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耀卿漕运改革方案有效率提升国家运输效率中国运河三千年

裴耀卿（681～743年），字焕之，绛州稷山（今属山西）人，幼年中童子举。开元初，累官至长安令，颇有政绩。后历任济州刺史、宣州刺史、京兆尹，直至宰相。以往漕运都实行直运方式，是由百姓出钱雇佣船只和人员，装载漕粮，从本地出发，一直运送到洛阳的含嘉仓或指定的其他地点。裴耀卿深感这种漕运方式运输效率太低，不利于国家，也使百姓负担太重，因此酝酿成一套漕运改革的方案。开元十八年（730年），他在宣州刺史任内，向唐玄宗上书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调物，以岁二月至扬州入斗门，四月已后始渡淮入汴，常苦水浅。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涨，须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樯阻隘。江南之人不习河事，转雇河师水手，重为劳费。其得行日少，阻滞日多。今汉、隋漕路，濒河仓廪，遗迹可寻。可于河口置武（虎）牢仓，巩县置洛口仓，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阳、柏崖、太原、永丰、渭南诸仓，节级转运，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于仓以待，则舟无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139]

这一段记载，概括了裴耀卿的漕运改革内容。意思是说，从江南漕运粮食、物资至京师，由于路途遥远，而所经过的水道，又因水位高低不同，需要停船等候。途中行舟的时间少，而停船等候的时间多，漕船在初春的正、二月起程，至秋冬才能到达洛阳的含嘉仓。不仅途中的时间长，而且所载粮食、物资损耗多。此外，江南百姓不熟悉在黄河中行舟，不得不出钱雇佣河师水手，增加百姓的经济负担。因此他提出一个改革方案，即充分利用隋朝遗留下来的粮仓，进行重建或扩建。在汴渠口置虎牢仓，江南漕船不入黄河，将粮食、物资存入该仓后，就可返回。在巩县置洛口仓，黄河漕船不入洛水，将粮食、物资存入该仓后即返回。另外，再利用河阳、柏崖、太原、永丰、渭南诸粮仓，将粮食、物资分段转运至京师。无疑，这是一个很好的漕运改革方案。但当时唐玄宗对这个改革方案不置可否，并没有进行漕运改革的决心。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秋，“霖雨害稼，京城谷贵，上将幸东都，独召耀卿问救人之术”^[140]。唐玄宗眼看夏潦成灾，粮价腾踊，关中和长安又将发生粮荒，这才想起三年前裴耀卿改革漕运的建议。裴耀卿当时已升任为京兆尹，官署就在长安。因此玄宗在动身去洛阳前，单独召见裴耀卿询问解救关中即将发生粮荒的办法，此时裴耀卿腹中的漕运改革方案，比三年前更加成熟了，他当即向玄宗详细陈述道：

今既大驾东巡，百司扈从，太仓及三辅先所积贮……臣分道赈给，计可支一、二年。从东都更广漕运，以实关辅，待稍充实，车驾西还，即事无不济……臣以秦中地狭，收粟不多，倘遇水旱，便即匮乏。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廪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以此车驾久得安居。今国用渐广，漕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陛下数幸东都，以就贮积，为国大计，不惮劬劳，只为忧人而行。若能更广陕运，支粟入京，仓廪常有三、二年粮，即无忧水旱^[141]。

接着，又谈了具体的做法：“请罢陕陆运，而置仓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输粟于仓而去，县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仓三门东、西，漕舟输其东仓，而陆运以输西仓，复以舟漕，以避三门之水险。”^[142]

