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运河三千年：穿越秦岭的三条谷道

中、晚唐时，从汉水之滨的梁州和洋州，向北翻越秦岭至关中京畿地区有三条陆上通道：即褒斜谷道、傥骆谷道和子午谷道（见图12-1）。现分述如下：

图12-1　穿越秦岭的三条谷道^[4]

（一）褒斜谷道

简称褒斜道。该谷道是由秦岭南坡的褒谷和秦岭北坡的斜谷，经过人力改造而形成的通道，是历史上翻越秦岭的南北交通要道之一。最早开通于战国时代的秦国。汉武帝时，曾努力将流经褒谷的褒水和流经斜谷的斜水进行疏凿，并在上游绝水地带开辟连接两水的陆道，试图组成一条水陆联运的漕运路线。结果，因褒、斜两水的流量有限和斜水河道中巨石过多而宣告失败。但是循着褒、斜两谷而开辟的陆道却获得成功，这使秦岭南北的交通条件得到大大改善。

褒斜谷道起自褒中县（今陕西省褒城县东）以北六里的褒谷口，循褒水河谷北上，经石门、三交城而至衙岭。越过衙岭进入秦岭地区，循斜水河谷东侧而下，经斜峪关、五丈原出斜谷口，到达郿县（今陕西省眉县）。沿途两侧，山势陡峭，河谷深切，谷道很长。褒斜谷道就是大致沿着河谷走向，依山傍水，凿石架木而开通的一条蜿蜒、崎岖、险峻的山谷栈道。全程长四百七十余里，通称五百里。

褒谷口的石门，实际是一段凿通山岩成隧道的洞口，故称石门，这就是世界上最早可通车马的人工隧道之一。1970年建成石门水库后，石门已淹没在水中，其两侧原有的一些重要摩崖石刻，事前被移至汉中市博物馆保存。三交城位于褒水中游，所谓三交就是西江、红岩河、太白河三条水流的会合处，古代在这里曾修建过一个小城堡，故名。《水经注》卷二十七《沔水》说：“褒水又东南，经三交城，城在三水之会故也。一水北出长安（即位于中间的红岩河），一水西北出仇池（即位于西侧的西江），一水东北出太白山（即位于东侧的太白河），是城之所以取名矣。”衙岭是一处海拔较高、地势平缓的岭坡，故又称五里阪（今五里坡）。《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右扶风武功县条下云：“斜水出衙岭山，北至郿县入渭；褒水亦出衙岭，至南郑入沔。”《水经注》卷二十七《沔水》条也说：“汉水又东，合褒水，水西北出衙岭。”由此可知，衙岭是褒、斜两水的分水岭。五丈原位于斜峪关以北、斜水以西的斜谷口附近，这是一处可种植庄稼的冲积平原。三国时代，曾是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曹魏、安营扎寨与司马懿对阵之处，也是他病死之地。

褒斜谷道是从关中地区到汉中和巴蜀地区的交通要道，所谓“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5]。因此自汉代以来，历代都十分重视它的维修和利用。唐代自然也不例外，例如“贞观二十二年（注：648年）七月，开斜谷道水路，运米至京师”^[6]。又如，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因讨伐西川节度使刘辟反叛，“正月，高崇文之师由斜谷路、李元奕之师由骆谷路，俱会于梓潼（注：今四川梓潼县）”^[7]。出师之前，为了便于行军和运粮，“复置斜谷馆驿”。就是说，对褒斜谷道进行治理，并在沿途设馆舍驿站，便于途中休息和夜宿。再如，敬宗宝历二年（826年），兴元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省汉中市）裴度，鉴于“自京师抵汉中，列邮传于骆谷久矣，而艰难险阻，人尝病之。度既到镇，因访故老，熟其利害，遂决请移路于斜谷，桥梁、馆宇等刻期而就，人心大惬”^[8]。意思是说，在中唐后期唐敬宗时，一向用于穿越秦岭的傥骆谷道（简称骆谷道，位于褒斜谷道以东），因年久失修，艰难险阻，行旅不便而逐渐失去南北交通的作用。为此，兴元节度使裴度上书朝廷，建议整治褒斜谷道以取代傥骆谷道，经整治后取得成功。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文献记载所说的中、晚唐时期褒斜道，一般并非指上述秦汉以来的褒斜道，而是指褒斜道新线。所谓褒斜道新线，是循褒谷口至武关驿（今陕西省留坝县武关镇）一段旧道，折向西北，经斜谷关（今陕西省留坝县）、回车^[9]（今陕西省凤县东南的南星镇一带）至凤州治所梁泉县（今陕西省凤县东北的凤州镇），与故道（即陈仓道）相接，折向东北，经散关至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由此可知，褒斜道新线由三个路段组成：其南段是利用了历史上褒谷口至武关驿的一段褒斜道；其北段是利用了历史上凤州至陈仓的一段故道；而其中间自武关驿至凤州一段，则是新开的道路，不过并非唐朝所新开，而是北魏宣武帝时期开辟的。目前保存在汉中市博物馆的北魏《石门铭》石刻，记载其事云：

