。
就唐朝漕运而言，江淮和江南地区的粮食、物资运往中原和关中，都要经由扬州中转。开元十八年（730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注意到当时的漕运路途时间过长、运输效率太低，原因是邗沟和汴渠的水位太低，无法行船，被迫在途中停航等候涨潮或下雨涨水后再航行。他说：“本州（注：指宣州）正、二月上道，至扬州入斗门即逢水浅，已有阻碍，须留一月已上，至四月已后始渡淮入汴，多属汴河干浅，又般运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注：指汴渠入黄河处）”。[88]为此，裴耀卿向玄宗提出改革漕运的建议，玄宗当即采纳并付诸实施，漕运效率有了明显提高。但是，裴耀卿的漕运改革只改革了漕运方法，并没有改变漕运路线，就是说改革后的分段转运方法，仍然经由扬州中转。
安史之乱期间，汴渠交通中断，唐朝政府被迫开辟了江汉、梁洋水陆联运的新路线。江南和江淮一带的粮食、物资，改从长江、汉水水运到梁州（今陕西省汉中市）和洋州（今陕西省洋县），然后改用陆运方式，穿越四五百里的秦岭栈道至关中，运输十分艰辛，远不及邗沟、汴渠一线便捷。这条不经由扬州的漕运路线，只在战争时期偶尔用之，如果在平常情况下使用，是绝对不符合经济原则的。
安史之乱平定后，唐代宗责成刘晏恢复漕运工作。刘晏面对着满目疮痍的社会景象和受到严重破坏的漕路，对该如何恢复漕运进行了反复思考，权衡再三，最后决定还是采用邗沟、汴渠路线。为此，他专程从长安至扬州，在扬州一带进行实地调查考察，选择在扬州以南的扬子津建立十个造船工厂，用以建造各种类型、规格的漕运船只；同时，他从扬州出发，沿着邗沟、汴渠的漕路，逐段地进行实地踏勘，行程三千里，直到关中的长安。然后，根据调查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采取工程措施，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漕运活动。
现在的问题是，在安史之乱前裴耀卿改革漕运，和安史之乱后刘晏恢复漕运，所选择的漕运路线为什么都离不开扬州？答案是：中国之大，河道虽多，但贯通南北者，惟有这一条经过扬州的南北大运河。因此扬州成为南北人员和物资交流的转运中心。(www.xing528.com)
在中、晚唐时期，由于“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什九”[89]，朝廷的财赋收入绝大部分来自淮南和江南各道（“道”是唐朝的行政区域，相当于今天的省），因而漕运也都集中于江南至关中的路线。为了实行分段运输并使漕运有序而不混乱，从刘晏主持漕运工作时起，就规定江南各道的漕粮先集中到扬州，再由官方安排漕船，从扬州陆续北运。因此，中、晚唐时期的扬州，是朝廷漕粮、物资的转运中心，不仅粮仓多，漕船出入港口繁忙，而且淮南转运使的官署也设在扬州。当时扬州附近水域，漕船往来如织，按行驶方向可分为二部分：一是从四面八方驶向扬州的漕船，大多来自淮南和江南各道的送粮船。如“先时，郡（注：指合肥）米数万石输扬州，轴轳相连，出巢湖，入大江”[90]。二是从扬州驶出的漕船，数量多，一般都结纲成船队的方式航行，是为官府在扬州装载粮食、物资后，循邗沟运河向北行驶的漕船。如“转运使岁运米二百万石输关中，皆自（邗沟）、通济渠入河而至也”[91]。
当时往来于扬州附近水面的船只，除了漕船外，更多的是商船。“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扬子、钱塘二江者，乘两潮发棹，舟船之盛，尽于江西”[92]。又有记载说：“贞元中，（萧）洞玄自浙东抵扬州，至陵亭埭，维舟于逆旅主人，于是舳舻万艘，隘于河次，堰开争路，上下众船相轧者移时”[93]。堰埭一开，过往船只就争先恐后，可见船只之多。当时扬州附近水域往来船舶多的状况，在外国人的著作中也有反映。日本僧人圆仁所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中有记载说：“江中充满大舫船、积芦船、小船，不可胜计。”商船有小有大，个别大商船的船身大到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唐朝人有记载云：“大历、贞元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94]。
总之，漕船、商船，再加上民间行旅往来的客船，纷纷驶向或拥簇在扬州。生活在中唐时期的卢纶，有一首《泊扬子江岸》的诗，反映了当时扬州水运繁忙的真实情况：“山映南徐暮，千帆入古津。”[95]古津，指扬州渡口。当时千帆万舸辐辏扬州，使扬州成为唐朝时名副其实的水运总汇和舟船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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