唐玄宗十分赞同裴耀卿的漕运改革意见。为了便于实施，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任命裴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兼江淮、河南转运使，并以郑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萧炅为转运副使，协助裴耀卿推行漕运改革。同年，还根据裴耀卿的建议，划出荥泽、汜水、武陟三县的部分地域，新置河阴县；并在黄河南岸、汴渠口的东侧（今河南省郑州市西北）设立河阴仓，用以中转从江淮一带运来的粮食、物资。恢复位于河清县西南黄河北岸的柏崖仓（在今河南省孟津县以北。该粮仓始设于唐高宗咸亨年间，后废，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在裴耀卿的建议下，重新启用）。为避开三门峡的一段水运险道，在三门峡东端设置集津仓（仓址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以东二十多里的黄河北岸，遗址已淹没在水库中）；在三门峡西端设置盐仓（又名三门仓，仓址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以东五里的黄河北岸，遗址已淹没在水库中）；并在集津仓与盐仓之间凿山开路十八里以为陆运。这样，来自江淮一带的漕船，到达河阴仓卸下粮食、物资后就可返回。暂时贮存在河阴仓的粮食、物资，由官府出钱租船分别转运至洛阳的含嘉仓和三门峡东端的集津仓。转运至含嘉仓的粮食、物资，作为国库储备而留在东都。转运至集津仓的粮食、物资，改用牛车在新开凿的山路上陆运至盐仓，这样就避开了三门峡的水运险阻。从盐仓再利用水运向西运至太原仓。太原仓位于陕州（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境内的黄河南岸，原为隋朝所设的常平仓，唐时升格为国家粮仓，并改称太原仓。因其处于“控两京水陆之运”^[143]的重要地位，也就是洛阳与长安之间水陆运输的交会点，因此成为隋、唐两代从关东至关中漕运的重要中转站。从太原仓水运或陆运至关中的永丰仓（位于今陕西省华阴市境内），再从永丰仓用牛车陆运至长安（其时关中的广通渠早就淤塞，而渭水多沙且常枯水，故多用牛车陆运）。上述的漕运路线和过程，就是裴耀卿所推行的漕运方式，其特点就是沿途设仓，分段转运。史称节级转运法，也称转搬法。

节级转运法与过去的直运法相比，运输效率明显有了提高，因此实施结果：“凡三岁，运七百万石，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144]。由于裴耀卿在三年内（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即734～736年），向关中运送了七百万石的粮食，大大地充实了关中的粮食储备，为赈济关中灾民和降低关中市场粮价起到了关键作用。再加上当时关中的自然灾害明显减少，农业生产的收成也逐年上升，因此出现了久违多年的粮食供过于求的现象。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唐玄宗从洛阳返回长安，由于关中粮食充足，就此结束了自唐高宗以来皇帝常去洛阳避灾就食的局面。又因关中粮食供过于求，粮价不断下跌，为了防止谷贱伤农，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朝廷作出了两项重大决定：“命增时价什二、三，和籴东西畿粟各数百万斛。停今年江淮所运租。”^[145]就是说，一是官府用高于市场价十分之二三的价格，在京畿东、西地区各收购粮食数百万斛，名曰“和籴”，目的是制止粮价下跌，保护农民利益；二是停止一年来自江淮的漕运。

从三年运七百万石的漕运量来看，裴耀卿推行的节级转运法，确实是卓有成效的。关于节级转运法的优点，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以往实行直运法时，从江淮到洛阳，要经过邗沟、汴渠、黄河和洛水四条水位各不相同的河道，由于这些河道流经的地域跨及南方和北方，气象情况不一致，正如裴耀卿所说：邗沟水浅，须等待涨水后才能渡淮入汴，而到了汴渠入黄河口，正值黄河涨水，又须等待河水回落后才能入河，从而造成行舟日少，等候日多，在途中白白浪费时间。改行节级转运法后，因行舟的路程缩短，河道出现不同水位的状况也就少，从而可以减少途中等待时间，提高漕运效率。“比于旷年长远，利便一倍有余”^[146]。

第二，以往直运法，因“水行来远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之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147]。又因途中时间长，难免会受到河浪、雨水的侵袭，使粮食发生霉变，造成很大损耗。加上路途长，运输人员在途中吃掉的粮食较多，偷盗的机会也多，所谓“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窃盗”^[148]，结果是“粮食既皆不足，欠折因此而生”^[149]。如此七折八扣下来，从起始站运出的一石米，到达终点站时能剩下一半算是不错的了。改行节级转运法后，因路程缩短，粮食、物资在途中的消费、损耗量可以减少，发生偷盗的机会也少。