此门盖汉永平中所穿，将五百载，世代绵回，戎夷递作，乍开乍闭，通塞不恒。自晋氏南迁，斯路废矣……皇魏正始元年，汉中献地，褒、斜始开，至于门北一里。西上凿山为道，峭岨盘迂，九折无以加，经途巨碍，行者苦之……（正始）三年，诏假节龙骧将军、督梁秦诸军事、梁秦二州刺史羊祉……以天险难开，转输艰阻，表求自回车以南开创旧路，释负担之劳，就方轨之逸。诏遣左校令贾三德领徒一万人，石师百人，共成其事……起四年十月十日，讫永平二年正月毕功。阁广四丈，路广六丈^[10]，皆填蹊栈壑，砰险梁危。自回车至谷口二百余里，连辀并辔而进。^[11]

从上引《石门铭》记载可知，自武关驿至回车段新路，是在北魏宣武帝正始四年（507年）十月至永平二年（509年）正月期间开通的。因该路始自回车之地，故史称回车路。^[12]

北魏时开通的褒斜道新线，至西魏末北周初时已经损毁，因此在西魏末曾进行整治重开。据《周书》卷三十五《崔猷传》记载：

（西魏）恭帝元年（注：554年），太祖（注：指周文帝宇文泰）欲开梁汉旧路，乃命崔猷督刘道通、陆腾等五人，率众开通车路，凿山堙谷五百里，至于梁州。^[13]

西魏时所整修的梁汉旧路五百余里，当是指陈仓（今宝鸡市）至梁州（今汉中市）的褒斜道新线全程，其中回车至褒谷口一段为二百余里。

唐朝人将从褒谷经回车至陈仓一线，称为褒斜道是名不副实的，因为它没有包括斜谷路段，只是借用历史上的路名滥称而已。后世人称它为褒斜道新线则是比较恰当。在中、晚唐时期，褒斜道新线是一条运输繁忙的交通要道，从江淮地区由长江、汉水漕运至洋州或梁州的粮食、物资，主要是通过褒斜道新线转运至关中地区和京师长安的。这是因为该线沿途地势较其他几条通道要平缓些，路况也好些。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由当时的山南西道节度使归融主持，曾对该线进行过一次规模较大的整修。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为这条路写过一篇《山南西道新修驿路记》云：

自散关抵褒城，次舍十有五，牙门将贾黯董之……并山当蹊，顽石万状……炽炭以烘之，严醯以沃之，溃为埃煤，一彗可扫……由是驶行者忘其劳，吉行者徐其驱，孥行者家以安，货行者肩不病，徒行者足不茧，乘行者蹄不刓。公谈私咏，溢于人听。^[14]

褒斜道新线经过这次大修，路况进一步得到改善，公私行旅备感方便，因此深得人们的好评。到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鉴于褒谷口至武关驿一段褒斜道（旧线、新线都得通过的路段），悬崖险谷较多，修筑的木构栈道常被山洪冲毁，因此选择在褒谷以东的文川谷，新辟了一条谷道加以代替，史称文川道。据《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记载：

大中三年十一月，东川^[15]节度使郑涯，凤翔节度使李玭，奏修文川谷路，自灵泉至白云置十一驿，下诏褒美。

生活在晚唐时期的孙樵，曾写过一篇《兴元新路记》^[16]，对位于兴元府境内的文川道，就其走向、沿途馆驿等情况，有十分详细的记述。文川道起自梁州城固县以西的灵泉驿，循文川河谷北上，河谷不长，至谷顶向东越过天苞岭，进入湑水河谷，循河谷北上，转向西北行，越过山梁进入褒谷，循褒谷北上至今留坝县江口镇附近的青松驿，与褒斜道相接。由此可知，文川道不是一条贯通秦岭南北的大谷道，而是褒斜道南段的一条支道。

