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运河：初至盛唐时期的漕运概述

《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云：

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时，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故漕事简。

这是对唐朝建国初期漕运情况的概括。当时之所以“漕事简”，其原因不外乎：一是高祖、太宗都是唐朝的开创者，深知多年的开国战争给民众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必须给予民众轻徭薄赋和休养生息；加上统治者对自己有较严格的要求，能够注意节俭，朝廷开支较小，因此不需要更多的粮食和物资。二是当时国家初创，朝廷机构精简，官员数量不多。太宗贞观六年（632年），朝廷文武官员只有642人。^[121]由于吃皇粮的人有限，朝廷开支也少，一年二十万石的漕运量已能满足朝廷的开支需要。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到高宗时期，朝廷开支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叙述其时的情况说：

自高宗以后，岁益增多，而功利繁兴，民亦罹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东都输含嘉仓，以车或驮陆运至陕，而水运来远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

自高宗中、后期开始，一方面，由于朝廷机构设置日益繁缛，官员数量逐渐增多。显庆年间（656～661年）一品至九品的各级文武官员已有13465人。^[122]武则天执政后，因开科取士，使大批读书人走上仕途，官员人数更是激增。当时的情况是：“武后临朝，务悦人心，不问贤愚，选集者多收之。职员不足，乃令吏部大置试官以处之，故当时有车载斗量之谣”^[123]。及至神龙年间（705～707年），更发展到官场因人设位、官职任意泛滥的地步。所谓“唯以爵赏为惠，不择才能任官……正缺不足，加以员外，非复求贤助理，多是为人择官。接武随肩，填曹溢府”^[124]。当时增设员外郎这一新官职，仅新增的员外官就达2000余人之多。而且员外郎一职，从此沿用下来，成为定制。由于官员数量大增，朝廷的俸禄开支自然也多，漕运量就会随之激增。因此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无不忧心忡忡。时任右御史台中丞的卢怀慎，上疏力陈其弊云：“今京诸司员外官数十倍，近古未有……而奉禀之费，岁巨亿万，徒竭府藏，岂致治意哉！今民力敝极，河渭广漕，不给京师，公私耗损”。^[125]另一方面，兵制发生变化。唐初实行府兵制，府兵制的特点是：亦兵亦农，兵农合一，当兵自带口粮，不需朝廷供给军饷。因此高祖、太宗之时，关中虽有大量驻军，并不增加朝廷开支。高宗、武后时期，府兵制逐渐不能适应形势需要，开始变化。到玄宗开元年间，府兵制终于为募兵制所取代。募兵制是由朝廷来供养军队，而当时西北边境又有战事，作战和驻防的军队很多，需要的粮饷也多，这也是漕运量激增的主要原因。另外，高宗在位的中、后期，关中地区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庄稼常常颗粒无收，遍地饥馑，急需大量的粮食运往关中赈济灾民，这是漕运量激增的又一原因。

当时漕粮的主要供应地，从20世纪70年代初，洛阳附近唐代含嘉仓考古发掘^[126]可知，含嘉仓所储粮食主要来源于黄河下游和江淮地区，说明今河北平原和山东、江淮等沿海地区是当时的主要产粮区，从这些产粮区运粮到洛阳的含嘉仓，水路息息相通，水运非常方便。但是从含嘉仓向西运粮至关中，由于黄河三门峡险阻，水运十分艰难，不得不改以陆运。这就是上引记载中所说：“初，江淮漕租米至东都含嘉仓，以车或驮陆运至陕”的原因。因此，初、盛唐时期的漕运，主要是对三门峡险阻的斗争。从唐高宗时期开始，就为克服三门峡天险和改善这一段险路的通航条件，而采取各种工程措施。例如，中宗时将作大匠杨务廉在三门峡开凿用以挽舟的栈道。“奏开陕州三门（峡），凿山烧石，岩侧施栈道牵船。河流湍急，苟牵绳一断，栈梁一绝，则扑杀数十人……牵船皆令系二釽于胸背，落栈着石，百无一存”^[127]。这次工程的结果，不仅没有取得实际效果，而且常使挽舟者丧失生命。