第三，以往直运法，因路途遥远，运输人员在途中十分劳累，并因南、北方气温差异大，得病率高；特别是南方人不熟悉在黄河中行舟，南方漕船的形制也不适宜在黄河中航行，运输安全得不到保障。改行节级转运法后，南方漕船不入黄河，又缩短了路程，在保障人员健康和运输安全方面都比较有利。

第四，实行节级转运法后，由于江淮一带的漕船不需进入黄河，因此不必另外出钱雇佣河师水手，这对江淮一带的百姓来说，可以节省一笔运输费用的支出。

第五，过去直运法时，从江淮到洛阳的漕运劳务，全部由百姓承担。改行节级转运法后，江淮漕船只到河阴仓，以后的运输由官府承担。由此可以节省从河阴仓至洛阳一段路程的劳务，裴耀卿利用这些节省下来的运输劳务，责成江淮百姓将江淮地区义仓中的陈粮运送到河阴仓；再由官府转到其他缺粮地区。这样做，对于江淮地区的百姓来说，虽然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利益，但是对于江淮地区义仓中的粮食来说，却可以得到轮换，不致因久存不用而产生霉变，显然是有利于社会的。

第六，节级转运法实施的沿途设仓、分段接运和江船不入河等做法，为中唐时期刘晏进一步改革漕运时，实行“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的分段转运法，提供了启迪和经验。

当然，节级转运法也有不足之处，那就是：为了避开三门峡对水运的险阻，而在黄河北岸的集津仓至盐仓之间，从崖岩上开凿出一条十八里长的山路，利用牛车在这条山路上运粮，时人称之为北运。北运确很艰难，特别是每当下雨或山洪冲刷后，路面溜滑，车翻粮损和牛死人亡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当时朝野颇多微词。本来，这一不足之处是完全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工程措施加以改进的，即对这段山路进行加工，开凿得更宽阔些、平坦些，就可解决问题。退一步说，十八里山路的北运固然艰难，但是总比原来从洛阳用牛车运粮至陕州太原仓，要走三百里崎岖山道的南路陆运（即八递场运输）省力得多。

但是，当时新任宰相李林甫，是个口蜜腹剑的奸诈人物，他为了达到独揽朝政大权的目的，抓住节级转运法中关于北运的缺点，竭力诋毁漕运改革的成就。其时，唐玄宗尚在东都洛阳居住，他看到关中地区的经济状况开始好转，想立即返回长安。为人正直的裴耀卿和另一宰相张九龄认为“今农收未毕，请俟仲冬”^[150]。玄宗听了很不高兴。待两宰相退出后，李林甫立即顺着玄宗的心意说：洛阳、长安是陛下的东、西宫，往来行幸应由皇上自己决定。力主即日车驾返长安；并在玄宗面前诽谤中伤裴、张两人为同党。过去一向头脑清醒的唐玄宗，此时已被李林甫的“口蜜”所蒙蔽，根本看不清他暗藏的“腹剑”^[151]，一切信以为真。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十月，玄宗自洛阳回到长安。十一月，罢免了裴耀卿的宰相和江淮、河南转运使等一切官职。不久，张九龄也被罢相。翌年，又罢北运。至此，裴耀卿历时三年、煞费苦心的漕运改革活动被迫终止，前功尽弃。李林甫则如愿以偿，长居于相位并独揽朝政大权达19年之久。由于李林甫及其继任者杨国忠的长期专政擅权，结党营私，使原本国力强盛、繁荣昌盛的唐朝，很快走向政治腐败，危机四伏，终于在天宝十四年（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