（二）傥骆谷道

简称傥骆道，通常称为骆谷道。位于褒斜道和文川道以东。因其南口在洋州兴道县境内的傥谷口，北口在秦岭北麓的盩厔县境内的骆谷口，故名。《新唐书》卷四十《地理志·洋州兴道县》条下记载：“有骆谷路，南口曰傥谷，北口曰骆谷。”为翻越秦岭的南北交通要道之一，始通于何时，史无明确记载。历史上利用骆谷道穿越秦岭的实例，最早见于《三国志》的记载，计有三次：

其一，曹魏正始五年（244年），“（曹）爽乃西至长安，大发兵卒六、七万人，从骆谷入……入谷行数百里，贼因山为固，兵不得进……乃引军还”^[17]。(www.xing528.com)

其二，蜀汉延熙二十年（257年），“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反于淮南，分关中兵东下，（姜）维乘虚向秦川，复率数万人出骆谷，径至沈岭。”^[18]

其三，曹魏“景元四年（263年），（钟）会统十余万众，分从斜谷、骆谷入。命牙门将许仪（注：曹操时大将许褚之子）在前治道，（钟）会在后行。”^[19]

以上三例，利用骆谷道均属军事行动。骆谷道的特点是，位于秦岭北坡的骆谷本身很短，位于秦岭南坡的傥谷本身也不长，而在南、北两谷之间的山地路程则很长，并且骆谷内有黑河的多条支流横截其间，行走于该谷道，其间需多次跨越河流和山梁，连续地上、下坡。加上该道多毒蛇，常隐伏在“竹、木之上，能十数步外窜出噬人，人中此蛇者，即须断肥去毒，不然立死”^[20]。因此，通行该道十分“艰难险阻，人尝病之”^[21]。但骆谷道的地理位置离长安较近，从长安翻越秦岭至汉中或巴蜀地区，走此道较为近便。因此在唐朝时也成为重要的南北通道。其行经路线是：从长安向西行七十里至鄠县（今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再向西行七十里至盩厔县（今陕西省周至县）境，折向西南行三十里至骆谷口，谷口设有骆口驿馆，入谷后循渭水支流黑河西侧上行，越过约九十里路程的十八盘岭至骆谷关，关隘系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设置，扼谷道的咽喉，形势十分险要。过关隘后继续向西南行，横渡黑河上游西侧支流，再向西南行，翻越秦岭进入南坡，经湑水驿，横渡酉水，至真符县（治所在今洋县以北的华阳镇）。从真符县分东、西两道通向兴道县。东道向东南行，进入酉水河谷，顺河谷而下至八里关，再折向西南行，越过山梁经白草驿至兴道县（今陕西省洋县）。西道向西南行，越过牛岭进入傥水河谷，顺河谷而下至位于傥谷口的兴道县。骆谷道长约五百里。^[22]

在唐朝以前，骆谷道主要在重大军事行动中利用；而在唐朝时，除用于军事行动外，还扩大到官方和民间。如官吏的赴任、贬外，驿使的传送公文、情报，民间的行旅往来，甚至皇帝的出逃避难等，无不取道于该路。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关中发生兵变，德宗出奔奉天（今陕西省乾县）避难，乱兵进而围攻奉天。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军前来勤王解围有功，但因奸相卢杞猜忌，不仅没有得到褒奖，反而遭受歧视和诬陷，李怀光及其士卒怨愤而反。唐德宗被迫自奉天通过骆谷道出奔梁州（今陕西省汉中市）。当德宗在梁州避难期间（兴元元年即784年二月至七月，约有半年时间），朝臣武将以及文人学士等，频繁地经由骆谷道往返于长安、梁州之间，骆谷道一时成为繁忙的交通要道。在唐末，也发生过皇帝避难于梁州的情况。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冬，黄巢起义军攻破潼关后，势如破竹，直趋长安。唐僖宗在宦官田令孜率领神策军护卫下，仓皇经由骆谷道出逃梁州。骆谷道在中、晚唐时期的重要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三）子午谷道