由于三门峡天险当时难以克服，于是产生一种回避思想，即干脆甩开三门峡，另找入关漕运途径。高宗咸亨三年（672年），关中大旱，出现严重粮荒，急需粮食运往关中赈救灾民。监察御史王师顺奏请“运晋、绛州仓粟以赡之，上委以运职。河渭之间，舟楫相继，会于渭南”^[128]。从晋、绛地区（今山西西南部）运粮至关中，沿汾水而下，经黄河而达关中，不需要经过三门峡。这次漕运，既然是“河、渭之间，舟楫相继”，看来规模不小。由于当时关中久旱，渭水在渭南县以上水枯浅涩，不能行舟，所以漕运船队只能溯渭水而到渭南为止，并“置仓于渭南东”^[129]，再改用牛车转运至长安和关中各地。

中宗景龙三年（709年），“关中饥，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牛死什八九”^[130]。由于关中急需粮食，襄州刺史崔湜向朝廷提出开辟商山新路，利用丹水和灞水建立水陆联运通道，以解决至关中的漕运问题。结果完全失败（详见本章第五节）。

唐玄宗即位后进入盛唐时期，其时政局稳定，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对外军事行动也捷报频传，出现了“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131]的开元盛世。但是，关中地区因自然灾害频仍，粮食物资短缺的现象并未完全消失。因此在玄宗执政的前二十年间，也与高宗等一样，经常要去东都洛阳避灾就食。为了尽快解决关中的缺粮问题，就必须加紧漕运，而水运因三门峡险阻难以解决，因此只能以陆运代替水运。据《通典》卷十《食货·漕运》记载：(www.xing528.com)

开元初，河南尹李杰始为陆运使，从含嘉仓至太原仓置八递场，相去每长四十里，每岁冬初起，运八十万石至一百万石，每递用车八百乘，分为前后交，两月而毕。

所谓八递场，就是在含嘉仓（洛阳）至太原仓（陕州）约三百里山路间，设置八个中间接运站，场（站）之间，用牛车运粮。每完成一站的运输，就调换牛和车，这样可使牛得到休息，车得到检修，实际上是一种接力的运输方式。八递场运输效率不低，每年冬季二个月，可运粮八十万至一百万石。但是，使用的牛车数量较多，尤其是这些拉车的牛，都是农家用于生产的耕牛，每当冬间时期，官府征用农家的耕牛用以运粮，容易损伤牛的身体甚至累死，因此后来在“天宝九年九月，河南尹裴迥以递重伤牛”^[132]而罢八递场运输。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裴耀卿任宰相，对漕运进行改革，推行“节级转运法”（详下述），“凡三岁（开元二十二至二十四年），漕七百万石，省陆运佣费三十万缗。”^[133]平均每年漕运二百三十多万石，这么高的运输量，说明“节级转运法”的效果是好的，裴耀卿对漕运的改革也是有成绩的。但是，正当漕运改革取得初步成效之际，裴耀卿却无端受到谗言中伤而被罢相，漕运改革也就停止了。

裴耀卿罢相后，朝廷恢复南路陆运。在新任河南转运使的努力下“岁运百八十万石”^[134]，这个漕运量数字是不低的。后来在天宝七年（748年），南路陆运还创造了岁运二百五十万石的空前纪录。这一空前纪录是怎样创造的呢？主要是增加牛车的数量和延长运输的时间。据记载：“天宝七年，运二百五十万石，每递用车千八百乘，自九月至正月毕。”^[135]可知，比开元初期李杰负责八递场运输时，每递多用车一千乘；时间是从九月到翌年正月，每年运输五个月，比李杰时每年多三个月。