【注释】

[1]《全唐文》卷十四《赐京城父老敕》。

[2]《旧唐书》卷四十九《食货志下》。

[3]《资治通鉴》卷二百〇九《唐纪二十五·景龙三年》。

[4]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第28页。商务印书馆，1948年。

[5]清·乾隆三十年刻本《宝鸡县志》卷九《乞文》载：容万有“升原渠说”一文。

[6]详见本书第八章第二节第七部分：“成国渠运河的重开与延长。”

[7]史念海《中国的运河》第189页。

[8]参考《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以及史念海先生《中国的运河》第190页插图绘制。

[9]韦坚重开漕渠的年代，文献记载不一致。《旧唐书·玄宗纪下》《旧唐书·韦坚传》《唐会要·漕运》等，均作天宝元年。《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作天宝二年。《旧唐书·食货志下》《新唐书·地理志一》《元和郡县图志一·华阴县》等均作天宝三年。据笔者研究、分析：因该工程历时二年完成，可能动工于天宝元年，而竣工于天宝三年。

[10]《新唐书》卷三十七《地理志》华州华阴县下。

[11]《旧唐书》卷一百〇五《韦坚传》。

[12]《唐会要》卷八十七《漕运》。

[13]《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关内道二·华州华阴县》永丰仓条下注。

[14]《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

[15]《新唐书》卷五十二《食货志》。

[16]《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

[17]《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

[18]《新唐书》卷三十七《地理志》京兆府·蓝田县下。

[19]《新唐书》卷三十七《地理志》陇州·汧源县下。

[20]《新唐书》卷三十七《地理志》凤翔府。虢县下。

[21]《新唐书》卷三十七《地理志》华州·华阴县下。

[22]《新唐书》卷三十七《地理志》华州·郑县下。

[23]宋程大昌《雍录》卷六《唐曲江》条。中华书局，2002年6月。

[24]《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

[25]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二《长安》、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四《漕渠》。

[26]《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

[27]《新唐书》卷三十七《地理志》京兆府高陵县下。

[28]《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纪十三·贞观十八年》。

[29]《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纪万岁通天元年》。

[30]《全唐文》卷二百十一陈子昂《上军国机要事》。

[31]《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

[32]参见邹逸麟《从含嘉仓的发掘谈隋唐时期的漕运和粮食》一文，载《文物》1974年第2期。

[33]宋·宋敏求等《唐大诏令集》卷七十九《玄宗开元九年九月九日幸东都诏》。

[34]《新唐书》卷二百十《藩镇·魏博传》。

[35]参见本书第十章第二节第五部分内容。

[36]《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九《武胜县·泌水、莲花池》条。

[37]《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卫州·卫县条下记载。

[38]《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三《沧州·南皮县·毛河》条下。其中“开元十三年”与《新唐书·地理志》的“开元十年”不合。另外“自临清南……”也不相合。临清远在贝州，不可能。而临津县在唐天宝元年前称为胡苏县，位于南皮县之南，地理位置相邻近，比较合理。

[39]《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二《杜兼传附其子杜中立传》。

[40]《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五下《姜师度传》。

[41]《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五下《姜师度传》。

[42]《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43]《旧唐书》卷四《高宗纪上》。

[44]《资治通鉴》卷二百〇三《唐纪十九·永淳元年》。

[45]参考《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并增加若干内容而绘成。

[46]参考《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并增加若干内容而绘成。

[47]《旧唐书》卷九十三《王睃传》。

[48]《新唐书》卷三《高宗纪》。

[49]参考水利电力出版社《中国水利史稿》下册第332页插图加以简化绘成。

[50]转引自《读史方舆纪要》卷一〇七《永福县·白石水》条。

[51]陡河图原件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里转引自郑连第《灵渠工程史述略》第91页。