简称子午道，古代称为蚀中。为穿越秦岭的南北交通要道之一。始通于何时，史无记载。但《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有如下记载：

汉王之国……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去辄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王无东意。

《汉书·高帝纪》也有内容类似的记载。杜南即杜县之南，杜县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西。子午谷的北口位于今西安市长安区西南，即当年的杜县之南。因此，清朝咸丰年间湖北巡抚、精通兵事的胡林翼曾说：

从杜南而入，则子午谷也。从长安南子谷至夹岭，经东江口、宁陕厅，至西乡县之午谷，即子午镇也……史言张良送至褒中，在今褒城县，则当时栈阁自子午镇即迤西南行矣。^[23]

说明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后，从关中到汉中是经由子午道的，而不是走褒斜道。^[24]又据《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记载：

元始五年（注：5年），莽以皇后（注：王莽的女儿）有子孙瑞，通子午道。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

注释《汉书》的颜师古云：“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当，故谓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注：今陕西省勉县）、汉（注：今陕西省汉中市），道名子午谷。”

如上所述，由于当年刘邦从关中到达汉中后烧毁了子午道，因此子午道一直没有被人们使用而荒废。至西汉末，王莽为篡汉作舆论准备，借口皇后有了“子孙瑞”，将历史上被破坏、荒废的子午道重新开通，这就是上引记载中所说“通子午道”的真实情况。因此历来认为王莽最早开通子午道的说法并不确切，需要重新加以澄清。

根据上引记载，子午道的北口在杜陵县（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东北）境内的子午谷口，而子午谷口在长安城南六十里处，因此子午道北口的地理位置十分明确。但是，子午道南口的地理位置却非常模糊。因为汉朝没有设置汉中县，只有汉中郡，记载所说的“径汉中”无疑是指汉中郡。而汉中郡的地域范围很广，东起房陵、长利等县（今湖北省十堰市一带），西至沔阳县（今陕西省勉县）、南郑（今陕西省汉中一带），比今整个陕南地区还大。那么，子午道南口的具体位置究竟在哪里呢？过去大多认为是在汉中郡的治所西城县（今陕西省安康市）境内，近年有学者提出疑问并加以辨正，认为在南朝萧梁以前，子午道的南口位于汉代时汉中郡中部，即今陕西省石泉县境内。^[25]不论其南口是在今安康市境内或是在石泉县境内，如果将子午道的北口与南口连成直线来看，大致呈北南方向，与颜师古的注释基本符合。

子午道自北向南的行经路线是，从长安向南行六十里至子午谷口，因子午谷本身并不长，入谷后行二十多里，向西越过横梁进入沣水河谷，并到达子午关。关隘位于沣水河谷内，为王莽重开子午道时所建，距长安约一百里。这里两侧岩壁对峙，谷身狭窄，形势险要。过子午关后，循沣水河谷而上，越过秦岭，进入秦岭南坡的洵水上游河谷，循河谷而下，经东江口、七里沟口后，转入池河上游的河谷，再顺着河谷而下，经腰岭关至今石泉县境内的池河镇。子午道虽然北口接近长安，穿越秦岭到达汉中的路线又相对较短。但是，沿途山高林密，道路多险阻，加上其南口的地理位置偏东，距离汉中地区经济、交通中心的南郑较远，因此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交通作用比褒斜道和骆谷道都要小。东汉顺帝时，曾下诏“罢子午道，通褒斜路”^[26]。由于子午道长期放弃不用，路况就愈加恶劣。三国时魏国的曹真，就经历过一次进退维谷的遭遇。魏明帝太和四年（230年），大司马曹真奉命征伐蜀国，大军经由子午道南下，遇到了预想不到的困难。当时的情况是：“深入险阻，凿路而前，则其为劳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阪峻滑……闻曹真（出）发已逾月，而行才半谷，治道功夫，战士悉作。”^[27]大军在子午谷中，陷于前进无路、后退也难的尴尬境地。最后，魏明帝不得不召回曹真，放弃了这次军事行动。^[28]