但是，陆运毕竟劳民伤牛，运输费用也比水运高。因此开元二十九年（741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在三门峡开凿了一条人工渠道，以期彻底解决漕运在三门峡的梗阻。这条被后世称为开元新河的三门峡人工渠道，开通后，“岁省运夫五十万，无覆溺淹滞之患，天下称之”^[136]。天宝三年（744年），韦坚创唐朝漕运最高纪录，“漕山东粟四百万石”^[137]至关中；同时，许多来自关东各地的民间商船，齐集在长安的广运潭接受唐玄宗检阅，这些情况都是在开通了开元新河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出现的。后来，因黄河泥沙在开元新河中不断沉积，特别是安史之乱爆发后，开元新河在长期无人管理状态下，遂渐渐地淤塞了。

初、盛唐时期，从关东到关中的漕运，除了受到三门峡天险的梗阻外，还因渭水的水位变化无常（夏秋时，山洪暴发，河水猛涨且汹涌，不宜航行；冬、春时，少雨干旱，河道缺水浅涩，无法航行）和关中漕渠的长期淤塞，也是严重影响漕运的因素。关中原有一条傍渭水南岸延伸的漕渠，即隋开皇四年（584年）开通的广通渠，是从潼关通向长安的一条漕运要道。隋炀帝即位后，由于基本上不在长安居住，对关中的广通渠不很关心，加上经隋、唐之交时的战争破坏，广通渠在隋末唐初时已经淤塞了。唐朝建立后，虽然建都于关中的长安，但对关中广通渠的淤塞，在天宝元年（742年）以前未见有疏浚或整治的记载。这是因为，高祖、太宗之时，年运入关中的漕粮数字很小，不过一二十万石，一般是通过其他途径运入关中的。如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是“开斜谷道水路运米以至京师”^[138]的，并没有利用关中漕渠。高宗和玄宗前期，关中自然灾害频仍，特别是旱灾，导致关中百姓常陷于饥馑或流离失所。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不愿再兴师动众地大开河渠，加上当时的关中漕渠（广通渠）已经严重淤塞，并非一般的疏浚、治理所能解决问题，必须采取大规模的工程措施，这就需要征发许多劳役，在当时很不妥当。退而言之，即使采取了大规模的工程措施并开凿成河床后，也无水源可引，因为当时关中久旱，许多水源断流。在这形势下，唐朝的统治者采取了逃避现实的消极办法，即每当关中出现粮荒时，就率领文武百官到东都洛阳就食、听政，一去就是一年或二年。直到天宝元年（742年），陕州刺史兼水陆转运使韦坚，鉴于三门峡人工渠道已经开通，因此及时地向朝廷建议重新开凿已经淤塞多年的关中漕渠，以使从洛阳到长安的漕运水道全线贯通。关中漕渠的重开工程历时二年完成。韦坚主持漕运工作期间，从关东各地运至关中和长安的，不仅是粮食，而且还有大量的轻货。所谓轻货，就是相对于粮食、食盐、铁器等沉重货物而言的，实际上就是各地的土特产和日用百货，从而使原本粮食、物资严重短缺的关中地区，完全改变了面貌，重新呈现一派经济繁荣的景象。只可惜好景不常，一场突如其来的安史之乱于天宝十四年（755年）爆发，使摆脱饥馑、苦难不久的关中地区，又陷于战乱之中，而重新开通的关中漕渠，在安史之乱后的大历年间（766～779年）也再次淤塞。

这里还得提一下，前面已经说过，初、盛唐时期的漕粮，主要来源于河北平原、黄河下游和江淮地区。从这些产粮区到洛阳、长安的漕运路线，除了上述黄河、关中漕渠等主干漕路外，从河北平原通向黄河的永济渠和从江淮地区通向黄河的汴渠，也是当时的重要漕路。由于这两条漕路的有关漕运情况，在本章第五节和第二节中已经分别涉及，因此在本节中不再重复。