[52]清·鄂尔泰《重修桂林府东西二陡河记》，载嘉庆《临桂县志》卷十一《沟洫》。

[53]唐高宗《赐京城父老敕》，载《全唐文》卷十四。

[54]陈子昂《谏灵驾入京书》，载《全唐文》卷二一二。

[55]《旧唐书》卷七《中宗纪》。

[56]《资治通鉴》卷二〇九《唐纪二十五·景龙三年》。

[57]《新唐书》卷一二三《李峤传》。

[58]《资治通鉴》卷二〇九《唐纪二十五·景龙三年》。

[59]据《旧唐书·中宗纪》和《旧唐书·崔湜传》记载，景龙三年（709年）五月，新提拔为宰相的崔湜，因选拔官吏坐赃受贿而被贬谪为襄州刺史，同年十一月遇朝廷赦，崔湜回京任尚书左丞。说明崔湜任襄州刺史仅半年时间。因此，开辟丹灞线运道的建议，亦当在景龙三年（709年）五月至十一月期间提出的。

[60]这是唐人王贞白《商山》诗，八句中的两句。见《全唐书》卷七百〇一。

[61]白居易《登商山最高顶》诗，见《全唐诗》卷四百三十一。

[62]转引自辛德勇《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一文，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4期。

[63]《册府元龟》卷六百九十七《牧守部·酷虐》。

[64]参考《地理学报》1962年第4期，黄盛璋先生论文的相关插图绘成。

[65]《新唐书》卷九十九《崔仁师传附崔湜传》。

[66]《新唐书》卷九十九《崔仁师传附崔湜传》。

[67]《全唐诗》卷五百〇八。(www.xing528.com)

[68]《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张戎语。

[69]《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三《刘晏传》。

[70]《旧唐书·食货志下》《唐会要·漕运》均作“汴州东有梁公堰”。汴州即今河南开封市，在开封市以东不可能有梁公堰。当是“汴口东有梁公堰”之误。盖汴口即汴渠口，在板渚，而梁公堰应在古汴渠口，位于板渚汴口之东，正合。

[71]《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河阴县》条。

[72]《唐会要》卷八十七《漕运》。

[73]南宋·王应麟《玉海》卷二十二。

[74]汴渠入淮处所在的临淮县及其以东一带，地势很低，这就是后世在这里形成洪泽湖的主要原因。

[75]《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中《齐澣传》。

[76]《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中《齐澣传》。

[77]朱偰《中国运河史料选辑》第26页，第十章《编者按》。中华书局，1962年7月。

[78]清·嘉庆《瓜洲志》卷一《疆域》。

[79]《全唐诗》卷五百十一。

[80]王安石撰、李壁注《王荆公诗注》卷四十三。

[81]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三《江都县·扬子桥》条下记载的资料。

[82]清代刘文淇认为扬子津、扬子桥不是同一地方，扬子津不在扬州以南的江边，而在今仪征江边。他在《扬州水道记》一书中说：“凡言扬子津者，皆仪征渡江处也。”又说：“由扬子趋京口者，是伊娄河未开以前，凡渡江者皆由六合之瓜步、仪征之扬子津也。《读史方舆纪要》谓：‘往时京口与扬子桥对岸。’按唐梁肃《通爱敬陂水门记》云：‘当开元以前，京江岸于扬子，海潮内于邗沟’。所谓扬子者，亦指扬子津而言，非谓今之扬子桥也。”（该书卷一）。但《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隋纪五·大业七年》记载：“升钓台，临扬子津，大宴百僚。”可见扬子津就是扬子桥。《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三《江都县·扬子桥》条下记载，也说扬子津即扬子桥。现代出版的有关辞典，如《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等，均认为扬子津、扬子桥是同一地方，位于扬州以南的长江岸边，为古渡口。

[83]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润州·八》条下记载的资料。

[84]《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五《镇江府·丹徒县·漕河》条下。

[85]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编《江苏城市历史地理》，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

[86]《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五。或《全唐诗》卷一百八十四。

[87]参考水利电力出版社《中国水利史稿》中册第21页插图加以简化绘成。

[88]见《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三《扬州·江都县》条下和清·乾隆《江都县志》卷一的有关记载。