到了南北朝的梁代时，“梁将军王神会，以旧子午道缘山避水，桥梁数百，多有毁坏，乃别开干路”^[29]。所谓干路，就是尽量避开河流，少建栈道、桥梁的山路。从此，子午道有了新、旧两条路线。子午道旧路的行经路线前面已说。新路的行经路线是：北段未动，从秦岭南坡的七里沟口开始改道，新路折向西南，经洵阳坝、火地塘、腰岭关（腰岭关有两处，旧路、新路各有腰岭关）至宁陕老城（在今陕西省宁陕县东北）再转向西南，循子午河的东支堰坪河谷而下，至两河镇进入子午河谷，再顺着河谷而下到达南子午镇（当时尚无子午镇）。至此，分成两路，一路向东南，经今石泉县至池河镇，与子午道旧路相接；一路向西南，横渡傥水，至洋州治所兴道县（今陕西省洋县），再横渡湑水至城固县，再向西至梁州的褒城和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

不难看出，上述这条起自南郑，向东北斜穿秦岭南坡，再循子午道北段到达长安的子午道新路，与三国时魏延所提北伐路线大致接近。据《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记载及裴松之注，蜀汉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率军北伐曹魏，大军集结在南郑，商议进军计划。当时大将魏延向诸葛亮建议：“夏侯楙（按：坐镇长安的魏军统帅）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舡逃走……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这无疑是一个出奇兵突袭敌后的好主意，可惜诸葛亮过于小心谨慎，加上对魏延一向不信任，所以没有采纳。其实，魏延不仅勇猛过人，累立战功，而且颇有智谋。他早在刘备就位汉中王时，就已担任汉中太守，长期在南郑、褒中等地屯兵防守，对于秦岭一带的地理环境和长安城内曹魏情况都十分熟悉。他提出的“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的奇袭进军路线，绝不是出于盲目想当然，而是有客观依据的。否则，后世的子午道新路何以能相接近？可以认为，子午道新路线轨迹（包括旧路的北段），早在三国时期以前就已客观存在。这很可能是长期以来民间往返于南郑、长安之间而形成的一条山间捷径。孟子云：“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30]。这条捷径正是这样形成的，三国时期已经存在，久居汉中地区的魏延当然知道。魏延部下的探卒，可能经常利用这条捷径到长安城内搜集魏国方面的情报，所以他对诸葛亮说：“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如此有把握。这条捷径，到了南北朝梁代时依然存在，因而王神会据此加以改道而成子午道新路。

子午道不论是旧路或是新路，与其他几条穿越秦岭的南北通道相比，显得更为险恶难行，因此历来除了军事行动外，一般驿使传送公文情报和民间商贸行旅，多不取道于此。但是也有例外，在安史之乱前的天宝年间，由于杨贵妃爱吃产于今四川涪陵一带的新鲜荔枝，因此一直比较冷落的子午道，骤然间变成一条重要的驿道，沿途设置了驿站馆舍，为传送荔枝的专骑昼夜服务。据《新唐书》卷七十六《后妃传上·杨贵妃》记载：

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

当时从山南西道最南端的涪州，传送荔枝至长安的路线是，从四川涪陵出发，渡长江至乐温（今重庆市长寿区东北），循容溪（今龙溪河）河谷北上，经梁山县（今重庆市梁平区）、新宁县（今四川省开江县东）、东乡县（今四川省宣汉县北），循下蒲水（今后江）河谷北上，入米仓道，至洋水上游的洋源县（今陕西省镇巴县南），循洋水河谷而下，至洋州治所西乡县（今陕西省西乡县），渡过汉水至石泉县西北（南子午镇），再循子午道新路北上，越过秦岭抵达长安，全程约二千里，史称荔枝道。当时为保持荔枝新鲜，传送者采取接力方式，快马如飞，昼夜兼程，日驰六七百里。唐代诗人杜牧所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31]，就是对飞速传送荔枝情景的描述。安史之乱后，荔枝道已不再是皇家传送荔枝的专用道路，而演变成公私行旅的南北交通要道之一。

在安史之乱期间及战后的中、晚唐时期，上述三条穿越秦岭的路线，与长江、汉水以及渭水、关中漕渠共同组成一条水陆联运的漕路，长期替代被叛军破坏或短期替代被藩镇阻断的传统漕路，将江淮地区的粮食、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输到关中和长安，对于支撑着唐朝政府的继续存在与运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