[89]《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九《张延赏传》。

[90]李绅《入扬州郭》诗，载《全唐诗》卷四百八十二。

[91]《蔡宽夫诗话》的作者蔡宽夫究竟是谁，过去众说纷纭。据现代学者郭绍虞《宋诗话考》认定，蔡宽夫即蔡居厚。居厚字宽夫，神宗至徽宗时期人，官至户部侍郎、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市，当时为南京）尹等职。

[92]载《全唐诗》卷一百四十七。

[93]载《全唐诗》卷三百五十五。

[94]《隋书》卷二《高祖纪下》，《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95]《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96]李宗闵《故丞相尚书左仆射赠太尉太原王公神道碑铭》，载《全唐文》卷七百十四。

[97]《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

[98]《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

[99]《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100]《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101]《元和郡县图志》卷六《河南府永宁县·二崤山》。

[102]《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

[103]《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

[104]《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

[105]《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

[106]唐朝名相李泌，曾封邺侯。泌子李繁撰《邺侯家传》，记其功业。《邺侯外传》则为后世伪托李繁所撰。这里转引自《太平广记》卷三十八。

[10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门峡漕运遗迹》附录一《三门峡漕运简史》，科学出版社，1959年。

[108]《水经注》卷四《河水》。

[10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门峡漕运遗迹》附录一《三门峡漕运简史》，科学出版社，1959年。

[110]《唐会要》卷八十七《漕运》。

[111]《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

[112]《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

[113]黄河自西向东流，其左岸为北岸；但流经三门峡的河段，折而自北向南流，故其左岸为东岸。

[114]据中科院考古所《三门峡漕运遗迹》记载：开元新河东岸的山不高，从栈道至河底的相对高度7米多，若至当时有水的河面，相对高度还要低些。因此开在山顶的栈道，可以牵引河中的漕船。这条栈道长70余米，宽约1米，路面向外侧倾斜，绝难行走。

[115]参考中科院考古所《三门峡漕运遗迹》所附《三门峡形势图》加以简化绘成。

[116]据中科院考古所《三门峡漕运遗迹·开元新河》，科学出版社，1959年。

[117]唐郑棨《开元传信录》，载台湾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2册。

[118]《通典》卷十《食货·漕运》。

[119]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三门峡漕运遗迹》第69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120]《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

[121]《通典》卷十九《职官一》。

[122]《通典》卷十七《选举五》。

[123]《通典》卷十五《选举三》。

[124]《全唐文》卷二百四十七，李峤《请减员外官疏》。

[125]《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六《卢怀慎传》。

[126]见《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报告》，《文物》1972年第3期。

[127]唐·张鷟《朝野佥载》卷二，中华书局，1979年。

[128]《旧唐书》卷四十九《食货志下》。

[129]《唐会要》卷八十七《漕运》。

[130]《资治通鉴》卷二百〇九《唐纪二十五·中宗景龙三年》。

[131]杜甫《忆昔》诗第二首中的四句，全诗载《全唐诗》卷二百二十。

[132]《通典》卷十《食货·漕运》。

[133]《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

[134]《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

[135]《通典》卷十《食货·漕运》、《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

[136]唐·郑綮《开天传信录》，载台湾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2册。

[137]《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

[138]《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九《漕运》。

[139]《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

[140]《旧唐书》卷九十八《裴耀卿传》。

[141]《旧唐书》卷九十八《裴耀卿传》。

[142]《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

[143]《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五下《姜师度传》。原文作“控两京水陆二运”。

[144]《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旧唐书》卷四十九《食货志》作：“……省陆运之佣四十万贯”。

[145]《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四《唐纪三十·开元二十五年》。

[146]《旧唐书》卷四十九《食货志下》。

[147]《新唐书》卷五十二《食货志》。

[148]《旧唐书》卷四十九《食货志》。

[149]《旧唐书》卷四十九《食货志下》。

[150]《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四《唐纪三十·开元二十四年》。

[151]成语“口蜜腹剑”即出典于李林甫。《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五《唐纪三十一·天宝元年》记载：“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者，必百计去之。或阳与之善，嚼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